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寫作起源于心靈在記憶中的漫游，著眼于細處的鋪陳。”讀傅菲的散文，常有身臨作家所寫之境的真實感。他的筆尖如溪水潺潺，對山野的熱愛也深入骨髓。對自然的長期記錄，使他具備一種內斂而詩意的文風，也讓他心性沉穩、內心充滿了哲思。

客居深山，見物抒懷。這位南方鄉村研究者和倫理探究者，將自己放逐在江西德興市大茅山北麓的筆架山下，與山對話、與山中萬物共鳴，寫鄉野之事、狀鄉野之魂。書中，無數的植物撲面而來，無數的小動物入筆入心，包括善良的村人攜著山野的清新質樸之氣緩緩而來。溫暖與詩意明媚于筆端，安靜與哲思懸浮于文字之上。在水泥鋼筋叢中略顯疲憊的人類，在與山的凝眸中，看見了自己的孤獨與豐富，也照見了自己的貧瘠與渴望。

《客居深山》由“堂前明月”“田家澡雪”“時序畫像”“林深見鹿”四輯組成。名曰“客居”，實則已深入鄉野文化之腹地，既寫當地之物產，也寫與之相關的人事。夜闌臥聽蟋蟀聲，天明且看桃漿凝；破缸重修炆牛骨，圓簍翻新求蜜甜。作家寫入冬時的炭火、糯米和蘿卜，寫撲火的蛾子、死亡的植物，寫霧雨下的村子、養牛的農人，寫深山高懸的明月以及踏月而歸的友情，也寫萬物鏡像下熟悉又陌生的自己。平緩而樸素的敘事方式，營造出細膩且有層次的散文意境。身體在場、生活在場，精神亦在場，場場皆是眾生萬物的心靈對話。成年人的孤獨，便是獨與天地精神往來，見人，見己，悲喜自渡。

作家是深諳生活的，對筆下的人物不渲染悲情，不夸大價值，“鳥打塢”中如樹葉般寂然凋零的圓水師傅，說話大嗓門做事風風火火的“三茅”，靠種糧養家愛惜谷子的“楊阿四”，挑著大蒸鍋擅長吊酒的大扁師傅，住在山上守著工地勤勞的貴州夫婦，以砍毛竹為生、愛吃五花肉的萬順……這些大山附近的普通人，如深山中無數的植物，身處泥濘，卻又面目干凈。作家試圖通過一個個個體，去詮釋生活艱深的樸素主義哲學——如何生？如何死？如何愛？如何永恒？

散文的本質是“我”與“自由”，“我”是靈動的，目光所及皆是土地、時間與生命。兩年多的觀察絕非浮光掠影，而是自覺地將自己變成一株植物，長在了時間的縫隙里，這個沉迷日常、自帶野趣的作家是這片土地的代言人，他通過草木看到了時間的色彩，又用鋤頭和筆寫下了自己的哲思，“我”是清醒理智的旁觀者，也是身處其間由衷熱愛的局中人。“自由”是書的靈魂，與山中的風、林上的月、壺中的酒、土地上的河流一并野性地嬉戲打鬧著，心無掛礙，萬事清明。

作家說：“去山中或原野，并非為了采集什么，而是尋找一種對話方式。與滔滔或羸弱的江河對話，與曠野中一棵孤獨的樹對話，與明月或孤星對話，與此處和彼處的人對話，與活著或死去的自然之物對話，與遠山的荒路對話。與山民對話，終究是與自己對話。”置身人群，孤獨感常有；享受現代社會的便捷，卻又懷念車馬都很慢的時光。從古至今，無數的人奔赴荒野洼地，踏上群山萬壑，奔向懸崖峭壁，除了證明自己的勇力，還在于只有置身自然之境，才能清醒地見到自己，或狂妄，或懦弱，或悲觀，或冷酷，那些偏執也好無病呻吟也罷，都能被自然療愈。人一旦將自己安放在了一個合適的位置，便什么都好了。

讀傅菲的散文，有一種溫潤的哀傷。它和村民的命運有關，和作家悲天憫人的情懷有關，和淺淺說、默默訴的文字風格相連。比如土狗“矮驢”和主人萬順的故事。一百七十三把或銹跡斑斑或斷了刀嘴、刀柄的竹刀是主人一生勞力的見證，只是七十多歲后再也沒人請他砍毛竹了，土狗目睹了他的衰老，而我們目睹了一個鄉野生命即將凋零。比如《生而為橘》中的玉生，因為無法啟口的單戀，對雅蘭贈送的一株橘苗寄寓了全部的深情，人走橘死，人樹同命的悲感彌漫于紙上、心間。這種哀傷不凝重，緩緩的，柔柔的，卻如霧般拉扯于天地間，看不清來路，摸不到以后，只有莫名的一聲嘆息，響在歷史的塵埃中。

晴天散步，雨天聽雨，雪夜觀花。每一位自然文學家都是生態的布道者。記錄高緯度北方莽林的地理探險家阿爾謝尼耶夫，提出土地美學概念抒寫荒原的西格德·F·奧爾森，指出“自然是精神之象征”的愛默生……傅菲深受梭羅、約翰·巴勒斯等作家的影響，致敬自然、歌頌生靈。他說：“樹比人活得長久，甚至有時候還可以代替人活。每在一個地方暫居或客居，我都會種下樹，以示曾于此生活過。”他說：“窗戶是星空的縮寫，玻璃綴滿了珍珠。熠熠生輝的珍珠。”他說：“集鎮消失于黑夜。黑夜把人間還原為曠野。”他說：“螢火蟲是離我們最近的星星。”他說：“黃麂是高貴的，也是孤獨的，獨自在草原浪跡。或許只有高貴，才可以匹配孤獨。或者說，高貴的，才是孤獨的。孤獨的，才是自由的。”在傅菲筆下，植物有了情感，動物有了思想，人類有了共情，靈魂有意，互為光亮。

明代處世箴言集《菜根譚》中有“機息風雨到”一說，意思是，放下復雜的念頭時，就能感受明月相照，清風襲來。一次次入山朝圣，一次次解構自己重建內心秩序，需要勇氣，也需要慧心。“以原本的面目，過原本的生活”，祛除繁雜，過濾內心，把上躥下跳的各種情緒安放在寂靜的山中，活在自然，也活在不朽的人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