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有注意到地域的向外延展與融合貫通，方能愈加清晰地說明“地方”這個概念的內質與“地方”在新時代背景下如何演繹出新意。運河，是《運河2500年》著重觀察的對象，也是作者投射向更為廣闊天地的認識裝置。

沈小玲《運河2500年》的異乎尋常之處，在于其是來自行動者“在場”的觀察與體認。沈小玲對于京杭大運河的書寫，是通過切身感知運河沿線城市及其風土人情而達成的。因此《運河2500年》是一部散文集，同時也理應視作是一份經由充分田野調查的詳實報告。作為行動者的沈小玲試圖回溯運河的歷史肌理，勘探運河周遭由古至今的文明跡象、社會秩序與生活方式，重述那些沿途風景的前世今生。而沈小玲于《運河2500年》的言說，也構成了指涉當下的“歷史的刻度”。

這部《運河2500年》明顯是有其格局與深意的。作者的落筆處不僅是京杭大運河的興衰榮辱，也是以京杭大運河作引觀照中國的城市變遷史。揚州、洛陽、開封、杭州等城因運河而興，運河則因城之盛榮而有了愈發遼闊的形態與內蘊。在此基礎上，《運河2500年》饒有意味地闡發運河如何影響到早期城市的建構與城市文化的推進。作者談及北京文化的形成與發展，便是受到京杭大運河潛移默化的作用，如頤和園即是南北文化以大運河為契機形成交融后的產物，因此也就有了“運河上漂來北京城”一說。而在古代社會，運河之上南來北往的運輸、貿易、交往，也使原本偏于一隅的語言與關系模式得到重塑。此外，沈小玲以個案形式寫到了碼頭、糧倉、驛站，寫到了閘、壩、橋、園林，這些看似各有一番天地的存在物，因大運河而顯出某種共性的氣息與因子。運河，賦予了它們以形貌特征，而它們也內嵌為后來者觀照歲月沉浮的密碼。而當沈小玲折身向這些“物”的幽微內里，也是以“新的感覺方式”講述具有“歷史刻度”意味的“中國故事”。

沈小玲的《運河2500年》也生發出了有識之士對于地域的重新審視。事實上，我們現在所自認為熟諳的“地方”，可能往往裹挾著某種標簽化的“觀念先行”，而這種片面的認知理解，實則沒有考量到一處“地方”在歷史演變期間因運河往來等特定因素所遭遇的迥異的文化風尚，以及經由此而產生的深刻新變。沈小玲在書中談到：“江浙的吳越文化、中原的傳統文化、北方的游牧文化，隨著運河船只移動，互相滲透、影響，文化逐漸多元、鮮活、生機勃勃。”晚近以來，國內相關組織機構、專家學者強調對于京杭大運河的關注與保護，某種程度上也是借此觀照歷史與文化層面“地方”與“中心”之間的關系，包括“地方”與“地方”如何彼此互動，又是如何互相交匯。

當下國內文學界、研究界有意彰顯“地方”的“再發現”，《運河2500年》則意在指明“地方”這個概念自身屢遭貶抑的開放性與多元性。其中《講不完的民間文學》一篇，就提到運河沿岸的先民通過口頭或是集體創作完成的民間文學，以“傳說、故事、歌謠、說唱、諺語等民間文學作品廣泛流傳于運河地區，進而流傳至全國各地、世界各國”。由之，對于京杭大運河及其歷史溯源的梳理，是地域與地域、地域文化與地域文化構成具有凝聚力的共同體的必要前提。更重要的是，唯有注意到地域的向外延展與融合貫通，方能愈加清晰地說明“地方”這個概念的內質與“地方”在新時代背景下如何演繹出新意。運河，是《運河2500年》著重觀察的對象，也是作者投射向更為廣闊天地的認識裝置。

很顯然，《運河2500年》呈現的是一類值得關注的歷史書寫方式。在結構設置上，《運河2500年》由運河的史實鉤沉，進而描劃沿河的人事景象，有著謹慎的謀篇布局。而在言說姿態上，作者沈小玲又擇取的是“大歷史”敘述之外的路徑，談笑風生間自有一番獨特的私人情感與個體記憶。私人情感與個體記憶，其實也是歷史書寫當中的一種主動建構人與世界關系的審美創造，是“今朝”與“昨日”的對話。而在對話之下潛流的，是地域與地域文明從“局部”延伸至“整體”，進而形成“共同體”的延長線。以此而論，沈小玲的《運河2500年》是一部過去之書，也是一部未來之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