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六年初，錢鍾書的小說《圍城》在雜志上連載。這部以中日戰爭為背景的小說，開篇就把時間拉回一九三七年七月下旬，點出那時節“在中國熱得更比常年厲害，事后大家都說是兵戈之象”。現實世界里，那時錢鍾書還在歐洲留學，卻清楚國內局勢，詩作里一再掛懷國事。《圍城》發表前不久，他在札記里評價德國十七世紀小說《癡兒西木傳》里描寫“兵連禍結，盜匪橫行之狀”，與伏爾泰小說《贛第德》里寫保加利亞軍隊之罪行“每有曠世相契處，證之今事，亦覺古風未沫”。說“證之今事”，就是自己所見聞的戰禍。作于孤島時期上海的讀書筆記里，讀《唐宋文舉要》時錄韓愈《曹成王碑》一句“賊死咋不能入寸尺”，形容的是唐朝曹王李皋負隅抵抗藩鎮叛亂軍隊的壯烈，頁眉上批注了“圍城”二字。小說《圍城》沒有直接描述戰爭，顯然并非不能寫或不愿寫。

佛蘭芒畫家筆下的三十年戰爭，近乎《癡兒西木傳》中所敘侵略者劫掠百姓的慘狀

漢學家胡志德曾記一九七九年五月錢鍾書訪美時談話，提到小說希望表現“戰爭既遙遠又無處不在，就像簡·奧斯汀小說中的拿破侖一世戰爭一樣”。那場曠日持久的戰爭沉重影響了中國人民的現實生活與精神世界，作為小說題目的“圍城”，正像荷馬史詩《伊利亞特》里呈現特洛伊戰爭的攻守形態一樣，用最為簡潔有力的意象揭示著戰時上海的困局。錢鍾書一九三八年底回國后至次年在昆明西南聯合大學外國語文學系執教期間，講授過荷馬的兩部史詩；戰后他為暨南大學外文系學生開設的“歐美名著選讀”課程，第一篇也是選讀《伊利亞特》。講授荷馬這個行為含有錢鍾書在戰爭年代里的獨特思考，不過小說《圍城》的創作是帶有著喜劇感的戲謔與反諷意味的，眾人舟車勞頓地在污穢渾濁的世界里漫游的經歷，可以看作英雄之旅的戲仿。試圖將荷馬史詩與現代世界接通的嘗試，正是兩次大戰時期歐美世界的一股重要潮流。

二十世紀七十年代末，《圍城》的日文譯者中島長文曾采訪錢鍾書，詢問“圍城”一詞的由來。錢鍾書從書架上翻出瀧川資言的《史記會注考證》，找到《魯仲連鄒陽列傳》的一段內容，強秦四十萬大軍圍攻趙國都城，有人去拜訪客居城中的魯仲連：

（錢鍾書）把新垣衍對魯仲連說“吾視居此圍城之中者，皆有求于平原君者也；今吾觀先生之玉貌，非有求于平原君者也，曷為久居此圍城之中而不去？”這些部分拿給我看，而后說：“作為詞語來說，這是最古老的例子，但沒有什么特別的意思。”

日本友人隨后做了些引申和聯想：第一，司馬遷這里引述的是《戰國策·趙策》里的話；第二，作為詞匯，《左傳》昭公十三年的“圍困城”和傳為蔡文姬所作的《悲憤詩》里的“圍城邑”，作為寓意典故也許比《魯仲連傳》里這段對話更為合適。

錢鍾書讀《史記會注考證》筆記。頁眉按語：“《冷廬雜識》卷一稱史公以一句縱，一句操，而于一篇中見之者，如此篇‘天下之賢公子也’、‘有求于平原君者也’等（按，皆全本《國策》）。參觀劉向《九嘆·離世》。”

錢鍾書自然知道《戰國策》的出處，《管錐編》明確說：“此節佳文，悉取之《趙策》三，句法操縱，一仍舊貫，未可歸功馬遷。”使用《史記》的本子，是因為當時剛寫完討論過此書的《管錐編》，手邊有書。以《史記會注考證》這種日本漢學名著來表示友好，也再自然不過。但更重要的是錢鍾書在留意“佳文”句法之操縱（“居此圍城之中”和“有求于平原”二語的重復出現）的背后，更深感于其中歷史人物應對“圍城”之局時的精神力量。大多要么困于局中、要么棄局出圍的人，是因為有政治上的考量。“不肯仕宦任職，好持高節”的齊人魯仲連，為何也留在“圍城”里呢？這恐怕也是錢鍾書夫婦選擇在戰事爆發后回國面對的問題，也是他們在上海淪陷如何進退時面對的問題。沒有引出的下文里也許才包含了真實的答案：

魯仲連曰：“世以鮑焦為無從頌而死者，皆非也。眾人不知，則為一身。彼秦者，棄禮義而上首功之國也，權使其士，虜使其民。彼即肆然而為帝，過而為政于天下，則連有蹈東海而死耳，吾不忍為之民也。所為見將軍者，欲以助趙也。”

像鮑焦這樣的古之“介士”，恥居濁世，會因無路可走而“抱木立枯”，這是對大義的堅持。魯仲連引申到自己在“圍城”中的立場，他不從政，也不參與軍事，無“求于平原君”，也不認為趙國有什么仁政值得捍衛。他只是憤懣于侵略者的作惡，才堅決要“久居此圍城之中而不去”。錢鍾書在抗戰時代里的表現，和魯仲連“義不帝秦”的態度是一致的。而且所謂“非有求于平原君者也”，可理解為對于現實利益的超脫，回避黨派、主義的站隊，乃是一種清醒的政治態度，《圍城》不表現戰爭中的政治斗爭，這也許就是根本原因。《管錐編》曾說：“并世之人，每以當時之得失利鈍判是非曲直，《莊子·胠篋》所謂‘符璽’與‘仁義’并竊，‘諸侯之門而仁義存焉’，西諺所謂‘山呼“勝利者萬歲”！’”——這“山呼‘勝利者萬歲’”，是錢、楊夫婦熟悉的堂吉訶德譏嘲桑丘勢利眼時的用語。永遠拒絕為勝利者唱頌歌，連同《太史公自序》里稱許魯仲連的“輕爵祿，樂肆志”精神一樣，是錢鍾書肯定的人生境界。最終的日譯本以“不能在日語中找到其準確的譯法與表意”為理由，放棄了原來擬定的“被包圍的城堡”這個題目，決定只選擇《圍城》原題中的一個方面，改用“結婚狂詩曲”為書名。這樣一來，就在很大程度上消除了原本“圍城”意象上的多重指向。尤其是作者雖未正面書寫，卻時時關照在心的戰爭中人之生存狀態，在日譯本的改題操作下被淡化了不少，這當然是非常令人遺憾的。

堂吉訶德說：“你分明是個勢利小人，你就是叫喊‘勝利者萬歲’的那種家伙。”（楊絳譯《堂吉訶德》第二部第二十章）

在小說里，方鴻漸繞了半個中國，又回到了“孤島”上海。這個平凡怯懦的小人物，感受著“擁擠里的孤寂，熱鬧里的凄涼，使他像許多住在這孤島上的人，心靈也仿佛一個無湊畔的孤島”。“圍城中人”心緒上的這種寫照，并不僅僅屬于現代世界。《談藝錄》第四十六則里，論元好問同代人受其詩風影響，提到遺山“三知己”之一的李獻甫寫了首《圍城》，認為是“入之遺山集中，可亂楮葉”。李獻甫此詩寫金哀宗天興元年（一二三二），蒙古軍隊圍攻汴京，此后哀宗率軍離京退走。錢鍾書留學時做過《中州集》的讀書筆記，上述《談藝錄》這段內容就見于其中，并列稱引的雷希顏、李長源、秦簡夫等人詩，也都是經歷末代板蕩的感慨之作。元好問詩中也多次出現“圍城”字眼，早有人指出小說題名的出典可能與此有關。再往前追溯，還有杜甫。《容安館札記》第四〇四則論呂本中《東萊先生詩集》，摘記宋人詩話所云“呂東萊圍城中詩皆似老杜”；第三二〇則引朱長孺《書元裕之集后》：“裕之圍城中作詩指斥蒙古，不啻杜子美之于祿山、思明也。”錢鍾書曾說自己的學詩經歷，是在游歷歐洲期間才足涉少陵、遺山之門庭的。感懷時事，從讀書學詩經歷里有了切身體會，和杜甫、元好問的詩心產生共鳴。

后來《宋詩選注》中評價陸游，說他是“明明在這一場英雄事業里準備有自己的份兒的”，“這也正是杜甫缺少的境界”。這暗含了褒貶之意：抗戰后，錢鍾書有一篇英文書評，評價一部陸游詩選英譯本（一九四六年），批評了將陸游愛國詩人形象夸大的研究方式。錢鍾書說，有些研究中國文學的大學教授發現了以研究愛國人物來愛國的途徑，于是把陸游的詩當成達到目的的資料。陸游的確愛國，但愛國不是他作品傳世的主要價值。唱高調的愛國詩并不能真正算是好的描寫戰爭年月的詩，受杜甫影響的陳與義、呂本中、楊萬里等人，以及后來的元好問，才值得學習效仿。這個判斷足以說明錢鍾書的文學理想：他否定了題材決定論，決意以戰爭作為背景色而不是前景主要事件來寫小說。

《圍城》固然充滿作者對戰事的憂憤，卻也并不以此為局限，核心主題仍在于人類生活的永久困境。以方鴻漸為假想情敵的趙辛楣擺設了一桌“鴻門宴”，怕自己學問壓不過對手，請來了兩個朋友褚慎明、董斜川助陣。席間談話中引出了“圍城”的主題：褚慎明道出那句“結婚仿佛金漆的鳥籠，籠子外面的鳥想住進去，籠內的鳥想飛出來”，說是羅素引的英國古話。十七世紀初，英國作家約翰·韋伯斯特（John Webster）所寫的悲劇《白魔》（一六一二年），將婚姻比作花園中的夏日鳥籠（a summer bird-cage），在籠外的鳥想要進來，在籠內的鳥則終日憂懼自己無法離開。這個典故在歐美當代文學也有遺響，錢鍾書熟悉的英國小說家瑪格麗特·加布爾（Margaret Drabble），其處女作《夏日鳥籠》（一九六三年）書題即搬用韋伯斯特原話。但把婚姻比作鳥籠，還有更早的別國出處。法國大思想家蒙田《隨筆》第三卷第五章說：“這就像看到鳥籠的情況，籠外的鳥死命要往里鉆，籠里的鳥又絕望要往外飛。”（馬振騁譯文）錢鍾書有詳讀此書的摘記，在這段話所在手稿頁眉，標注了“圍城”二字。

《圍城》隨后還有一段對白——

蘇小姐道：“法國也有這末一句話。不過，不說是鳥籠，說是被圍困的城堡forteresseassiégée，城外的人想沖進去，城里的人想逃出來。”

錢鍾書編的英文雜志《書林季刊》一九四七年九月號里，曾介紹自己的小說“題目出自法國諺語：婚姻如同一座被包圍的城堡，城外的人想要進來，城內的人想要出去”。范旭侖已指出這“法諺”見于錢鍾書讀《巴特利特名言稱引錄》第十一版（一九三七年）的筆記。錄約翰·戴維斯爵士（Sir John Davies）的名言：婚姻如盛宴，座上客想離席，場外人想入席（一六〇二年）。注文里就有錢鍾書引的“法諺”，并明確指出摘自學者基塔爾（Pierre-Marie Quitard）的《法諺研究》（一八六〇年）一書。

1937年問世的《巴特萊特引語辭典》第十一版里的一條長注，針對詩人約翰·戴維斯爵士的一段話，將婚姻比作節慶盛宴，參加的人想要離席，未能入席者卻想要加入。錢鍾書在寫《圍城》之前曾讀此書

然而把婚姻比作“圍城”也并非“法諺”，這來自阿拉伯諺語，范旭侖認為大仲馬《東游記》（一八四八年）是法語書里最早引入這則諺語的文本。錢鍾書可能查過基塔爾的《研究》，筆記上將“French proverb”之說，涂改為“Arab proverb”。學者林麗娟對這類婚姻譬喻的東方淵源進行了專業的梳理，認為雖被置于古希臘哲學家蘇格拉底名下，實為從阿拉伯、敘利亞地區傳至歐洲，將婚姻喻作漁網或魚簍，年輕人受到引誘而想要進來，入其彀中則掙扎逃逸而不能了。

《圍城》里對婚姻之兩難處境的表現，背后還有更為豐富的修辭與思想資源。小說結尾方鴻漸所感慨的“老實說，不管你跟誰結婚，結婚以后，你總發現你娶的不是原來的人，換了另一個”，和上文蘇格拉底之言頗為近似。八十年代初，錢鍾書在給張文江的回信中，曾承認的確并非向壁虛構。回信中提到來信者引的愛默生語，指講演錄《代表人物》（一八五〇年）的著名議論。愛默生從蒙田對婚姻話題的“明智的懷疑主義”態度，延伸到青年立志從事政教、法律、文化等事業時將會面臨的兩難考驗。這合乎錢鍾書小說的立意，正如楊絳在九十年代初為電視劇《圍城》寫的題詞：“圍在城里的人想逃出來，城外的人想沖進去，對婚姻也罷，職業也罷，人生的愿望大都如此。”

錢鍾書的信里指示了蘇格拉底名言的出處即《名者言行錄》，并佐證以拉伯雷《巨人傳》第三卷第九章中“那末你就結婚罷”“那末你就不要結婚罷”的反復辯論。實則不止于此。據教父作家杰羅姆所說，有一部以亞里士多德的弟子忒奧弗剌斯特（Theophrastus）的名義創作的《婚姻金書》（Liber aureolus de nuptiis），即以明智之士應否結婚為主題，其中列舉賢妻良母的典范，繼而指出這種佳偶世間難求，絕大多數婚姻都令人失望，因此得出結論：明智之士不應娶妻。這種論調乃是西方古典時代至中古晚期一直興盛的“憎婚”（misogamy）傳統的表現，從蘇格拉底、柏拉圖、伊壁鳩魯以降，相關論說觀點、詩文故事，數不勝數；后世在尼采《論道德的譜系》中還可見思想影響，其中列舉了歷代持不婚信條的哲學家，恰好可以和錢鍾書曾開列的怕老婆哲學家名單相對照。這種關于結婚還是不結婚的討論，乃是西方修辭學傳統里“應否娶妻論”（an uxor ducenda）這一命題下的寫作訓練，見于著名的古羅馬修辭學家昆體良的《演說術原理》。

拉伯雷《巨人傳》第三卷第九章插圖（圖中文字為——巴奴日問龐大固埃：我是否應該結婚？）

錢鍾書對“應否娶妻論”這種修辭學命題傳統的關注，不僅體現在小說創作上，他還將之與學術研究結合起來，如議論王國維《紅樓夢評論》未能透徹理解叔本華悲劇觀思想：

茍盡其道而徹其理，則當知木石因緣，僥幸成就，喜將變憂，佳耦始者或以怨耦終；遙聞聲而相思相慕，習進前而漸疏漸厭，花紅初無幾日，月滿不得連宵，好事徒成虛話，含飴還同嚼蠟。

即便寶黛姻緣實現，也會因欲望的滿足而產生厭煩：這也等于是拒絕了想為《圍城》安置美滿結局的“狗尾續貂”者。不僅如此，《管錐編》里論中西古今人世間的“男女乖離，初非一律”，論“愛升歡墜”如“轉燭翻餅”，更涉及心理欲念的變遷無常，這注定與固定人倫秩序的婚姻契約構成了無法避免的沖突。在《管錐編》的最后一篇，由釋彥琮《通極論》首先提出的“嫁娶則自古洪規……何獨曠茲仇偶，壅此情性，……品物何由生？佛種誰因續？”這一問題，揭示宗教上的超越性思想也未能徹底解決人生的“圍城”之難題。

此外，深究某些小說細節的出典，會發現也有“圍城”之象的存在。比如在方鴻漸受聘到三閭大學任教前夕，錢鍾書用了句看似俏皮的西方典故：

在西洋古代，每逢有人失蹤，大家說：“這人不是死了，就是教書去了。”

在晨光版單行本中，這句話后面附有拉丁文，后來版本又刪去了：Aut mortuus est aut docet litteras，這見于伊拉斯謨的《箴言錄》，是對希臘哲學家芝諾比烏斯《箴言集》第四組第十七條的譯述。原話背后的意思是羅馬帝國時代的雅典人不堪戰亂之苦，受制于征服者，許多囚犯到戰勝國去教人子弟讀書，偶有故人還鄉，被問到親友現況，答曰：“不是死了，就是教書去了。”范旭侖提供了另外一個線索：《圍城》里的這句話也可能是從當代愛爾蘭作家肖恩·萊斯利（Shane Leslie，1885-1971）寫伊頓公學生活的自傳體小說中抄來，證據也是錢鍾書的讀書筆記。萊斯利小說就題作《城中人》（The Oppidan，1922），oppidan一般意思是“城鎮里的人”，首字母大寫就特指伊頓公學的寄宿學生。小說里描述過一位原本懷有政治理想、打算進國會的蘭姆先生，最終卻留在伊頓教古典語言。小說家說：“古希臘諺語曾說，什么人消失了，他不是死了，就是成了一個學堂先生。”這段話只是英文，并不是伊拉斯謨的拉丁語譯文。此處更為強調現代學院體制造成知識分子的與世隔絕之感。而錢鍾書回國后的十年里，一直未能謀得大學里的穩定教職，可以說是在“城中人”和“城外人”之間游離。《圍城》里揭露了脫離現實關懷而變得空疏無聊的高等教育模式，以及知識分子圈中頹唐卑瑣的精神世界，這種批判態度也正有賴于小說家本身游走于內外的視角才得以成就。此外，《圍城》運用芝諾比烏斯這句話，與戰爭語境的結合更為緊密，更為深沉蘊藉地展現小說的現實主題。

錢鍾書讀《城中人》筆記，頁眉補抄了書中引的那句“古希臘諺語”

“圍城”這個主題下包含了錢鍾書在抗戰時期所認知的戰爭局勢和生命困境，以及中國高等教育和知識分子圈的狀況與問題。回顧他的閱讀史，可以說：一方面“圍城”之象長久地在錢鍾書的戰時生活中深入其心靈腦海，另一方面，“圍城”之題也包含了豐富深邃的詩文典故，錢鍾書筆下的戰爭語境與這些偉大的文學傳統發生了奇妙的連接。那些曾在烽煙兵火間表現對于人類命運之深切悲憫的中外文豪們，終于成為“患難中的知心伴侶”，通過書本和筆記給予支援，成就了這部“中國現代文學中最有趣和最用心經營的小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