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大學

1962年的大學考場設在南京師范大學，就是原來的金陵女子學院。我第一次踏進大學之門，看到青磚碧瓦、雕梁畫棟的大樓，驚嘆不已，心想能夠在這個學校里讀書于愿足矣。當時政府關心考生的生活，花錢吃大米粥不限量，還有我最愛吃的螺絲狀的咸菜，也叫大頭菜。我把母親給我做的一套新棉衣賣給了舊貨店，把錢全部用在考大學的三天里，每天喝飽了粥，從凌晨三點起來看書，直到半夜都毫無倦意，心里只有人生在此一搏的狂熱，為了讓受苦受難的母親過上好日子，我一定要考上大學。

在這個關鍵時刻，胡茉老師慷慨地把手表借給我用了三天，使我得以在考場上從容答題、穩操勝券，終于考上了南京大學。時光如水，六十多年彈指而過，但每當回想起來，我依然心存感激，一輩子都沒有忘記她對我的關懷。現在她已年屆耄耋，我衷心祝愿她晚年幸福安康。

我以俄語考入南京大學外文系，接到錄取通知書的時候才知道分配在法語專業。那時中蘇關系開始惡化，而中法即將建交，所以從英語和俄語的考生中挑選30人進入法語班，后來還招收了三年制的法文專科班。大學里結合文學作品學習法語，大多是法國19世紀的詩歌和短篇小說，印象最深的是都德的《最后一課》。在課外閱讀的法國小說中，第一本使我著迷、看得通宵不眠的是小仲馬的《茶花女》，我對法國文學的愛好和興趣也是由此開始的。

1968年7月，在推遲一年后我們終于畢業了。莊樂群忍痛把心愛的《外國名歌200首》，連同課本講義一起當做廢紙，賣給了收廢品的老頭，和王東年等16位同班同學到安徽霍邱縣的城西湖軍墾農場“接受再教育”。他們兩年后才分配工作，大多留在江蘇各地的中學里改行教英語。只有12個人是先分配工作的，我是班上唯一出身貧農的人，因而被分配到制造飛機的第三機械工業部在貴州或安順的兵工廠，進廠之前先到三機部管轄的江蘇淮安林集6436部隊軍墾農場、后來又到安徽廬江縣白湖農場勞動鍛煉。

“文革”的動亂歲月深深地傷害了同學之間的感情，戀人勞燕分飛，朋友反目成仇。我們畢業時彼此沒有道別，沒有留通訊錄，也沒有全班的畢業合影。從此大家各奔東西、天各一方，都經受了各種磨難。但殊途同歸，2002年5月南京大學百年校慶，我們終于約定重聚南京。30位同學中到了16人。大家回憶當年，冰釋前嫌，重敘舊情，并且點燃蠟燭，在三位同學的遺像前舉行了悼念儀式，其中有程樹民，他被派到非洲工作，不料有一天在銀行取款后被人搶劫，殺死在異國他鄉。還有我的好朋友黃德新，文采飛揚的朱瑞芳，他們都因病而過早去世，令人嘆息。

現在回想起大學時代，真是感慨萬千。同班同學30人，都是來學習法語的。許多同學才華卓著，卻由于社會的動蕩和生活的磨難而不得不改行教英語或者經商，我能幸運地從事自己熱愛的法國文學專業，實乃是上天的眷顧。

訪加洛蒂

1986年6月,我翻譯的《論無邊的現實主義》由上海文藝出版社出版，趁此機會我在巴黎拜訪了作者羅杰·加洛蒂。

加洛蒂會見過斯大林、卡斯特羅等領袖人物，與許多世界第一流的作家和藝術家有著深厚的友誼，不知道會不會樂于接待我這個普通的中國人，因此我先寫信去試探一下。不料發信后第二天晚上就接到了他的電話，邀請我到他位于巴黎郊區的家里去。他已經73歲了，還親自開車到車站來接我，沒有名人的架子。

加洛蒂住在環境優美的別墅里，吃喝不愁地寫作，讓我這個從艱苦環境來的人頗為不解，所以我問他：“您的生活條件這么好，怎么還對法國不滿意？”他說他對生活并不抱怨，但是人要有信仰，要為自己的理想而奮斗。

我問他是否還堅持當初的觀點，他毫不猶豫地回答說：“絕對堅持。我寫這本小冊子就是為了反對‘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狹隘性，因為無論是在蘇聯還是在法國，‘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觀念由于它的‘反映論’和把現實理想化，都導致了理論界對19世紀資產階級所喜愛的、最有害的學院派‘藝術’的頌揚。我寫《論無邊的現實主義》，是為了恢復馬克思主義的本色，用馬克思原有的思想來分析當代的問題，這是我對發展馬克思主義所作的一點貢獻。”

他的話語坦率得令人驚訝，毫無我們中國人習慣的謙虛之詞。我又試探地問道：“聽說您現在信仰伊斯蘭教？”

他似乎聽出了我的弦外之音，向我做了一番詳細的解釋：“是的，一個人自稱是無神論者或者宗教信徒，這沒有什么關系，只要不是為了金錢權力而活著，而是認為生活有一種超出金錢和權力的意義的人，就是有信仰的人，而所有宗教的根源是共同的，只有像加繆那樣認為世界是荒誕的、人生毫無意義的人，才是真正的無神論者。我被法共開除了，但是我根本的信念并未改變。人是附屬于上帝的，我所說的上帝不是指一個長著白胡子的老人，而是指絕對價值，同時每個人要對其他人的命運負責，任何社會如果忽視了這兩點就必然要崩潰。無論是蘇聯的變化還是西方的現實都使我感到失望。教會也好，政黨也好，宗教和政治領袖們都醉心于權力，把手段當成目的，陷于儀式和教條，因此理想的世界只存在于千百萬有信仰的人的心中。”

他的話充滿了感情，毫無做作的意味，我相信他的信念是真誠的。

我簡單地向他解釋了一下他的著作在出版了二十多年后才被譯成中文的原因，他嚴肅地表示：“‘文化大革命’是一場災難，但我對毛澤東一向很尊敬。偉人也會犯錯誤，拿破侖后來成了一個暴君，但他仍然是法國歷史上的偉人。”

我把《論無邊的現實主義》的中譯本送給他，他非常高興，說這是他的書第一次在中國出版：“現在中國也出了我的書，中國有十億人，讀者一定會更多。”他還把剛出版的《二十世紀的傳記——羅杰·加洛蒂的哲學遺囑》（1985）等著作送給我，希望我把它們譯成中文。

加洛蒂說：“當年我和斯大林坐在一起，就如同現在我和您坐在一起一樣。”他的話把我嚇得趕緊挪動了一下身子。他談到當年和斯大林面對面談話等細節，使我聽到了許多聞所未聞的見解，真是“與君一席談，勝讀十年書”，遺憾的是當時沒有錄音機把我們的談話保存下來，也沒有手機拍攝當時的場景。

訪問結束的時候，加洛蒂向我展示了一幅他最珍愛的名畫，這幅畫放在一個房間的中央，他按動開關，燈光襯托出手持長矛盾牌、騎在瘦馬上的堂吉訶德的形象。在他送我的書里，有一本是1975年出版的《人類的諾言》，就是以這幅畫為封面的。

加洛蒂終生奮斗不息，其實就是一個當代的堂吉訶德。我在訪問后寫了一篇《堂吉訶德式的斗士——訪法國理論家羅杰·加洛蒂》，發表在1987年3月19日的《文藝報》上。

幾年之后，加洛蒂又給我寄來了剛出版的回憶錄《我孤獨的世紀歷程》（1989），并且在扉頁上題詞：“贈吳岳添先生，兄弟般的羅杰·加洛蒂。”我在感動之余頗為惶恐，因為他一直把我記在心里，而我雖然蒙他親口授權翻譯他的著作，但是由于回國后忙于雜務，加上國內出版界的變化等原因，一直未能實現要繼續翻譯他的作品的諾言。我回國后和加洛蒂很少聯系，只知道他還在寫作。可以告慰加洛蒂先生的是，他的《論無邊的現實主義》在我國幾次再版，直到2019年還被人民文學出版社收入了“二十世紀歐美文論叢書”，說明他的著作仍然受到歡迎。人們對他的經歷和觀點可以見仁見智，但在我看來，一個90多歲的老人還在為自己的理想而奮斗，這種精神本身就足以令人敬仰。

和安妮·埃爾諾的友誼

2022年10月6日晚上，好友們應約來我家小聚，我的手機忽然不斷響起鈴聲。都是記者打來的，問我是否翻譯過《悠悠歲月》。我說為什么問我呀，原來是小說的作者安妮·埃爾諾獲得了諾貝爾文學獎。

第二天開始就忙個不停——做視頻錄像和視頻座談會，在湘大圖書館和其他學者對話。出版社為埃爾諾的獲獎緊急加印10萬冊《悠悠歲月》，以后又多次加印，并且贈送我100冊作為表彰或感謝。12月3日，中國外國文學學會法國文學研究分會在湘潭大學舉辦線上青年論壇，我致了閉幕詞。

2009年翻譯的這本小說，在13年后竟如此轟動，這完全出乎我的意料。可見凡事只要盡力去做就好，該有的自然會有，沒有的不用去爭，所謂“只問耕耘，不問收獲”就是這個道理吧。到我這個年齡，名利早該置之度外了。

我為2009年訪問法國時未能見到埃爾諾感到非常遺憾，所以2023年11月到歐洲游玩并出席鳳凰書店的新書發布會時，我特地帶上了樣書和一幅精美的湘繡準備送給她，但我們仍然沒有見上面。后來我才知道埃爾諾因身患癌癥，膝蓋等處動了兩次手術，行動不便，所以從來不接陌生人的電話，一切事務都要通過她的經紀人代為聯系，為此我特地委托犬子吳嚴在可能的情況下代我去拜訪她，并且發去了我為她制作的自我介紹的視頻。

2024年5月26日，正值法國的母親節，吳嚴經過聯系，帶著玫瑰花到巴黎郊區的塞爾日拜訪了安妮·埃爾諾。吳嚴給她看了我的視頻，把我的譯作《悠悠歲月》送給了她，扉頁上有我的題詞和郵箱。埃爾諾非常喜歡和感動，特地把湘繡掛在她臥室床頭的墻上。

埃爾諾送給我和吳嚴的書是加里瑪出版社新版的《悠悠歲月》。她給我的題詞是：“題獻給您，吳岳添，無比感謝您的譯作把這些既是法國的也幾乎是世界的歲月帶到了中國。”給吳嚴的題詞是：“感謝您友好地到塞爾日來看我，帶來的珍貴禮物和您父親感人的話語。”

吳嚴請埃爾諾到玫瑰巖飯店共進午餐，這是個著名的飯店，諾貝爾文學獎得主馬爾克斯也曾在這里用餐。

我平時用微信，很少打開郵箱。6月3日打開郵箱的時候，卻忽然發現埃爾諾在5月30日給我來了一封信：

親愛的吳岳添，

您的禮物使我極為感動，我已經掛在臥室里，以便醒來時就能看到這朵精美而又華貴的花——是一朵菊花？在您為我制作的錄像里看到您和傾聽您的聲音，我感到非常快樂。您的兒子吳嚴，是一位卓越的信使，在Jie Xu和朋友們陪同下，他在一家極好的餐廳里用中餐款待了我。

我希望您生活愉快，身體健康，我也希望在法國、也許在中國見到您。

非常友好的

安妮·埃爾諾于塞爾日，2024年5月30日

我當然趕緊給她回信：

親愛的埃爾諾夫人，

請原諒我的復信有點遲了，因為這幾天我去了廣西，到廣西民族大學做了一個關于翻譯的講座，附上的幾張圖片就是關于您最近的信息。

我回到湖南湘潭后極為感動地收到了您熱情的來信。吳嚴告訴我您現在每天都在寫作，您確實是我生活和學習的楷模。我希望我們兩人都身體健康，都有幸福的生活。

我送您的畫是湖南的湘繡，上面的花朵是荷花，中國人欣賞荷花，因為它在污泥中生長卻依然清潔，始終保持著高貴和典雅，我以為這正是您的性格和象征。

歡迎您有空的時候來信，我也會及時向您傳達有關的信息。也希望能有機會見面相聚。

非常友好的

吳岳添，2024年6月3日

沒有想到她收到之后立刻就接連給我兩次回復：

您的信息對于我非常珍貴，我也很高興地得知您在關于翻譯的講座中談到了《悠悠歲月》。我欣賞您的活力，現在我難于旅行，對于向公眾講話也不再有同樣的熱情了。

謝謝!荷花，它比菊花更美，而荷花尤其是愛情和幸福的象征。

以后我們就一直保持聯系，而且關系越來越密切。她在奧運會之前感染了再次流行的新冠，幸好已完全康復。8月初我去信問候，她正和兒子戴維全家一起在外地度暑假。從此她在給我的信末都署名安妮，也就是把我當成了親人和知交。我衷心祝愿她健康長壽，并期待著今后能有機會和她相見。

埃爾諾在獲獎演說中表示“我沒有把授予我諾貝爾文學獎看成是我個人的勝利。認為它在某種意義上是集體的勝利”，并且要“繼續為反對任何形式的非正義而斗爭”。她身體力行，始終關注人民、特別是婦女的命運，畢生都在為維護女性的權益而奮斗。現在她雖然已經84歲高齡，但仍然堅持每天寫作四個小時，真正稱得上是生命不息，奮斗不止，值得后人永遠景仰。

勝似桃花仙

2023年3月6日，《文藝報》發表了我的文章《我的翻譯之路》，可以說是我翻譯生涯的小結。我回顧了從事翻譯的歷程和甘苦，認為嚴復所說的“信”與傅雷提倡的“神似”并不矛盾，要靠譯者自己體會和把握。我把這篇文章發到朋友圈里，還意猶未盡地附上了一首打油詩：

彈指一揮間，匆匆數十年。

譯路多崎嶇，攀援若等閑。

人生多磨難，唯有勇向前。

晚歲居湘潭，勝似桃花仙。

桃花仙出自唐伯虎的《桃花庵歌》。我欣賞他作為桃花仙人“不愿鞠躬車馬前”的骨氣，但是不認同他天天醉酒、“但愿老死花酒間”的心態，人總還是要老有所為，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情，所以才說“勝似桃花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