胡學文創作豐厚，今年在《鐘山》第3-4期上連載推出三十多萬字的新長篇《龍鳳歌》。篇題“龍鳳歌”之“龍鳳”有三重意蘊：第一，指馬秋月的剪紙和繪畫中常見的龍鳳形象；第二，取龍鳳呈祥之意，勾連數對傳奇姻緣：如棗紅馬牽線締結的奇緣——朱光明和馬秋月，二姐和曲風的一見鐘情，肖東流與朱光蓮的偶然相遇等；第三，取龍鳳胎的吉祥寓意，圍繞主人公龍鳳胎兄妹朱燈和朱紅的性格形成和命運糾葛，寄托著馬秋月望子成龍、望女成鳳的殷切期盼。

在具體的敘事形式上，《龍鳳歌》沿著三種視角展開：上卷主要由母親馬秋月的限知視角展開，通過棗紅馬牽動的朱光明和馬秋月的結緣、馬秋月和朱家三姐妹的妯娌情誼、馬秋月和大有媳婦相伴聽故事的經歷，龍鳳胎兄妹的艱辛養育過程，朱光明和霍木匠的師徒情誼，展現出冀北鄉村的溫情與殘酷。這條線索的特點是重描寫，側重于內心世界的鋪展，敘述節奏較為舒緩。《龍鳳歌》下卷視角由龍鳳胎兄妹交替敘述。下卷由朱丹駕駛的半掛車墜河案為核心，先從龍鳳胎哥哥朱燈的限知視角出發，展現半掛車的野蠻駕駛、違規營運的社會亂象，批判執法部門的缺位、不法機構利用政策漏洞進行違法犯罪等行為。在這個角度上，《龍鳳歌》不僅可以被解讀為社會派推理作品，抽絲剝繭，環環相扣，具有神秘的懸疑色彩，展現出胡學文近年來在寫作類型上的拓展，在文化工業體系中受到的日臻成熟的訓練；同時這也是一部現實主義小說，展現出胡學文作為作家的使命和時代擔當。大的歷史背景是因城市化進程所導致的鄉土社會秩序的瓦解，朱燈的視角順便帶出自身從豆莊爬出，由鎮至縣，從省到市的升遷歷程，從公辦教師到縣長秘書再到都市報副刊部主任的職業軌跡。

第三個視角是龍鳳胎妹妹朱紅的限知視角，敘述朱紅和劉長腿的恩怨糾葛：朱紅與劉長腿的相戀相知、朱紅力排眾議執意嫁給門風不佳的劉長腿、劉長腿與小桃的初次外遇、小桃的懷孕與墮胎、朱紅對劉長腿的一百天懲罰和考驗、劉長腿的多次出軌、女兒歡歡樂樂的轉學、朱紅裁縫鋪事業在縣城的擴張、歡歡考取南大后的溫馨之旅等。通過一對夫妻的離婚拉鋸戰展現出人性的幽微復雜，這條線索的特點是重敘述，聚焦于情節，敘述節奏迅疾。朱紅這條線索上的敘事，是我們熟悉的家庭倫理敘事。這條線索的核心沖突，不是夫妻之間現實層面的感情失和，而是由朱紅主導的心理層面的無聲戰役。二人情感的破裂不僅源于夫妻內部的情感破裂，更多受到來自父輩的代際影響。小說中屢次背叛妻子的劉長腿，自小“練就了超出年齡和性別的能力”，博學多才，能言善辯，職業為數學老師。他之所以背叛家庭，很大程度上源自父親的影響。劉長腿的父親劉年，游手好閑，偷雞摸狗，對孩子“不管不顧”，妻子死后更屢次犯忌。《龍鳳歌》展現出子一代的家庭關系和父一代的生命際遇密切相關，青年人的命運處在一種結構性的關系之中，就像劉長腿離婚前的自白，“他不是個好男人，一半原因與父親有關，但不可能再回爐重造”。在這個意義上，劉長腿的自白，一方面洞悉自身命運的悲哀，另一方面也顯示父親角色的缺位、母親的早逝。

對于《龍鳳歌》，不僅可以進行社會分析，還可以從其人物內在的精神進行解讀。從精神分析的維度上，《龍鳳歌》存在較大的認識空間。正是《龍鳳歌》的出現，使得我們對胡學文寫作的分析，不僅可以在意識層面展開，還可以向無意識層面開掘。作為胡學文的最新作品，《龍鳳歌》的故事框架像一個精神分析的案例：療愈精神病人馬秋月和她的龍鳳胎兒女。馬秋月的癥狀是夢游、臆想以及味覺失靈，朱燈朱紅兄妹則有“性倒錯”傾向。馬秋月心思縝密，擅長繪畫剪紙，尤其喜歡去麻婆子家聽故事，想象力豐富。她生下一對龍鳳胎本是喜事，馬秋月卻另有看法：“按照麻婆子的說法，并非所有的龍鳳彼此有礙，大多平安無虞，當千萬對中，總有那么一對命運懸殊。”

語言在癥狀的形成和解除中起到了決定性作用。麻婆子的雙胞胎故事通過“語言”形式根植在馬秋月的大腦中，“麻婆子的故事套住了她，兒女醒時凝視，睡時端詳，沒一刻不想。”之后又發生了一件可怕的事，兩個嬰兒同玩一個鐵釘。朱紅抓的、朱燈吮的鐵釘形象，與麻婆子講述的雙胞胎故事相結合，加深了馬秋月的焦慮情緒。癥狀的解除依然要通過語言。解鈴還須系鈴人，作為地方的民間“講故事的人”，麻婆子充當了馬秋月的精神分析師，她斬釘截鐵地告知馬秋月：“生了龍鳳胎是你的福氣，好生喂養，別餓著娃。”

面對坐月子時突如其來的驚擾和搜查，“丈母娘咬定那幾個人帶進了不干凈的東西，讓朱光明配合她送走。朱光明只好照辦……”在精神分析的意義上，丈母娘的“送”這一社會活動構成了一種“語言”，有其內在規則和符號系統，核心“能指”為“不干凈的東西”。然而，馬秋月拒絕進入這一“話語環路”之中，拒絕“受制”這一象征秩序，拒絕成為這一象征秩序中的“主體”。馬秋月保持緘默，“沒把真正的憂慮和母親及朱光明說。她不是要深埋心底，而是生怕說出來，應驗成真，不再有更改的可能。”此后，朱燈多次出現意外，朱紅則毫發無傷，母親馬秋月出現“味覺失靈”癥狀，據此，麻婆子給出的辦法是“借住”，即把朱紅送去婆婆家一晚。“借住”這一社會活動依然構成一種“語言”，有其自身的內在規則和符號系統，圍繞這一語言系統，形成馬秋月對于現實的理解。這一次，馬秋月選擇進入拉康的“話語環路”中，“受制”這一象征秩序，成為象征秩序中的“主體”。馬秋月看似被治愈，但依然殘存著對故事的執念。

馬秋月有著一套自己的語言，接近拉康分析過的癔癥話語，亦被譯為歇斯底里型話語、癔言學。該詞來自于拉康對法語的“linguistique”（語言學）和“hystérie”（癔癥）的結合。《龍鳳歌》中馬秋月被判定為癔癥病人。癔癥話語不僅包括癔癥患者所發出的話語，也包括包括患者以癥狀的方式來表達，癥狀即其表達方式。馬秋月夢游時，“也在那一夜，馬秋月看到了那只純白的兔子。她什么都知道，又什么都不知道。記得清清楚楚，卻又難以描述。她一半在這個世界拴著，一半沉陷于另一個世界，既清晰又朦朧。”在馬秋月的癔癥話語中，夢游癥狀是一個能指，隱喻著主體的沉默和逃逸。夢游時，馬秋月便逃逸到沒有丈夫、沒有兒女的自由世界之中。

父輩的沉默和逃逸，到了子一代身上，似乎發生“性倒錯”現象。癔癥關系著有關主體性別位置的問題，這個問題可以用“我是男人還是女人？”或“什么是一個女人”的措辭來表達。母親的癔癥影響龍鳳胎兄妹的性格。與父親的口吐蓮花相反，兒子朱燈三歲時“嘴巴依然銹著。要么不張，張嘴也只能出一個音”，其語言能力很晚才開始發展。“語言延遲”由生理因素（聽力障礙、神經發育障礙、遺傳因素、早產并發癥、營養不良）、心理因素（認知發展差異、焦慮抑郁等情緒問題）、環境因素（家庭環境、文化和語言環境）等引起。“語言延遲”意味著朱燈的異在，意味著朱燈對于先于主體的語言結構的拒絕。長大后的朱燈患有小腸氙氣，身體孱弱，無法挑重物；他性格怯懦，行事謹慎，集中體現在對弟弟朱丹事故的延宕處理上，在朱印的三次提醒之后，朱燈才決定通知朱紅和家人。嬰兒階段，妹妹朱紅則表現為快人快語：“朱紅十一個月就能所簡單的字詞了。”朱紅早熟，自小就有著與年齡不相稱的神情，早早便學會幫母親干家務。成年后的朱紅性格潑辣、果決剛強、說一不二，小到日常安排，大到終身大事，都遵循“先落定”的原則，自己做決定。

由此觀之，兄妹二人處于延宕和迅疾的兩端，怯懦和獨斷的兩端，內向和外向的兩端。一方面，兄妹二人相互合作、性格相互補充；另一方面，兄妹二人又構成競爭關系。下卷兩人敘述視角的更迭，其實體現為家庭內部的性別權力的斗爭。若論社會經驗和處事能力，理應由朱紅出面處理朱丹的事故；但朱燈身為兄長，他的社會地位和家庭地位都高于朱紅，他主動要求作為代表出面，使得微型家庭結構又回到既有的性別秩序當中。胡學文將小說敘事形式與性別政治有機結合，展現他日臻成熟的藝術技法。

精神療愈馬秋月一家人的是麻婆子，文學世界的構造者是麻婆子，連接現實世界和想象世界的也是麻婆子。麻婆子與歷史同行，歷經坎坷曲折，即使遭受屈辱的折磨和命運的捉弄，她始終堅持以口傳方式講述故事，傳承歷史、啟蒙智慧。這些故事與當地的自然環境、風土人情、家族歷史密切相聯。“講故事的人”都是連接人類經驗、情感和知識的橋梁。馬秋月一家人對麻婆子的尊崇，實際上寄托著一種對抗時間、超越歷史的追求。

朱燈自小在麻婆子的故事、母親的剪紙、偉大作家的名著中浸染，在語言與圖像的雙重滋養之下，成長為作家。麻婆子的故事構成朱燈認識世界、感知世界的基礎，鄉村生活經驗成為朱燈的寫作素材，朱燈從一個迷戀故事的孩子，逐步成長為一個成熟的作家。可以說，《龍鳳歌》勾連了“講故事的人”和文學創作者，探討了“講故事”和文學的內在關系。作為“講故事的人”的麻婆子是作家朱燈的原初形態，而作家朱燈則為“講故事的人”的成熟階段，他創作并講述故事。更重要的是，作家朱燈為已經過世的弟弟朱丹精心編造一個美麗的故事，在那里，他娶妻生子，過上了勤奮勞動、自給自足的生活。

《龍鳳歌》的最卓越之處，在于展現對于父輩和子輩的精神分析，最終完成對于故鄉的精神分析。在精神分析的意義上，父輩的沉默和逃逸，子一代的“性倒錯”、延宕與獨斷是同時發生的。對于地方寫作而言，胡學文的社會分析和精神分析，馬秋月這樣的夢游者形象，朱燈和朱紅這樣的性倒錯者形象，呈現出極高的精神硬度和強勁的生命韌性；通過分析精神病患者的癥狀，胡學文深度刻寫民族靈魂，從而將復雜的人際關系、社會關系“結構化”。胡學文的寫作不是為了開出藥方，而是在于挖掘出了其深藏在斷裂處的狀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