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二十世紀的拉美文壇上，豪爾赫·路易斯·博爾赫斯以其博學、善辯和對文學“游戲”的熱愛，被譽為“那個時代最敏銳、最優雅的作家”和“作家中的作家”。他的作品，如同一座錯綜復雜的迷宮，不僅征服了世界，更透露出中國傳統文學的深遠影響。

伏案書寫的博爾赫斯

博爾赫斯與東方智慧的交響

博爾赫斯在《論經典》中提到，“經典作品是一個民族或幾個民族長期以來決心閱讀的書籍，仿佛它的全部內容像宇宙一樣深邃，并且可以作出無窮無盡的解釋。”中國經典文學作品在博爾赫斯的世界中，被賦予了新的活力。

在《皇宮的寓言》中，博爾赫斯描繪了一個充滿象征意義的園林，其中“園子里的銅鏡和錯綜復雜的柏枝圍籬”，預示著一個充滿未知和探索的迷宮世界。博爾赫斯對占星術和卜卦文化同樣表現出濃厚的興趣，他寫道：“到了半夜，他們靠著觀察星象，又及時以一只烏龜作了犧牲，才使他們從這個看來具有魔法的地方脫身而出。”

博爾赫斯用“有一架銅壺滴漏的六角形樓閣”來描繪計時工具水鐘，展現了中國古代文明的智慧。而“龍種的光輝朝代”則體現了對中華民族龍圖騰的尊崇和對中華文明輝煌歷史的贊美。

博爾赫斯對《易經》的引用，更是體現了他對這部中國哲學經典的深刻理解，和對命運與宇宙規律的探索。在《東方》一詩中，他寫道：“我知道有一本神奇的書，用六道虛實相間的線條組成六十四爻，占卜我們清醒和睡夢的命運。”

在《特隆、烏克巴爾、奧比斯·特蒂烏斯》中，博爾赫斯將《道德經》與《一千零一夜》相提并論，展現了他對不同文化經典作品的包容和尊重。而《莊子》中的“莊周夢蝶”故事，則被他巧妙地融入到《漆手杖》中，體現了他對莊子哲學的理解和對生命本質的思考。

在《扎伊爾》中，博爾赫斯引用了《禮記·玉藻》中的教誨：“君子飲酒，飲一杯，其容愀愀；飲二杯，其言斯斯；飲三杯，醺醺如也”，體現了他對中國古代禮儀文化的精準把握和生動表達。

博爾赫斯對圍棋的描述同樣充滿了東方哲學的意蘊。在《圍棋》中，他將東方弈術比作“擺布星宿的游戲”，用“圓子共有三百六十一顆”來描繪圍棋的規則和精神，展現了圍棋作為智慧和策略的象征。

而在《阿威羅伊的探索》中，博爾赫斯則將中國戲劇的元素引入到他的文學創作中。他描述了“十五或二十個人（戴著大紅顏色的面具）在禱告、歌唱和談話”的場景，生動地展現了中國戲劇中面具的使用和表演的藝術。

博爾赫斯也在作品中巧妙地融入了中國的時間和空間書寫。博爾赫斯對中國朝代的稱謂充滿了敬意和想象，他在《女海盜鄭寡婦》中，將中國稱為“中央帝國”；在《阿威羅伊的探索》中，博爾赫斯用“大清帝國”來指代清朝；而在《武士和女俘的故事》中，他則選擇了“蒙元”來描述元朝。

在空間書寫方面，博爾赫斯同樣表現出對中國地理的熟悉。他提到了黃海、西江三角洲、澳門等地區，這些地名在他的筆下變得生動而具體。在《小徑分叉的花園》中，博爾赫斯讓云南、青島、海豐被讀者熟知。而長城作為中國的象征，也出現在了他的《長城和書》中。富饒的新卡蘭（廣州）也在《阿威羅伊的探索》中呈現。

博爾赫斯筆下的中國古人形象

在博爾赫斯的文學創作中，中國古代人物形象被賦予了新的生命和意義。在《論經典》中，他提到了伏羲，這位遠古皇帝，在神龜的背殼上發現了八卦的符號。而在《贊歌》中，一位上古帝王的形象，“從黃帝的國度運來的綢緞”得以呈現。《長城和書》中的始皇帝，《佛教》中的梁武帝，《小徑分叉的花園》中的明成祖，《女海盜鄭寡婦》中的嘉慶帝，一個個具象化的帝王形象也躍然而出。

博爾赫斯將《論語》中的孔子描述為“明智的孔夫子”，反映了他對孔子思想的理解和尊重，而對韓愈在《獲麟解》中的形象的解讀，則展現了他在文學和歷史中的深遠影響。

博爾赫斯與中國文學的碰撞

在博爾赫斯的文學世界里，“迷宮”成為了一個顯著標志，象征著復雜和無盡的探索。1941年出版的《小徑分叉的花園》更是其中的杰作。當年，博爾赫斯與阿根廷國家文學獎擦肩而過，評委會評價這部作品“是非人性的文學，是異域的頹廢之作”，認為其“晦澀難懂”，在幻想與偵探故事間搖擺不定。正是這種對“世界之流”的描繪，與當時阿根廷文學界推崇的地方主義和民族主義背道而馳，卻凸顯了《小徑分叉的花園》中迷宮主題的深刻內涵，時間與永恒交織成了一幅復雜的圖案。“時間永遠分叉，通向無數的未來”，這一觀點不僅挑戰了傳統的線性時間觀念，也為讀者提供了一種全新的思考時間的方式。在博爾赫斯的筆下，迷宮不再是簡單的空間構造，而是時間的載體，是選擇與可能性的象征。

博爾赫斯對《聊齋志異》的評價充滿了詩意和敬意：這部作品以普通的人物和事件為素材，如應試的學子、山間的野餐、自我陶醉的冒失鬼，卻能毫不費力地編織出跌宕起伏、千姿百態的故事情節。在《聊齋》的夢幻王國中，死者能夠復活，陌生人瞬間變成老虎，可愛的姑娘背后隱藏著魔鬼的真面目。這些故事如同流水般自然，如行云般多變，展現了一個充滿想象力和創造力的文學世界。在博爾赫斯的眼中，《聊齋志異》不僅展示了一個古老文化的深厚底蘊，更以其荒誕不經的虛構故事，與現實世界形成了鮮明的對比。

為《聊齋志異》所作序中，博爾赫斯對《紅樓夢》給予了極高的評價，稱其為“最杰出或者也是最普及的中國小說”，并贊嘆其人物數量之多，情節之復雜，是世界文學中的一大奇觀。“書中有421個人物，女性189個，男性232個，俄國的小說與冰島的傳說都沒有超過這個數字。”在1986年出版的《文稿拾零》中，更是將《紅樓夢》譽為“優于我們近三千年文學中最有名的一部小說”，認為其作者曹雪芹的文學成就絕不遜色于西方文學巨匠如埃德加·愛倫·坡或弗蘭茨·卡夫卡。《紅樓夢》的情節錯綜復雜，宛如迷宮，讓讀者“好像在一幢具有許多院子的房子里迷了路”。他還對《紅樓夢》的多回章節進行了深入的涉獵與探討，包括小說的開篇前三回及隨后的第五和第六回。1940年，博爾赫斯聯手比奧伊·卡薩雷斯和奧坎波共同編纂了《幻想文學作品選》，該選集特別收錄了《紅樓夢》第五回的《寶玉（無盡）之夢》與第十二回的《風月寶鑒》。然而，李學昭的一項細致研究提出了新的見解，指出博爾赫斯所引用的文本實際上并非出自《紅樓夢》第五回，而更可能源自第五十六回“敏探春興利除宿弊 賢寶釵小惠全大體”。這一發現不僅為我們提供了對文學作品在跨文化交流與轉譯過程中可能遇到的誤解與偏差的深刻洞察，也凸顯了在不同文化間傳遞文學作品時所面臨的挑戰與復雜性。

在博爾赫斯的中國文學探索之旅中，《水滸傳》也占據了一席之地。他將《水滸傳》譽為“13世紀的流浪漢體”小說，并認為該作品在情節的展開、超自然和魔幻元素的描寫方面，甚至超越了17世紀西班牙的流浪漢小說。

此外，《女海盜鄭寡婦》（上海譯文出版社出版，早期版本譯為《女海盜金寡婦》）同樣展現了他對中國文學的熱愛。該作品的主人公鄭寡婦，原型是中國19世紀初活躍在粵東地區的女海盜鄭一嫂（本名石香菇）。這一形象源自清代文人袁永綸1830年撰寫的《靖海氛記》，后由德國人查爾斯·紐曼于1831年英譯并介紹給西方讀者。

博爾赫斯與中國：文學探索的奇妙緣分

1936年，盡管《永恒史》的銷量寥寥，僅售37冊，但這一挫折并未讓博爾赫斯沮喪，反而激發了他更深層次的文學探索。據王梓考證，“博爾赫斯的作品中涉及中國和中國文化的相關描寫多達37處”。這一數字的巧合，似乎是對博爾赫斯關于時間多維性的哲學思考的一種神秘映射。

博爾赫斯雖未有機會親臨中國，且自謙“永遠也搞不懂中文”，但他對中國傳統文化的傳播功不可沒。他為西班牙文版《易經》作序，將《詩經》中的部分作品翻譯成西班牙文，使西語國家的讀者得以窺見中國古典哲學思想的深邃。博爾赫斯的文字游戲，將《小徑分叉的花園》中的余準與《紅樓夢》中的賈雨村聯系在一起，在文學的無限時空中創造了一次意義深遠的邂逅。

在博爾赫斯的文學宇宙中，中國傳統哲學的精髓與他的創作思想交織成一幅幅絢麗的星圖。博爾赫斯對中國古典文學的深入研究和精心引用，都體現了他對中國文化的深刻理解和熱愛。他的作品，如同一場跨越時空的文學對話，將中國的傳統智慧與西方的現代文學手法相融合，為世界文學的多元發展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

（任健，湘潭大學西班牙語系負責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