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津大學的博德利圖書館（Bodleian Library）久負盛名，是游客到訪牛津必去的熱門景點之一。其中興建于十五世紀的漢弗萊公爵圖書館（Duke Humfrey’s Library）是哈利波特電影中霍格沃茨圖書館的取景地，進入參觀需要預約購票。如游覽時間有限，只能在外面的方形庭院拍照打卡。其實除了這里之外，如今的博德利圖書館還包括拉德克利夫圖書館（Radcliffe Camera）和克拉倫登樓（Clarendon Building, 原牛津大學出版社所在地）等其他幾棟建筑。與克拉倫登樓隔著寬街（Broad Street）相望的韋斯頓圖書館（Weston Library）是博德利圖書館的新館，進入閱覽室需要讀者卡，但里面的紀念品商店和咖啡館對公眾開放，可以小憩進餐，其中還有兩間不大的展廳，經常舉辦各種免費展覽。

今年是著名小說家弗朗茨·卡夫卡（1883-1924）逝世一百周年，牛津大學卡夫卡研究中心在韋斯頓圖書館舉辦題為“卡夫卡：偶像的生成”（Kafka: Making of an Icon）的展覽，以作紀念。這個展覽的特色是利用博德利圖書館豐富的卡夫卡相關藏品，包括手稿、筆記、日記、書信、繪畫、照片和明信片等，來展示作家的生活、旅行和閱讀經歷如何滋養了他的文學想象，以及卡夫卡的作品如何激發其他藝術家的創作。卡夫卡一生中從未到過英國，與牛津大學更是毫無淵源，他的檔案手稿為何如今大部分收藏在牛津大學？

“卡夫卡：偶像的生成”展覽海報

眾所周知，1924年卡夫卡去世后，密友馬克斯·布羅德（Max Brod）違背了他的遺愿，未將他的手稿燒毀，而是保存下來并陸續整理出版。布羅德的行為雖然有違好友的本意，但卻讓卡夫卡的文學遺產得以留存，令他在后世讀者中得享盛名，躋身二十世紀最有影響力的小說家之列。1939年德軍壓境，3月19日，猶太人布羅德逃離布拉格，他隨身攜帶的手提箱中藏著卡夫卡的手稿。他穿越波蘭，在黑海沿岸的羅馬尼亞港口康斯坦薩登上郵輪，最后抵達特拉維夫。1956年，布羅德將卡夫卡檔案存放在出版商薩爾曼·肖肯（Salman Schocken）位于耶路撒冷的圖書館中。同年10月，蘇伊士運河戰爭爆發，為了保護檔案免遭兵僰，肖肯將這些檔案送到蘇黎世一家銀行的保險庫中寄存。1961年，卡夫卡的遺產繼承人（他三位姐姐的孩子們）與研究德國文學的牛津大學教授馬爾科姆·帕斯利（Malcolm Pasley）商議，最后決定將卡夫卡檔案移交給博德利圖書館。帕斯利得到消息的時候正在阿爾卑斯山滑雪，他急忙開著自己那輛小巧的菲亞特轎車，從蘇黎世的銀行保險庫中取到檔案，最終開回牛津，安全入藏博德利。這段曲折動人的故事由知名插畫家瑞貝卡·亨丁（Rebecca Hendin）繪制成八幅插畫，在展廳的屏幕上循環播放。

7月初我去牛津大學參加國際艾略特研究會的暑期班。第一天辦理入住后，去逛寬街上的布萊克威爾書店，就看到韋斯頓圖書館櫥窗里卡夫卡展覽的海報，可惜已經臨近閉館時間，沒能參觀。暑期班日程緊湊，上午兩場講座，下午則是小組研討，每人均需發言，討論到下午三點半結束，而韋斯頓圖書館的展覽通常五點閉館，所剩時間并不寬裕。所幸我們住在艾略特曾經入讀的默頓學院，離韋斯頓圖書館很近，步行大約十分鐘。某天研討班結束后，我立即趕去，當然是沖著早有所耳聞的卡夫卡展覽，但沒想到給我留下最深印象的，卻是隔壁展廳另一個關于寫作的展覽。

在創意寫作這個行當，重寫的重要性被反復強調。海明威在《流動的盛宴》中曾寫道：“唯一的寫作方式就是重寫。”（the only kind of writing is rewriting）拉什迪開設的寫作大師班中，第十五講的標題就是“所有的寫作都是重寫”（All Writing Is Rewriting）。類似的話可以在任何一本創意寫作手冊中找到，然而，作為普通讀者，我們拿到手上的書籍皆是經過作家和編輯精心修改、多次打磨的最終版本，無從了解寫作和出版中反復刪減改寫的漫長過程。而經過精心打磨的“完美”版本也常常給讀者留下一種迷思，即作家能夠寫出精妙準確、一字不可增減的句子段落，是因為他們具有某種神秘的、不可言說的寫作天賦。而這個題為“寫作 剪裁 重寫”（Write Cut Rewrite）的展覽，則意在展示作家寫作時剪裁刪改的過程，仿佛將觀看者帶到眾多名家的書桌前，從肩頭一窺他們為了追求完美，不斷掙扎重寫的努力。

“寫作 剪裁 重寫”展覽海報

整個展覽由牛津大學書志學和現代書籍史教授德克·范·赫爾（Dirk Van Hulle）與雷丁大學現代文學和貝克特研究教授馬克·尼克松（Mark Nixon）策劃，入口處的海報用大號字體印著斯蒂芬·金的一段寫作箴言：“殺死你的寵兒，即使這會擊碎你那顆三流作家的自尊心，殺死你的寵兒。”（Kill your darlings, even when it breaks your egocentric little scribbler’s heart, kill your darlings）右側墻上掛著一個三層書柜，最上面是本次展覽的圖錄，下兩層則是展覽中涉及的圖書，以供參觀者瀏覽對照手稿和出版成書之間的差別。展品覆蓋的時段很長，從中世紀直到當下，可謂琳瑯滿目，包括十二世紀奧古斯丁會修士奧爾姆（Orm）的圣經評注《奧爾姆之鏡》（Ormulum），作曲家巴赫在萊比錫時反復涂改的康塔塔樂譜，十八世紀英國小說家簡·奧斯丁未完成的小說《沃森一家》（The Watsons）、1816年夏天詩人雪萊游覽日內瓦湖時的繪畫速寫和風景描寫（其中一段被他的妻子瑪麗·雪萊借用到《弗蘭肯斯坦》中），現代主義大家喬伊斯、艾略特和貝克特的手稿，1974年旅行作家布魯斯·查特文（Bruce Chatwin）記錄南美洲之旅的Moleskine筆記本（上面記錄了他創作《巴塔哥尼亞高原上》的素材），一直到史上被選為牛津大學詩歌教授（Oxford Professor of Poetry，2019-2023）的首位女詩人愛麗絲·奧斯瓦爾德（Alice Oswald）畫滿抽象畫的創作本。盡管我刻意加快速度，短短一個多小時還是不夠用，后來又找時間去看了一次，才算是“走馬觀花”掃了一圈。雖然展出的不乏上面這些文學史上赫赫有名的人物，整個展覽逛下來，我覺得最有意思的卻是以偵探和間諜小說知名的兩位“流行文學”作家：雷蒙德·錢德勒和約翰·勒卡雷。

斯蒂芬·金的寫作箴言

奧爾姆的圣經評注《奧爾姆之鏡》

比喻是文學寫作中常用的修辭手法，在英文里又細分為明喻（simile）和暗喻（metaphor）。精彩的比喻以新的角度揭示出兩個不同事物的相似之處，讓表達更加生動活潑。但很多比喻雖然最初令讀者耳目一新，用得多了，用得久了，就失去了新鮮感，變得陳腐僵化，失去活力。例如提及愛情就說“愛情仿佛嬌艷的玫瑰，需要悉心呵護，才能持久盛開”，寫到夏天的太陽就必定是“炎炎夏日，驕陽似火”。既想利用比喻來吸引讀者的眼球，又要避免老套的比喻敗壞讀者的胃口，這是每位寫作者都會面對的兩難。錢德勒的小說穿插著大量比喻，生動而不落俗套，他是如何做到的呢？展覽上的三頁清單透露了錢德勒的妙招。他將日常積累的比喻列出長長的清單，一旦用過某條，就用鉛筆劃掉，并在其后標注小說的名稱，以免重復。我試著檢索了其中幾條被劃掉的比喻，As empty as a scarecrow’s pockets （像稻草人的口袋一樣空洞） 后面標著 Used, The Big Sleep，果然在《長眠不醒》（The Big Sleep）第二十五章找到；而另一條As slippery as a watermelon seed被寫進了第二十六章，但出人意料地被用來形容聲音：“The purring voice was now as false as an usherette’s eyelashes and as slippery as a watermelon seed .”（嗡嗡的聲音現在像女領座員的睫毛一樣假，像西瓜籽一樣滑）。As cold as Finnegan’s feet被寫進了《再見，寶貝》（Farewell, My Lovely）的句子中：“As cold as Finnegan's feet the day they buried him.”（就像芬尼根下葬那天的腳一樣冰冷）一些沒有用過的比喻也很精彩，例如As shallow as a cafeteria tray（像餐廳托盤一樣淺薄），As meaningless as a smoke ring（仿佛煙圈一樣毫無意義），No more personality than a paper cup（比紙杯還沒有個性）。這幾個例子中，錢德勒所用的喻體并不新奇，都很日常生活中隨處可見的物品，但傳達的感情十分符合他筆下硬漢偵探馬洛冷酷而略帶憤世嫉俗的視角。

錢德勒的比喻清單

開頭和結尾，是小說至關重要的部分，作家常會對其反復改寫，力求完美。現場展出了錢德勒代表作《漫長的告別》（The Long Goodbye，1953）的兩頁手稿，對照出版的定稿，可以發現他用鉛筆下劃線標出的是想要保留的句子，而未標出的句子則被舍棄。結尾兩段改動尤其多，用Then替換After a little while，將最后一段“Don’t ask me why. I couldn’t tell you.”整個刪掉，重寫了一段。但我們看到的還是未改定的稿子，最終出版成書的結尾兩段是：

He turned and walked across the floor and out. I watched the door close. I listened to his steps going away down the imitation marble corridor. After a while they got faint, then they got silent. I kept on listening anyway. What for? Did I want him to stop suddenly and turn and come back and talk me out of the way I felt? Well, he didn’t. That was the last I saw of him.

I never saw any of them again—except the cops. No way has yet been invented to say goodbye to them.

錢德勒對結尾一絲不茍，勒卡雷則跟開頭較上了勁。他的《鍋匠，裁縫，士兵，間諜》（Tinker, Tailor, Soldier, Spy，1974）已經成為公認的間諜小說經典，但手稿顯示最初這部小說另有一個標題：“喬治·史邁利彷徨的秋天”（The Reluctant Autumn of George Smiley）。顯然，修改后的標題巧妙利用了人們熟悉的童謠，懸疑味更濃，更加吸人眼球。除了標題頁，展柜里還擺放了數頁這部小說的手稿。其中一頁上方用鉛筆寫著“1971年9月27日”，中間和下方可見三角、橫線、插入符等作家刪減的痕跡（開篇一）；下一頁顯示，勒卡雷將修改后的段落打印了出來，但就在同一天，他竟然又開始修改，將舍棄的段落從打印稿中剪掉，插入了手寫的新段落（開篇二）！我們可以看到，這時候小說的開頭是：“I still see him. At night or when my mind wanders during class […]”后來，勒卡雷后來摒棄了第一人稱的“我”，換用了第三人稱的開頭：“It was early December when Tarr called, afternoon, about three.”（開篇三）不過，數輪修改之后，1972年2月1日的稿件上，開頭變成了：“Noone paid much attention when Jim arrived at Thursgood’s: a sandy man with a criss acrossed face.”（開篇四）勒卡雷似乎終于滿意了，這句話出現在了之后的打印稿上。然而，這還沒完，他繼續用藍色筆在打印稿上修改，上面那句話被完全刪掉。開篇改成了：“The truth is, if old Major Dover hand’t dropped dead at Taunton races Jim would never have come to Thursgood’s at all.”（開篇五）這才是我們讀到的這部小說出版時的開篇，而為了找到這個理想的句子，勒卡雷花了超過四個月的時間！在計算機和電子文檔還不普及的年代，修改文章并非易事。除了在手寫稿上直接刪改，勒卡雷還用上了剪刀和訂書機，再次對打印稿拼貼剪輯，并用不同顏色的筆和紙來區分標記，最后某些稿子乍看之下還以為是后現代的拼貼藝術品（開篇六）。策展人用了一個很妙的比喻來形容勒卡雷對文字的執著，勒卡雷的暢銷小說數易其稿，“這個過程曲折漫長而又引人入勝，就像這部間諜小說的核心敘事——揭露鼴鼠杰拉德一樣”（A process as tortuous and intriguing as he unmasking of the mole, Gerald, at the heart of this spy narrative）。

今天，絕大多數人都已習慣在電腦上寫作，光標選定不滿意的句子和段落，點擊Delete鍵，不到一秒鐘就能刪得干干凈凈；要在文中插入新的句子，甚至圖片也是動動指頭就輕松搞定。相比之下，勒卡雷鋼筆、剪刀加訂書機的組合顯得如此笨拙，稿件也潦草凌亂，需要費一番勁才能看清最終改定的句子。然而，電子文檔雖然有修改追蹤功能，有多少人寫作時每一次改動都記錄下來呢？如果這些作家不是用筆墨紙張打印機這些前電子時代的工具書寫，我們很可能無緣得見這些布滿修改痕跡的手稿，更無從得知他們對文字的執著和熱忱。寫作是一門需要不斷琢磨的手藝，這些展品正是最有力的說明。

著名紀錄片導演埃羅爾·莫里斯2023年以勒卡雷自傳《鴿子隧道》（The Pigeon Tunnel）為藍本拍攝了一部同名傳記片，影片的最后，勒卡雷說道：“我想只是在過去的幾年中，我覺得我找到了自由，我喜歡做我擅長的事。不僅僅是當一位作家，那是次要的，重要的是寫作。沒有創造性的生命，我的存在感會很弱，就像一個沒有角色的演員。有了這份活，我就無限接近一個幸福的人。我熱愛寫作。我就是那樣的動物。我幾乎不敢用這種說法，但在這里我要說出來，我是位藝術家。”

從長長的比喻清單和手稿上反復修改的痕跡可以看出，錢德勒和勒卡雷對待文字和寫作之認真完全不遜于同一展廳中那些文學史上的大家。和卡夫卡一樣，他們都當得起藝術家的美譽。他們的創作常被視為打破了流行文學和嚴肅文學之間的界限，將偵探和間諜小說提升到具有高度原創性的文學高度，其背后付出的經年努力，從這數頁手稿中可見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