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文學史著述方面學力宏瞻、著述甚豐的張炯先生，在年屆九十歲時又完成一部皇皇巨著《中國現當代小說史》，給人以意外的驚喜，令人為之紉佩。這部文學史新著讓人驚異的，不只是張炯先生在耄耋之年，如老驥伏櫪，奮筆不已，更有他依憑著其在理論批評方面的深厚造詣，在著述文學史方面的豐瞻功力，在這部文學史的著述中，無論是素材的選取，對象的讀解，還是史脈的把控，章節的布排，都有不少新的突破，顯示出作者新的追求。如許一些新的元素與新的氣象，使得這部文學史著作在同類文學史著述中別樹一幟，值得人們高度關注。

這里，主要就《中國現代當代小說史》在諸多突破與出新之中，比較顯見也最為突出的三個方面的特點，簡要談談閱讀之后的深切感受。首先，本書打通現代與當代的原有界線，整體性地觀察二十世紀小說創作的發展與演變。在中國文學研究領域的學科分類中，中國現代文學和中國當代文學，是分成兩個部分，分屬不同的研究板塊。因此，有關文學史的研究與寫作，也依從這種學科分類，分為中國現代文學和中國當代文學。張炯的《中國現當代小說史》，打破長期以來的這種學術慣例，把現代與當代連通起來，在對小說文體的具體考察與總體把握上，有力地突破了原有的種種限定，體現出了新的學術思維，呈現出了新的文學景觀。

現代小說是在近代時期萌生和崛起、現代時期成長和成熟的文學文體，在百年來的歷史進程中，隨著社會文化生活的深刻變遷而不斷演變。張炯在《中國現當代小說史》中，對百年來的小說作了不同階段的劃分，用“1911年到1930年”的“發軔階段”，“1930年到1949年”的“蓬勃萌發階段”，“1949年到1977年的”“曲折發展階段”，“改革開放以來”的“空前繁榮階段”的四個階段的分法，從宏觀性的層面，以歷時性的線索，整體性地勾勒出來小說創作百年來演變與進展的不同階段，不同階段的不同風景，使小說創作自萌生之后不斷向前進取和發展的過程，既清晰明了，又渾然一體。描繪出了小說創作在不同階段的相互銜接與梯次演進的壯闊圖景。

為了充分體現現代與當代的緊密勾連，《中國現當代小說史》設置了第三編“解放區與共和國前期的小說”，通過對延安時期和解放區時期的一些重要作家作品，如趙樹理、孫犁、周立波、柳青、馬烽等人小說創作的深入解析，令人信服地闡述了小說文體由解放區的小說創作向建國初期的小說創作的自然過渡及其兩者之間密切聯系。在其后有關劉白羽等人的軍事小說和“反映革命斗爭的小說”的論述中，又特別指出這些小說作者的革命斗爭經歷對其小說創作的重要影響，從作者的人生經歷與文學成長的相互關系上，進而揭示了小說創作方面“解放區”與“建國后”的密切關聯，在作家與作品兩個方面，闡明了“現代”與“當代”的不可分割與內在緣結。

其次，選取作家作品視野宏闊，收錄廣泛，評點作家作品點面結合，突出重點。在當代文學研究領域，評說與評價作家作品時，尤其是擇取和評說經典作品時，常常顯現出兩種不盡相同的姿態，一種是文學史角度的，一種大眾化角度的。文學史角度的，一般偏嚴，大眾化角度的，一般偏寬。一個典型的例子，是路遙的長篇小說《平凡的世界》，在讀者中影響深遠而廣泛，并獲取了茅盾文學獎，而在文學史著述中常常較少提及。比之一般的文學史著述，張炯的《中國現當代小說史》，顯然超越了那些嚴苛的文學史著作，采用了一種視野宏闊，“嚴”“寬”兼顧的學術姿態。在現代時期的作家作品方面。張炯沒有忽略“鴛鴦蝴蝶派”“新武俠小說和偵探小說”以及“淪陷區小說”。在當代時期的作家作品方面，張炯鄭重對待“理政倡廉小說”“遠歷史小說”“近歷史小說”和“科幻小說”。這樣的一個宏闊視野和多維角度，就既使得那些一般文學史不收錄，不提及的作家作品進入文學史序列，也使得小說創作本身的豐富樣貌和多元形態得到了充分的展現。

本書還以卓具地域性、民族化的審美眼光，審視小說創作的藝術流變與作家作品的文化蘊含。《中國現當代小說史》在對當代的小說作家群落的考察與讀解中，從地域化的特點入手，以民族化風情為主，把“民族的科學的大眾的”學術視角和審美觀照，體現的特別鮮明和十分充分。由此，也顯現了作者張炯在當代文學研究和文學史寫作中，著意顯現地域風情與民族特色，凸顯中國小說的中國特色的主動作為和自覺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