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間的一切都是為了通往一本書。”中國作家麥家對法國作家馬拉美的這句話印象深刻。這句話幾乎可視為文學事業(yè)的寫照。對所有作家而言，正是對生活經(jīng)驗的深入開掘、對文學技藝的反復磨礪，才使得文學創(chuàng)作成為一項名副其實的事業(yè)。作家的藝術使命，就是竭盡自己的經(jīng)驗和技藝，嘗試寫出一本理想的書。作家的創(chuàng)作生涯，整個兒就是一本大書。就個體作家的風格特色而言，其創(chuàng)作個性和實績往往以某“一本書”備受肯定為標志。所謂的成名作、代表作，均是特殊的“一本書”。這句話也是獻給真正的文學創(chuàng)新創(chuàng)造者的箴言。假如一位作家不滿足于過早被某“一本書”所定型，他就有必要寫出“另一本書”。2019年，麥家推出長篇小說《人生海海》，因?qū)枢l(xiāng)和童年記憶的集中表現(xiàn)而被認為是創(chuàng)作轉(zhuǎn)型的標志，但這部作品對蔣正南形象的塑造其實仍延續(xù)著英雄傳奇的敘事慣性。他的長篇小說新作《人間信》（花城出版社2024年3月出版，入選中國圖書評論學會發(fā)布的“中國好書”2024年4月推薦書目），進一步疏離熟悉的題材和人物形象，真正實現(xiàn)了另辟蹊徑。這或許是標志著麥家轉(zhuǎn)型成功的一本書。

讀完《人間信》，筆者深切感受到，麥家已傾力將他所感知的“世間的一切”攝入這“一本書”。在20余萬字的篇幅中，一座偏遠小山村的現(xiàn)代史，一個家庭的存續(xù)與變遷，一對父子間的沖突與隔閡，一些普通人的生死哀樂與愛恨糾纏，共同交織成人間畫卷的一角。既然小說敘事容納這么廣泛，那么“人間信”這簡簡單單三個字能否統(tǒng)攝全書？事實上，漢語表達所具備的簡練和精深之長，足以消除上述疑慮。單從“信”字來看，無論被用作名詞意義上的書信、音信、憑信，還是動詞意義上的相信、信從、信仰，或是形容詞性的誠實不欺、準確無誤、真實可信，“信”都聯(lián)結(jié)著特定的人際關系，并指向明確的價值觀念。展開來說，書寫“人間”與“信”的遇合，可謂作家分內(nèi)之事，而探究作家的敘事旨趣，則是讀者的職責所在。

如果“信”是音信，“人間信”則是人間的消息。人間本是渾然一體，蕓蕓眾生共同沐浴陽光雨露。但在廣袤大地之上，山川阻隔，語言分化，風俗殊異，以致不少人所認識的人間不過是一角，甚至很難與其他地方音信暢通。小說中的雙家村正是這樣的人間一角。在很長時間里，“我”即蔣富春的祖輩、父輩所能接觸的外部世界，其邊界不過擴展到街上和鎮(zhèn)上，但雙家村絕非遠離人煙的桃源勝地：外國侵略者到過這里，以致“我”的父親年少時曾被抓走又逃回；阿根大炮家先后有兩個兒子從這里出發(fā)尋找部隊；知青婁老師等人到過這里，革命風潮也從未忽略這里……從《人生海海》到《人間信》，雙家村作為文學地理空間已初具規(guī)模，未來甚至可能發(fā)展為個人化的文學標記。但就目前而言，雙家村并不以富于地方性的風土人情而獨具一格，是廣闊人間的縮影。不少人嘗試過以極端方式離開雙家村：奶奶離家出走，“我”從這里應征入伍，大姐和小妹遠嫁外地。但他們最終或回到這里，或身在他鄉(xiāng)而心系此地。雙家村之所以令人愛恨交加卻又無法真正擺脫，不僅因為它是那些人的故鄉(xiāng)，更因為它就是實實在在的人間。小說并不以書寫民族史、村莊史或個人成長史為追求，而是從容有致地記述人間常有的各種消息。

“信”若解讀為相信，“人間信”則關乎生活的信心和勇氣。作品中的許多人，或許身份不夠顯貴，但都有自己的生活信念。母親在重病時仍為游手好閑、毫無責任擔當?shù)恼煞虬侔汩_脫，這何嘗不是一種“信”？正因始終相信丈夫只是不成器而不是壞，她才能做到幾十年含辛茹苦操持家庭。蔣富春與父親的巨大沖突，很容易被解讀為少年的叛逆行為所致，其實根源在于父愛的缺失。成長道路上，父親基本上是缺席的，蔣福春沒有榜樣力量的引領，他不自覺地要成為榜樣，直到自己也成為父親，才真正放下往事。史鐵生在《病隙碎筆》中說過，人間的故事千變?nèi)f化，但究其底蘊都會透露“殘疾”與“愛情”這兩種消息。殘疾即殘缺和限制，意味著殘酷的現(xiàn)實。愛情則是夢想和對美滿的企盼，意味著對殘缺的補救。在殘缺的現(xiàn)實面前，人依然葆有夢想并為此努力，這就是生活的信心和勇氣。《人間信》寫了那么多沖突、矛盾、誤會、遺憾，卻依然帶有光亮和溫熱，正因它敢于直面生活的殘缺，并堅持從普通人身上發(fā)現(xiàn)信心和勇氣。

“信”若解讀為真實可信，“人間信”則意味著小說所敘述的人間圖景真實可信。在新媒介時代，置身圖像和聲音敘事之中，小說家如何以文字敘事建構(gòu)藝術真實，是一個值得深思的問題。在《人間信》中，麥家對文字敘事獨特性的充分認識，體現(xiàn)為對小說敘事技藝的自覺運用。比如，在敘述視角上，前半部分以“我”的口吻講述不成器的父親如何屢次令人失望，這在敘述合法性上原本不無疑問，但敘述者時常引入“阿山道士說”“奶奶說”“母親說”，不僅強化了敘述合法性，還使敘述過程本身變得搖曳多姿。小說還有意識地創(chuàng)設對話與互文的情境，以此引領讀者在故事之外思考小說的意義與價值，這在最末的“眾聲”部分表現(xiàn)最為明顯。

《人間信》結(jié)尾處引述了詩人安妮·卡森的話：“假如散文是一座房子，詩歌就是那火燎全身飛速穿堂而過的人。”至于何為小說，敘述者卻未正面回答。上述解讀或可用作答案：小說既從容記述人間的音信，又堅持發(fā)現(xiàn)人間的信念，更致力于使自己的記述和發(fā)現(xiàn)真實可信。一言以蔽之，小說是人間之為人間的憑信。

（作者：徐阿兵，系福建師范大學文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