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金在寓所會見日本作家代表團

 手頭有一本《心貼心的中國之旅》，是日本桐原書店1984年5月25日出版的日文書，由中日兩國作家合著，但以日本作家為主，共收文章33篇。封面素雅，上面印著漓江山水，中間印作者姓名及文章題目，下面是紅色書帶，上寫：五位作家獨具特色的中國紀行。

這是1983年9月12日，應中國作家協會邀請，水上勉率領作家中野孝次、井出孫六、黑井千次、宮本輝和秘書長佐藤純子訪華后回國出的書。那次訪問，雖然成功，但并不順利。

團中的這五位作家都是得過芥川、直木等文學大獎的重量級人物，在日本文壇舉足輕重，名聲顯赫。中國作協對這個團非常重視，盡可能給予高規格或破格接待，比如出入境時入貴賓室予以免檢禮遇，報請時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日友好協會名譽會長王震將軍會見，拜訪周揚、巴金、夏衍、趙樸初、曹禺、艾青、馮牧、嚴文井、朱子奇、胡絜青等著名作家，借調當時在北京市作協任職的鄧友梅全程陪同。當時之所以勞鄧先生大駕，主要出于三點考慮：第一，他1980年參加以巴金為團長的作家團訪問日本時，是團員兼秘書，而我是隨團翻譯，我們彼此熟悉，而且都認識水上勉，便于工作。第二，他才華橫溢，頻頻得獎，聲望、成就與來訪的日本作家旗鼓相當。第三，他曾被抓勞工去日本當苦力，會講日本話。

去日本之前，我并不知道他會日語。在一次酒會上，我偶然發現，他不僅能聽也能講，雖然不是科班出身，發音差點勁，也不會用敬語，說的多為社會下層的糙話，但簡潔明確實用，眼巴前的事兒都能對付。而且我還有個驚人的發現，就是他的日本話，是與酒摻和在一起的。平時一句沒有，但是，只要三杯酒下肚，馬上就會發生化學反應，出現戲劇性變化，日本話就跟泉水一樣咕嘟咕嘟地往上冒，連奔兒都不打，再加上一點輔助性的肢體語言，敘事狀物，言志抒情，基本可通。我問他，啥時候學的東洋話，還挺好使，關鍵時刻正經能抵擋一陣子。他說1945年，他十三歲，在日本當童工，不講日本話就挨打，是那時候逼出來的。后來他根據這段生活寫了中篇小說《別了，瀨戶內海》，并被譯成日文，在日本出版發行，反響甚好。

我是學外語的，知道語言這東西不用就忘，事隔三十多年，他還能撿起童子功，可見記憶力驚人。從那以后，我犯懶時，就投機取巧，勸他多喝酒。酒精在他肚子里碰到日本話，立馬燃燒起來，也就用不著我在中間搭橋了。這個招兒，現在還有效，但你必須叫他喝酒，至少三杯，兩杯半都不靈。倘若是白鶴、松竹梅、菊正宗、月桂冠等名牌清酒，效果更佳……

在日本作家團到達那天，我們特意請時任中國筆會中心副會長的嚴文井、朱子奇到首都機場貴賓室迎接。當賓主們一路談笑風生，興致勃勃地進入北京飯店大廳，準備辦理入住手續時，大堂服務臺卻告訴我，你們預訂的房間，客人因飛機機械故障沒走，暫時不能入住。

她柔聲細語，說得很輕松，但對我卻不啻于晴天霹靂，當頭一棒，一下子就蒙了！過了一會兒，我醒過神來，小聲問：你說的“暫時”，是指多長時間？她仍然微笑著說：這不好說。

我急了：一個月前，我們就帶著介紹信和接待計劃來預訂，你們說沒有問題；前一個星期，我們還來確認過。但現在外賓已經到了，你們卻說沒有房，你叫我們怎么辦？難道叫外賓露宿街頭？他們不解釋，也不道歉，就好像沒聽見。我又說，這是你們的責任，你們不能撒手不管！請你們想想辦法，能否幫助聯系一下別的飯店？這些服務員都是久經歷練見過“大世面”的，任憑我說什么，他們不慍不火，不卑不亢，只是一味地強調計劃趕不上變化。在他們眼里，這可能是常有之事——前面不遠處，就有一個四五十人的歐洲旅行團沒有房，坐在大廳的地毯上等待，男男女女，花花綠綠，橫躺豎臥，東倒西歪，有的甚至響起了鼾聲。

改革開放初期，北京的涉外飯店很少，大概總共有十來家。我們聯系了華僑、民族、前門等飯店，家家爆滿。當時不僅住宿難，機票車票出租車也很難，倘若機關里沒有一個“能人”，不管是外賓還是內賓，迎來送往都難于上青天。

日本作家一大早起來趕飛機，從東京飛到北京，又在飯店大堂的咖啡屋里坐等了兩個多小時，一個個無精打采，疲憊不堪。機關總務處的幾個人，急得像熱鍋上的螞蟻，拼命托人找關系。花費了好長時間，幾經周折，我們最后總算住進了頤和園后面的一棟別墅。

那是皇家園林，亭臺樓閣，雕梁畫棟，金碧輝煌，但不知多久沒住人了，房間里有一股濃重的霉味，而且蚊蟲們像聞到了肉香，興奮起來，肆無忌憚，橫沖直撞，迫不及待。我和鄧友梅同居一室，在蚊蟲的輪番圍攻中，無計可施，只好把毛巾弄濕，團成團，當手榴彈，甩到天棚上、墻上，撲打驅趕，折騰得汗流浹背，勉強對付了一夜。早晨起來，身上還是留下了成片的紅色斑點。

第二天上午參觀魯迅博物館時，佐藤純子把我叫到一邊說：“兩個月前我們就將日本作家到達日期通知了你們，結果還是沒地方住。如果你們沒有接待能力，解決不了房子問題，我們只好中止訪問回國。”

我也在為房子著急，心里火燒火燎的，她上來就“最后通牒”，我脾氣也騰的一下躥了起來：“佐藤先生，我們的工作沒有做好，我向您道歉。但我必須鄭重聲明，接到您的信之后，我們馬上就預訂了房間，還電話確認過，這些都有工作記錄可查的。可是，我做夢也沒想到，住在那里的客人因航班延誤走不了，我們住不進去。您也看到了，我們上上下下都在為房子著急想辦法，能否解決，我不知道，但我會把您的意見如實地向領導報告。”

她聲色俱厲，我針鋒相對，結果是不歡而散。她氣哼哼地扭頭走了，清脆的高跟鞋聲仿佛仍在抗議。

我心想，你急，我比你還急，作為主人，客人來了沒有地方住，已經夠尷尬狼狽丟臉的了，你不是同舟共濟，而是火上澆油，對我發難，這算什么老朋友？中國目前就是這個條件，我有什么辦法？一想起這些，我就覺得心里堵得慌。

當天晚上，北京飯店還是沒房，我們從頤和園的別墅搬到了剛落成不久的香山飯店。但標準間客滿，只有六個套間，每間每天380元（相當于我半年工資），當時可能是北京最貴的。

外賓好歹安置下來，但沒有我的工作間。那時乘車從香山到市內，往返一次大約需要三個小時，倘若外賓夜里有什么緊急情況，根本無法處理。經請示領導，我在日本青年作家宮本輝客廳的沙發上湊合了一夜。第二天晚上，香山飯店終于有了空房，我才有了落腳之地。是夜明月當空，月光如水，山林宛若籠罩在薄薄的青紗中，迷離朦朧，但我卻無心賞月，不斷地打電話詢問各地飯店的情況。后來到西安、成都、桂林、上海，直至旅行結束，佐藤再沒說什么，我也沒吭聲，這件事就算過去了。

1996年，我以訪問學者身份去日本進行“中日純文學比較研究”，佐藤純子率領家人為我接風時，提起了那次吵嘴的事兒：“頤和園別墅瓊樓玉宇，碧波蕩漾，奇花異草，陣陣幽香，但房間里不僅蚊蠅多，還有壁虎和蝎子，嚇得年輕作家哇哇叫，一夜沒睡。全團除水上勉先生默不作聲外，都叫苦連天。我很著急，也很為難，不愿給第一次訪華的日本作家留下壞印象，但又沒有辦法，心里冒火，話也就橫著出來，我今天正式向您道歉。”

事情過去十幾年了，佐藤知道我心里一直有疙瘩，所以舊事重提，主動道歉。我說：“其實主要責任在我們，如果考慮到飯店緊張，有個備用方案，也許就不會手忙腳亂，叫日本朋友吃苦了。當時我心情焦躁，態度也不好，請您原諒。但這十幾年中國變化很大，可以說日新月異，連我這個在北京住了幾十年的人，有時也迷路。我現在可以拍著胸脯向您保證，今后絕對不會再發生這種事！不要說幾個標準間，就是五星級飯店的豪華套間、總統套房，也不在話下……”大家哈哈大笑，舉杯祝賀，盡釋前嫌，但這是后話。

日本作家代表團在西安訪問三天之后，乘火車到成都。水上勉年輕時讀過巴金的《家》，對《家》中的人物、情節、景物都很熟悉。這次到成都的主要目的，就是想看一看巴金故居。他說：“《家》是一部杰作，揭露了封建大家庭的丑惡黑暗，但結尾是光明的，覺慧脫離了家庭，走向未來。聽說不少中國青年讀了《家》之后，勇敢地打破封建牢籠，走出家門，開始了新的人生。日本也有一本小說叫‘家’，是大作家島崎藤村根據個人體驗，描寫了兩個舊家族的崩潰過程，但他的《家》與巴金的《家》不同，沒有找到光明，最后用‘屋外仍是一片漆黑’結束全書。我年輕時讀過巴金的《家》，所以一直夢想去看看《家》的舞臺。”為了滿足水上勉的美好愿望，我們很早就給四川省外辦和作協發文，請他們協助聯系參觀巴金故居事宜，原以為一切就緒，但當代表團到達成都后才知道，巴金故居幾易其主，現在是部隊戰旗文工團宿舍，屬軍事用地，不能參觀。

水上勉一行千里迢迢，就是奔巴老故居來的，如果早知道不能看，他們也就不會來了。在北京已經鬧了一場，成都再白跑一趟，這個團還怎么帶？所以我想，這個項目不能輕易放棄，必須想方設法，據理力爭。可是，不管我們如何不厭其煩地反復陳述請求，還是不行，理由是仍在請示中。

眼看參觀之事要泡湯，我心急如焚，突然想起王震將軍在人民大會堂會見水上勉一行時說，旅行中遇到什么困難，可以隨時找我，祝你們訪問成功。我急忙打電話向作協外聯部領導建議，向王震將軍辦公室報告，請示怎么辦。這個辦法還真靈。王辦很重視，很快協調成功。在離開成都前夕，終于參觀了巴金故居，并由戰旗文工團的張團長親自接待講解。

到上海時，巴老在寓所會見全團。水上勉說：“二十多年前，巴金先生訪日時，到我家來過。那時我還是個青年作家，一聽說大文豪要來，緊張得很，忙打掃院子，擦拭門窗，等著您光臨。那時沒想到，我也有機會坐在您的客廳里，聆聽您的教誨。這次特意去成都，就是為了實現年輕時的夢想，感受一下《家》的氛圍。”巴老說：“我已經二十多年沒回成都了，日本朋友到我的老家去，告訴我老家的情況，我很高興。兩國作家要常來常往，不斷加深了解和友誼。”

水上勉率團回國后不久，就在《每日新聞》晚刊上發表了《尋訪巴金故居》（我的譯文發表于當年《新觀察》第23期）。他說：“當我講述在成都正通順街看到的情景和老街坊鄰居們對先生的尊敬和思念時，我看見先生的眼睛里閃著晶瑩的淚花。我再次感到，文學是沒有國界的，就像一條無形的紐帶，把日本若狹的一個貧苦農民的兒子和中國的大文豪緊密地聯結在一起。”接著，他又寫了《都江堰》《望江樓公園記》等多篇文章。

在水上勉的帶動下，中野孝次寫了《魯迅故居與布萊希特之家》等十三篇文章，井出孫六寫了《陣雨與宴會》等三篇文章，黑井千次寫了《上海的茶館》等五篇文章，宮本輝寫了《桂林—上海》等六篇文章。這批文章陸續見諸報刊后，引起了廣大讀者的注意，形成了一個不大不小的中國熱。敏銳的出版家看到了商機，把日本作家的文章收集在一起，又約鄧友梅寫了《有朋自遠方來》，約我寫了《訪巴金故居》，并請著名作家井上靖作序，編輯出版了第一本由中日作家合著的《心貼心的中國之旅》。

2024年6月30日初稿

9月16日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