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邊疆文學》雜志舉辦創(chuàng)作培訓班，云南省內(nèi)一百多名創(chuàng)作骨干參加，遴選授課老師時，我想到了陶純。辦班地點在邊境小城文山。陶純授課之前，我做開場白時，把當年和陶純認識的過程講了一下。那是1992年的初冬，我26歲，當時我是云南人民出版社的一名年輕編輯，正在做一本大型純文學雙月刊的前期籌備工作，這本刊物就是后來的《大家》。我是平生頭一回進京，人生地不熟，分不清東南西北，但我膽子不小，闖勁十足，有一天，一個人摸索著去了位于東四十條的《青年文學》編輯部，偶遇著名編輯李師東老師。閑聊中，李師東得知我此行的任務是想聯(lián)絡一些在京的中青年作家，尤其是想結識幾位剛冒頭、有潛力的年輕作家，為未來刊物的稿源做準備工作。李師東當下便介紹了幾個人，其中就有正在解放軍藝術學院文學系讀書的陶純。那幾年，軍藝文學系因為涌現(xiàn)出莫言等一批名動文壇的軍隊作家，成為中國文壇現(xiàn)象級的存在，我當然是求之不得。那時候，比我年長兩歲的陶純已經(jīng)在《人民文學》《青年文學》《上海文學》《解放軍文藝》等大刊發(fā)表過小說，作品還被《新華文摘》選載過，這在當時頗為不易。我拿著李師東老師寫的紙條，先摸索著去了軍藝，很順利地見到了陶純。這就是我與陶純相識的簡單過程，而李師東介紹的另一個軍藝學員，因為他當天不在，至今我都沒有見過他。這便是人與人的緣分吧！

那天，陶純以《怎樣成為一個好作家》為題，從做一個成熟的讀者、確立主攻方向、在不斷的積累中尋找爆發(fā)點、學會講故事、塑造人物是根本、堅持就是成功等七個方面，給大家講了一堂樸素的創(chuàng)作課。課后，有學員向我反映，陶純講得生動、實在、不虛，滿滿的干貨，把自己的經(jīng)驗毫無保留地傳授給大家。我心想，這就對了，陶純就是這樣一個實在人，我們認識三十多年來，他給我最深的印象就是實在與不虛。

人與人之間的關系真是奇怪，有的人與你一輩子共事，彼此都難成朋友；而有的僅一面之交，便成為永遠的朋友——我與陶純，便屬于后者。從第一面我就看出，陶純有顆坦誠的心。這位出身于山東農(nóng)家的子弟，善良敦厚，沉穩(wěn)實在，做事低調(diào)，總是面帶微笑，性格不慍不火，身上既有山東大漢的豪放，又有南方人的細膩，只要你真誠，很容易與他交心。1980年，16歲的他成為一名解放軍，因為熱愛文學，一心想成為一名部隊創(chuàng)作室的專業(yè)作家，一輩子“端文學這個飯碗”——這與我個人的初衷多么相似！

從那時算起，我們相識已有30多年，這么多年來我們幾乎每年都有機會見面，有時一年見好幾次，一段時間不見就得打打電話，聊聊生活，聊聊家庭，聊聊創(chuàng)作，聊聊趣事。我家老婆孩子跟陶純的老婆孩子也都非常熟悉，多次見面，我們兩個家庭之間是沒有秘密的。時間就這么過去，眼見著都從一個小青年到年近花甲，我們共同見證了彼此的成長與悲喜。記憶中，我從未見過陶純怒火中燒的模樣，他似乎總是微笑著面對你。心情不好的時候我一想到陶純，就會陰轉晴。

《大家》創(chuàng)刊不久，我就編校了陶純的短篇小說《村殤》。說起來，我做了大半輩子編輯，也只僅僅編發(fā)了陶純的一個短篇小說。而這個時候，陶純已經(jīng)從軍藝畢業(yè)，如愿以償，回到駐濟南的空軍部隊當上了專業(yè)作家。對他來說，無疑這是最理想的去處了，當時他還不到三十歲，這個年齡當專業(yè)作家，在全軍范圍內(nèi)，都是不多見的。畢業(yè)后的一段時間，陶純春風得意，寫出一批產(chǎn)生了較大影響的軍旅文學作品，這里暫且不表。

我在《大家》做編輯期間，幾乎每年都去山東濟南組稿，每次都能見到陶純，他總是笑瞇瞇地接待我，我們無話不聊，關系也迅速升溫。如果說那時候我們之間是編輯與作者的關系，那么后來我離開《大家》，我們之間就變成純粹的朋友間的交往了。我離開《大家》后，每次去濟南，包括后來陶純調(diào)到北京后我去北京，他仍然一成不變地、熱情地迎來送往，讓我每每感到溫馨與感動，也更進一步加深了我們之間的友誼。

2002年秋天，魯迅文學院舉辦首屆中青年作家高級研討班，我意外地在報到當天見到了陶純。由此，我倆之間又多了一層同學關系。由于性格好，人實在，陶純在當時是最受歡迎的同學之一。不論他是否承認，我都認為他是一個討女同學喜歡的暖男。他和藹、周到、寬容、熱情、低調(diào)、平和的性格，在別人眼里是很有親和力的，混了個好人緣。因為是老相識，彼此知根知底，我們二人之間的交流自然是最多的。

也正是那個時間段前后，影視劇創(chuàng)作開始紅火，不少作家轉行當編劇，陶純也禁不住“誘惑”，與人合作寫了個劇本《我們的連隊》，央視一套黃金時間播出，反響不錯。我認為題材和故事都很新穎，反復動員他改成長篇小說，他猶豫好一陣，終于同意。所以，在魯院讀書的四個半月里，他除上課以外，就是改寫《我們的連隊》。他戲稱是為我打工。轉年該小說在我當時供職的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還獲得了第十四屆中國圖書獎。2003年春天，出版社打算在北京召開這部書的研討會，會期都定好了，派我打前站，陶純從濟南趕來配合。不巧趕上“非典”，我和陶純每天冒著風險坐地鐵或者公交車，給與會的領導和評論家送書。最終研討會被迫取消，我回到昆明，一下飛機就被人拉到郊區(qū)一個招待所隔離，我愛人從城里趕來給我送衣物和食物，她不顧別人勸阻要進我的房間。我說，太危險了，還是不要靠近。她說了一句我一輩子都不會忘記的話：“要死一塊死。”過了好多年，我才把這個經(jīng)歷告訴陶純。他聽后，眼圈霎時紅了。

魯院畢業(yè)之后，同學們都在各自的地盤上播種和收獲，陶純徹底轉行去從事影視劇本創(chuàng)作，十年多時間里沒發(fā)表一篇小說。這讓我為他倍感遺憾。2006年，他從濟南調(diào)到北京。進北京的好處是，寫劇本的機會更多，因此也離文學更遠。他如魚得水，先后寫出好幾部影視劇，都在央視等大平臺上播放。由于他為人低調(diào)，極少曬自己的影視成果，極少參加研討會，極少在鏡頭前亮相，所以他在編劇圈里也并不那么出名。我認為他是刻意為之，因為他從內(nèi)心里認為自己是一名作家而不是一名編劇。

陶純調(diào)到北京后，因為不再寫小說，漸漸與文壇拉開了距離，和過去熟悉的出版社、雜志社的來往也不多了，但我們之間的聯(lián)系一直很頻繁，見面的機會更多了。我到北京，陶純很少在小飯館請客，每次請我和朋友們，都用美食好酒來招待。大約2013年前后，他突然跟我談起重回小說創(chuàng)作的打算，說寫劇本太折騰人，改來改去的，讓人心煩，還是寫小說自由。我就說，尊重你的內(nèi)心吧。但是，對陶純能否回到小說創(chuàng)作上來，我當時是心存疑慮的,不少熟悉他的作家朋友也有類似想法。有些作家，一頭扎進劇本后，再也回不來，這樣的例子比比皆是。但陶純就是陶純，他的轉身可謂是華麗的。2015年，一部沉甸甸的長篇——《一座營盤》的出現(xiàn)，打消了我們的顧慮。這部長篇小說題材稀有，故事勁道，人物新鮮，寫法老道，一時好評如潮。如此有力度的軍事文學作品，我們似乎從來沒有讀到過。事后想想，這部作品能夠在最合適的時間窗口問世，十分幸運和難得。

繼《一座營盤》之后，2017年他又推出書寫革命戰(zhàn)爭的長篇小說《浪漫滄桑》，再度引起關注。歸來之后，除長篇外，他還相繼在《人民文學》《當代》《十月》《北京文學》《芙蓉》《解放軍文藝》等重要期刊上發(fā)表了《天佑》《秋蓮》《平平的世界》《七姑八姨》《前程似錦》等幾十個中短篇小說，題材多樣，作品反復被各家選刊轉載。2023年底，他又推出了長篇小說《儀仗兵》，這是他深入三軍儀仗隊深入采訪兩個多月之后拿出的一部令人稱奇的作品，可視為軍事文學創(chuàng)作的又一重要收獲。

從影視創(chuàng)作重返小說創(chuàng)作的陶純，不僅沒有因為寫劇本“糙”了自己的手，反而進一步拓展了創(chuàng)作視野，更會講故事了，題材上也在不斷開掘。我感覺，陶純做起了小說家，活得很開心。文學讓他愉悅，小說才是他創(chuàng)作的歸宿。記得許多年前，陶純講過一個故事，說是二十世紀六七十年代，他的伯父養(yǎng)了一頭小毛驢，拉上架子車往濟南運貨。毛驢不像馬匹，它雖然沒有爆發(fā)力，行路慢，但它有常性，有韌勁，吃草料為主，不需要喂它好食料，一百二十公里，四天一個來回。伯父的小毛驢啟發(fā)了他。他曾經(jīng)微笑著對我說：“我寫小說，不靠爆發(fā)力，而是靠耐力。愿做一個走長路的人，堅持走到最后，才算勝利者。”

這話我一直記著，并把它作為自我的勉勵。路遙知馬力，日久見真情。這句話無論是之于人，還是之于文學創(chuàng)作，都是成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