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勇，中國現代文學研究會會長、北京師范大學教授

在人生的不同階段，您的讀書各有何特點？ 在求學道路上，有什么名師在您讀書方面做過指點嗎？

劉勇：我在1979年來北京上大學之前讀書很雜，主要是閱讀當時能夠讀到的一些紅色書籍，比如《野火春風斗古城》《紅巖》《紅日》《紅旗譜》，但無意之中還讀過家里留下來的一本巴人（即王任叔）的小說《證章》，講的是20世紀30年代官場的種種亂象，這個作品現在了解的人不多，也算不上是一部經典，但它第一次讓我感受到了現代文學的氣息。印象中還翻閱過一本中國青年出版社出版的《文學描寫辭典》，部頭很大，內容是從古今中外二百九十多部文學名著中摘錄的描寫片斷，大概有二千二百余條，我記得辭典里收錄了大量茅盾小說中表現人物情緒的內容。

來北京師范大學讀書之后，特別是研究生階段，我獲得了一個特殊的訓練機會，當時負責分管我們的楊占升先生，規定現代文學研究生用整整一年的時間查閱1949年以前的刊物，也就是“過刊”。這一年閱讀“過刊”的經歷收獲特別大，獲得了和讀一個作家出版的集子或者著作完全不同的感受，它讓我形成了一個研究的習慣和信念，那就是一定要進入歷史的場域，一定要來到現代文學的第一現場。老舍的許多長篇小說都是在《小說月報》上連載的，比如連載《趙子曰》的那幾期《小說月報》還同時連載了向培良的話劇《離婚》，譯介了美國莫爾頓的《文學進化論》，介紹了英國詩人雪萊和俄國作家屠格涅夫的軼事，以及日本的狂言等外國文藝形式。這些資源共同構成了老舍創作的社會背景與文壇面貌，讓我們更加直觀地了解老舍的作品正是在這樣一種“眾聲交匯”的歷史氛圍中孕育而生的，這一點在讀魯迅的雜文時最為明顯。

您在魯迅雜文中獲得了什么具體感受？

劉勇：魯迅的作品不管是小說、散文，都蘊藏著深廣的歷史背景和現實指向，特別是雜文，更是社會歷史的百科全書。一本一本地看《墳》《華蓋集》《華蓋集續編》《而已集》《三閑集》，看的是魯迅雜文世界的自我建構，看的是魯迅雜文的邏輯演變、情感起伏和思想深度的遞進，但是在《新青年》《語絲》《莽原》《申報·自由談》等刊物上一篇一篇看魯迅的“隨感錄”系列，看《再論雷峰塔的倒掉》《春末閑談》《崇實》《觀斗》時，不可能不“左顧右盼”刊物上的其他內容，這樣一來看到的就不僅僅是魯迅一個人的世界，而是魯迅這篇雜文與之血肉交融的時代背景，看到的是一整個社會的生態和文化的氛圍。

單刀直入地讀雜文集，與在報刊雜志上看魯迅原載的文章，這兩種閱讀思路的差別就如同一個是在景區看修剪篩選好的植物，看到的是一種人工的雕琢與整飭感，另一個如同親自來到大自然，不僅可以靜心觀察植物的肌理，還可以感受植物所生長環境的空氣、光照以及這一生態系統中其他生物的參與和作用，我想翻“過刊”就是為研究者提供一種置身其中的情景感吧。

您有枕邊書嗎？

劉勇：研究現代文學的人都會反反復復讀魯迅，既是專業所需，又是心之所向。我有三套《魯迅全集》，一套是精裝本，是整整齊齊擺在書架炫耀的；另外兩套是我在上面隨手寫下點點滴滴的心得，是企圖把自己的感悟融入到魯迅世界的痕跡，既是“案頭卷”又是“枕邊書”。我對魯迅價值的根本體認，就是能在魯迅的作品中看到歷史，看到當下，看到未來。魯迅作品的歷史有兩重意義：其一是歷史事件本身，包括歷史的場域與歷史的人物；其二這是魯迅筆下的歷史，可以看到魯迅是如何感受歷史，如何看待歷史的。讀魯迅的作品，我們能深度體認到歷史的細節，歷史的意義與啟迪。

除魯迅以外，我有兩套全集的就是《孫犁全集》。孫犁的作品不管是小說、散文，還是隨筆，都能讓人感受到歷史對孫犁的觸動，孫犁作品背后跳躍的是一個民族特定的歷史氣息。孫犁的作品橫跨現當代，寫得很樸實，沒有重大的歷史事件與緊張的戲劇沖突，寫的都是普通的人和事，但依然讓我們感受到歷史的活力。與魯迅筆下廣闊深邃的歷史不同，孫犁是以更平實的眼光展現歷史。孫犁寫了大量的女性，寫她們的美好，在戰爭中的識大體、顧大局、賢惠，對這種描寫，以往文學史的評價是這樣的：孫犁寫出了中國女性在戰爭中的美好和偉大，那么我們這個民族還能戰勝嗎？ 孫犁正是從這些普通的婦女、男人和家庭中，突顯抗戰時期整個民族的生存狀態和精神氣質。“大味必淡、大道低回”，這是孫犁全部創作的味道，也是人生真正的味道。孫犁筆下有很多故事，但最觸動情腸的，是悼念亡妻的《亡人逸事》，不僅寫出了一個中國普通女人的質樸，還以“濃情淡出”的筆法寫出了中國女性凝聚的傳統的美。我在很多大學講過孫犁的《亡人逸事》，每次臺下都有聽眾感動到不能自持，這大概就是傳統女性的質樸與夫妻間深沉的情誼給人的觸動吧。

您會經常為學生們推薦閱讀書目嗎？

劉勇：在北師大從讀書到任教45年，我從來不給學生提供書單。我始終認為讀書是一件高度個人化的事，我喜歡讀的書絕不代表別人也喜歡，我覺得對我有用的書，也絕不意味著對別人就有用。如果一個人找不到自己喜歡或有用的書，你給他開再多的書單都沒有意義。

那您怎么和學生交流讀書呢？

劉勇：我有一個讀書會，每學期期末都會組織一場文學經典研讀會，從2016年開始，到今年，已經進行了整整十期。在這八年里我們共同閱讀和研討了古今中外的文學經典，從梭羅的《瓦爾登湖》、茨威格的《一個陌生女人的來信》、喬伊斯的《一個青年藝術家的畫像》、黃仁宇的《萬歷十五年》、劉慈欣的《三體》、米蘭·昆德拉的《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輕》、契訶夫的《三姐妹》、塞繆爾·貝克特的《等待戈多》、川端康成的《雪國》、三島由紀夫的《金閣寺》、奧爾罕·帕慕克的《我的名字叫紅》、法布爾的《昆蟲記》到今年的《雨果傳》。讓我沒有想到的是，這個讀書會居然有那么大的吸引力，在讀的，畢業的，工作的，天南海北都會趕回來參加讀書會。顯然是讀書會激活了大家讀書的熱忱，凝聚了大家感受文學經典的熱望。在這個讀書會上，很多同學的發言都是以往我所沒有聽到的，比他們的論文還要精彩。

在這么多次讀書會當中，您印象最為深刻，感觸最大的書有哪些呢？

劉勇：文學和歷史的關系是我關注的重點，也是讀書會關注的重點。我們共同研讀的第一本書是《瓦爾登湖》，這是一部舉世聞名的文學經典，但是第一章的題目不叫“人生”，不叫“命運”，而叫“經濟”，為什么叫“經濟”？ 什么是“經濟”？ 梭羅展現的是百年前人對一種生活方式的追求，是一種歷史生活的體現。今天不是越來越多的人追求一種極簡生活嗎？ 不是越來越多的人意識到物質的豐富不是最重要的，精神的純凈與安寧才是最重要的嗎？ 這既是一個歷史的命題，又是一個無比當下的觀念。不了解經濟怎么能閱讀這本文學名著？

艾麗絲·門羅的《逃離》和孫犁的作品，都是日常的故事，但卻都隱含著歷史的意識，表達了一種傳統古老的特質。我認為《逃離》的核心思想就是“無可逃離”！ 所有人都想把握自己的命運，但實際上永遠也把握不了。真正的文學經典，都具有深厚的歷史底蘊，區別在于有的歷史意味濃烈明顯一點，有的則把歷史內化為一種前置語言和背景。

您在確定讀書會的書目時，也會有意選取一些您感興趣的歷史題材的作品嗎？這是否也是借由展露個人閱讀趣味，引導學生培養歷史感的視野心胸和思維方式呢？

劉勇：是的。比如黃仁宇的《萬歷十五年》，我們研討的時候沒有過于關注這部作品的定性，也沒有過多考慮它是一部學術著作還是大眾讀物，大家更多的是被這本書的歷史細節所吸引。某一天講到淅淅瀝瀝的小雨，石板路上的濕滑，木輪馬車滾動的聲音，把大家帶進了明代歷史的時空，感受當時的生活氣息，感受當時人們的命運，甚至能夠讓人們聯想到古人的命運和我們今天的命運有哪些不同和相同。

抑或是介乎于“學術”與“通俗”之間，我更想通過這部作品為年輕的學生們展現一個復雜的時空，一個復雜的世界，人在歷史之中的作用，與歷史作用于人，這種難以言說的糾葛，我希望我的學生們在了解歷史的過程中，都能“復雜”起來，這不僅是一種變相的學術訓練，更是應對人生變數的可貴品質。

三島由紀夫的《金閣寺》取材于真實事件，是實有的建筑天然承載的歷史滄桑。但在《金閣寺》中，歷史自動模糊為一種背景，它更多提供的是歷史的氛圍，而重點聚焦于人對于金閣寺所象征的絕對之美的極端心理，這也是很多日本作家對待“美”的共同態度：美的毀滅大于美本身。將“美”置身于道德和倫理之外的觀念，延續到日本文學的情感書寫中，則是對“不能愛的愛”的表現。比如川端康成的《千鶴》，渡邊淳一的《失樂園》，又比如電影《晝顏》。這背后是以日本的民族精神為底色，既恬靜又剛烈，既尚禮又好斗，既喜新又頑固的雙重性，這種異常矛盾的民族特性，貫穿了整個的日本文化。

以您的經驗，閱讀在學生階段是否有特殊性？

劉勇：我一直和我的學生強調，要把握好研究生入學前的那個假期，因為那是心態最放松，有所期待又充滿動力的一個階段，所以一定要利用好這個黃金時間多讀幾本書，特別是多讀幾本作家傳記。傳記既條分縷析又高度濃縮了一個人的一生，是了解作家“來路”的捷徑，只有了解了作家人生的浮沉，才有可能讀出文字里隱含的曲折，讀傳記，是以心貼近心的方式，是交付情感的體貼。選擇《雨果傳》的原因，也就是要把作家還原成一個人，進而去理解“人的文學”的內涵。傳記文學的經典性也正在于作傳者如何把握與傳主之間理性的距離，如何調和情感的濃度。也正是因為情感的高度投入，所以我們讀傳記文學時，總是很容易代入和共鳴，這也讓我想到了美國漢學家葛浩文在寫完《蕭紅評傳》時說：“如果我不寫完最后一行，蕭紅的生命似乎就不會結束。”順便說一句，蕭紅的傳記我都買了，其中印象最深刻的，就是王小妮用“人鳥低飛”四個字概括蕭紅顛沛流離的一生，何其深情，何其精準。這種情感的纏繞，生命的交融，似乎也讓我們的生命體悟更加劇烈和豐厚。這些文學經典所傳遞的“大歷史觀”，實際上也呼應了當下學界建構“大文學觀”的時代訴求。

您本人有何受益的閱讀習慣，能不能分享一下？

劉勇：首先要有瀏覽，然后才有深讀，快在先，慢在后。我至今保持著用筆記錄在本子上的原始方式，這么多年來我也一直保持著記日記的習慣，對重要作品的閱讀感受也都會記在日記里。疫情居家期間，我集中讀了當代幾位作家的作品，畢飛宇的《玉米》《平原》，余華的《第七天》《文城》，葉兆言的“秦淮三部曲”，格非的“江南三部曲”都是在這個時期讀的，常常一口氣讀完，讀著讀著天就亮了。我是南京人，對南京的歷史和今天都比較熟悉和了解，葉兆言的“秦淮三部曲”寫的就是秦淮和南京，呈現的是六朝古都和民國氣象，構成了文學與歷史的雙重結構。在這種厚重的歷史文化氛圍中，葉兆言隨便寫哪個人物都會自然與歷史融為一體。文學之于歷史，實在須臾不可缺。正如葉兆言所說：“小說不是歷史，然而有時候，小說就是歷史，比歷史課本更真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