數字時代來了。“來了”——不明就里，卻分明望見，使研究者既感到興奮，又感到“惘惘的威脅”。無論我們的態度是迎、是拒，我們已在它的巨大影響下作出了改變，未來必將改變更多。目前所見對它的描述中，盡是“顛覆性”“革命性”“前所未有”這類嚴重的“大詞”。而迭代的AI，其強大的學習能力遠勝人類。

AI已經進入當下人的生活。有人預測，不久之后，文秘、律師、廣告等行業，AI將奪走人的飯碗。而現階段AI作畫、寫詩，看上去也很像那么回事了。甚至有人擔心作家也將被取代。目前看，AI文學創作剛起步，作品糙，沒個性，還只是人們好奇心的試驗玩物。但AI賦能各行各業的前景，的確近在眼前了。

數字時代對文學的影響，我的一些近切觀察，是在出版社從事編輯工作中得來一些印象。編輯面對的是學術工作的后期呈現，印象之一是我主編的《新文學史料》，近年來收到的佚文類稿件越來越多，多到用不完。過去，老一代史料研究者發現一篇佚文是非常不容易的。要跑許多路，要翻檔案，要泡圖書館，一頁一頁翻檢爬梳那些陳年舊報刊，吃進許多灰塵。找到有價值的東西后，筆抄、復印也多有不便。現在，隨著圖書報刊的數字化進程，檢索資料及使用資料非常便捷。發現的佚文越來越多，無疑為作家全集的編輯工作打下了基礎，而深度的作家研究一定要窮盡該作家的全部著作，方能得出穩妥的結論。擴大而言之，數字時代，佚文及相關史料的巨量發現，無疑會激發文學研究者呈現文學史全貌的雄心，并讓這樣宏闊的呈現成為可能。這是數字時代帶來的“紅利”。當然，數字化帶來的便利也很有可能將本已被時間淘洗掉的文學泡沫甚至垃圾翻檢出來，這是需要文學批評者做價值判斷的。

我的另一個印象是，數字時代強大的高級搜索功能、個性化推送、趨勢分析能力，讓巨量史料得以更便利地合縱連橫，使多維度研究成為可能，而且更深入、更寬廣。比如比較文學研究中的作家作品影響研究，大數據會非常快速而直觀地顯示研究者所需的相關數據。再如作家關系研究：甲作家日記（書信）中的乙作家，歷史上某個特殊時間（事件）甲乙丙丁諸作家的態度與作為，等等，其史料依據的來源很大程度上依靠關鍵詞搜索。這類文章突破了單個作家的單線條研究，讓文學的歷史現場立體、活泛起來。當然，這類文章的立意，也即關鍵詞要依靠研究者自主提出，十分考驗研究者的學術水平，正如同佚文被發現后，如何考證與闡釋也反映了研究者的學術功力。但數字時代的便利，無疑將空前拓展研究者的學術觸角所探尋的廣度和深度。

我的第三個印象是，數字時代，編輯的工作也在學習探索應用中受益。編輯審稿過程中必不可少的查重環節得益于圖書報刊的數字化。編輯能據此發現一則史料是否為新史料，有沒有價值。掌握搜索本領的小編輯勝過資深史料老專家，隨著時代的發展，老專家也必須學習掌握新本領。

我的第四個印象是，我所在的人民文學出版社根據圖書市場的需求不斷調整部門。比如多年前在少兒編輯室之外另設“哈利波特工作室”，在古代、現代、當代、外國編輯室之外設立教材編輯室等，而幾年前設立的“數科部”，就是為了應對、迎接數字時代。數科部的業務，就是將人民文學出版社的紙質圖書轉化為數字產品，滿足讀者對于電子書、有聲書的閱讀需求。我在編刊之余主持《汪曾祺全集》（十二卷）的編輯工作，歷時8年多，出版后受到學者、讀者好評，目前已銷售近3萬套；同時，《汪曾祺全集》的電子書、有聲書的銷量也很好，進一步擴大了作家汪曾祺的讀者群——這也是數字時代的紅利，作家能夠獲得社會效益與經濟效益雙贏。此外，在圖書選題策劃中，人民出版社對于當代文學出版的要求是，不僅要出版傳統作家作品，同時要出版類型文學網絡文學中的頂尖作品、“頭部”大IP的作品。這也是老牌、名牌出版社沖浪數字時代、與新潮文學共舞的姿態。盡管網絡文學有作者泛化、寫作狂歡、迎合消費者等問題，但出版頂尖的、現象級作品是有益的。其實，在圖書選題的策劃、篩選中，利用銷售數據進行分析早已是出版者作決定的重要參考項了。

據說，古希臘人驕傲地聲稱“萬物皆數”，他們認為一切事物及其運行規律都可以用數字來表達，直到發現了“無理數”，才折損了他們數字王國的圓滿自恰，重拾對客觀世界的敬畏之心，他們甚至一度不愿承認“無理數”的存在……我們今天的情境又會如何呢？面對已然來了的數字時代，從“慭慭然莫相知”“甚恐”到“近出前后”“益狎，蕩倚沖冒”，終至“斷其喉、盡其肉，乃去”——我們一定會吸收營養，并將其化為內力，帶著數字時代的紅利加速走向新世界。

（作者系人民文學出版社《新文學史料》主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