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字塔的國度》一書，從古埃及文明的地理環境、歷史文化、宗教信仰、語言文字、文化藝術、王權政體、風俗習慣、考古發掘、文字解讀、文明交融等多方面進行解讀，讓同屬于古老文明國度的中國讀者輕松推開古埃及這扇神秘的歷史大門，探尋這個“法老國度”的未解之謎。

我作為作者顏海英教授的弟子，一名埃及學研究者，讀完此書，受益匪淺，從三個向度來解讀該書。

歷史學向度

該書雖然不是一本專門的“古代埃及史”歷史學專著，但從歷史學向度對古埃及文明的發展做了較為系統與權威的闡釋。整本書涵蓋了古埃及文明的不同時期，采取以專題為線索、圍繞核心問題展開的敘述方式，多元、立體地展現古埃及歷史的方方面面。

考古學向度

該書另一個向度就是考古學的實證。在每一個章節前作者將考古發掘的物質遺存和文獻作為文章的起始。圍繞文物進行研究與闡釋是本書的最大特征之一。每個專題之下，不僅有文獻的分類和研究的系統介紹，也有相關考古發現的全面介紹。當然，文物、文獻也并不是已經畫下句號的歷史，需要學術界采用多元的視野，匯集中外學人的觀點，打開歷史詮釋的格局，勾勒更為立體的歷史輪廓，因此兩者是相輔相成的關系。尤其是古埃及對歷史的記載本身就存在不全面、不客觀的問題，古埃及人的統治者會將不符合“秩序”的歷史進行除憶。例如新王國時期，因宗教改革名揚天下的法老埃赫那吞和他的繼任者圖坦卡蒙就是被古埃及歷史除憶的典型代表，在很長的時間里，歷史學家根本無法進行他們的相關研究。再加上古埃及文明本身是一個“死文明”，雖然被譽為“史學之父”的希羅多德在公元前5世紀著有九卷本《歷史》，但其史料來源難以確定，有諸多謬誤。另有一位生活在公元前3世紀上半葉的埃及祭司曼涅托，著有三卷本《埃及史》，記述了從傳說中的天神統治時期至亞歷山大征服前夕的埃及歷代諸王，并首創了以“王朝”劃分埃及歷史的原則。但遺憾的是，這套書早年即已散佚，未在希臘—羅馬世界的主流文化中留下印記。

因此，考古學發現的歷史文物、遺址、遺跡、文獻，以及流傳下來的文本和記錄，都是研究古埃及歷史的重要證據，圍繞這些文物、文獻等“一手資料”的研究就顯得異常珍貴。以對古埃及宗教思想的論述為例，作者結合傳統的歷史學、考古學、語言學，并使用文化記憶與原型理論，將文本、圖像、建筑三類資料比照研究，在介紹古埃及墓葬文獻和神廟典籍發展演變的基礎上，把宗教典籍中的儀式與墓葬壁畫及神廟浮雕中的圖像和文本進行比較研究，對其編撰者、使用者進行考證，勾勒出文本共同體的邊界；以文化記憶和原型理論對古埃及儀式的內涵進行解讀，從古埃及典籍對后世的影響討論東西方文明的分野。這也是該書重要學術價值所在。

埃及學向度

埃及學是一門綜合性學科，發展至今，涉及歷史學、考古學、文獻學、紙草學、社會學等多學科。在如此龐雜的學科范圍內，研究者進行專題研究才可能理清一些具體問題。作者雖然聚焦了不同方向，但每個方向都以專題的形式進行深入剖析。例如第四章“金字塔國度”，作者通過修建金字塔工程來論述古王國時期的社會行政體系、管理制度、經濟制度、信仰制度、文學藝術、秩序觀念、建筑樣式，及其在耗費大量財力、物力和自然環境變化等綜合因素下國家發生分裂等多方面的內容。

以上三個向度得益于顏海英教授三十多年的努力和深耕。她畢業于東北師范大學世界古典文明史研究所，師從中國“世界史”泰斗林志純先生，先后赴國外多所名校進修。多年來，她還堅持實地考察與調研，遍訪埃及古跡遺址與世界各個藏有埃及文物的博物館和研究院所。2002年，她首次系統研究1906年中國著名藏家、金石學家端方出洋考察歸國途中在開羅購買收藏的一批古埃及文物，發表了多篇論文，并于2021年結集出版，引起全球埃及學界的關注。2018年，她聯合北京大學考古與文博學院，在埃及三角洲地區拿下屬于中國考古界的第一個埃及考古項目。2022年，她在埃及薩卡拉遺址區和盧克索卡納克神廟遺址區同時拿到兩個聯合考古項目，開啟了中國的大學埃及學與埃及最高文物委員會的合作。她推動上海博物館與埃及最高文物委員會合作，在今年7月策劃了“金字塔之巔——古埃及文明大展”。正像她所言，“從歷史悠久與文物數量來說，兩個古老文明都在金字塔之巔，它們之間的對話，以及今人與古人的對話，必將為古老智慧的現代轉換搭建橋梁，也為更多中國人研究埃及學推開大門，共建人類命運共同體”。（作者系上海外國語大學世界藝術史研究所埃及學中心負責人、中埃薩卡拉聯合考古項目組中方領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