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醒龍的小說精神，就在他決不重復自己，不斷開闊新題材，不斷創新，不斷地與讀者和自己較勁的小說創作方向。

此次，我讀完劉醒龍的長篇新作《聽漏》不覺驚嘆不已——這實在是一本奇書。于是，我激動地磨墨攤紙寫下清朝詩人王文治那首“得好友來如對月，有奇書讀勝觀花。琴心劍膽終不愧，卓然不群是君家”的書法條幅寄他。我幾乎大半輩子都在讀中外各種各類的小說，應該說閱讀經驗上早就不覺得會出現大波瀾，大驚喜。可這次的閱讀覺得依然新鮮刺激，一開始我以為可能是因為對“考古”這樣的題材比較陌生，所以才感受如此，但是仔細想想我又覺得題材陌生不是主要原因。他的小說我是幾十年跟蹤閱讀過來的，我在上次有關《鳳凰琴》的研討發言中曾經一再提到他的小說創作特別“引人入勝”之處，在于敘事語言藝術風格上，基本保留著他早年《大別山之謎》寫作中的山林野地間籠罩的一些神秘氣息氛圍，尤其是他在小說局部的細節描寫上和故事情節的奇妙安排上都處處顯示出別出心裁、匠心獨具的地方。《聽漏》里這些都有，并且磨煉得更為滴水不漏，完整圓熟。

《聽漏》小說大約三十幾萬字，按我的閱讀經驗，從小說故事情節上來說一般都會采用“輕啟慢承急轉巧合”這樣的敘述邏輯節奏。也就是長篇小說開頭的敘述一般只是為了后面的故事情節作必要的鋪墊，不必寫得太精彩。而《聽漏》卻在剛開始的第三頁上就讀到關于楚學院門牌號的那些饒有文字和文學趣味的情節、細節的精彩描述。這當然一下子就吊起了我深入閱讀的興趣，同時也不免替他擔憂，接下去的三十萬字能一直保持這樣的精彩嗎？事實上我是白擔心了，因為接下來的閱讀就像是被作者一個又一個謎語般的情節預設、一環又一環的故事揭秘，層層緊逼著放不下手。說實話“手不釋卷”這樣的閱讀感受也就在閱讀偵探推理小說時才可能，而在純文學領域閱讀中幾乎沒有過。而讀《聽漏》我無法放手的原因在于書里的許多前后呼應的精致的細節，我跳不過去，而且還必須認真仔細地閱讀才能夠理清線索，才能夠加深理解。

由此，在我看來就是劉醒龍《聽漏》這部長篇小說已經達到了“語不驚人死不休”的境界。尤其是整部小說的結尾那句“他媽的，你們全變了”給讀者留下了無限的思考空間。這個敘述境界既是作者自覺地自我精神提升，也是作者針對讀者的高級別的審美期待。

上個世紀八十年代初，我在研究現代小說整體敘述觀的時候，就意識到了小說作者和小說讀者之間的結構同謀關系，而小說創作最終是由讀者完成的。同時也已經不把作者的敘述僅僅看做是形式技巧問題，而是背后一定隱藏著深刻的敘述倫理精神問題。也就是不把“寫什么”和“怎么寫”看成兩個問題，而是將“寫什么”和“怎么寫”看作只是一個問題的兩個方面。不首先了解作者的“怎么寫”，你也分析不出作者究竟“寫什么”。由此，也不難看出《聽漏》延續著劉醒龍從《鳳凰琴》開始，無論長篇中篇還是短篇，一以貫之的將作品奉獻給小說讀者們。仔細分析劉醒龍小說緣何會如此充滿智慧、情趣和良心，一方面是劉醒龍的才情所致，但更重要的是他實踐了巴金先生的名言：“把心交給讀者！”

怎樣才算真正的“把心交給讀者”，是那種高高在上于讀者的指手劃腳的絕對真理般教誨，或思想的裸奔，亦或是那種無視讀者感受的滔滔不絕的語言傾訴式“自我獨白”？我看當然都不是。以《聽漏》為例，隨著小說故事情節的逐漸展開，自然而然地呈現、提供出來一些社會問題、人性問題，就此作者才有可能性,舉重若輕地引發讀者來一起充分地思考、質疑和追問。《聽漏》中關于云集眾多專家、學者的大規模“考古”常常是花了大財力、大精力發掘不出什么有價值的文物，還不如幾個盜墓賊效率高，甚至常常只能跟在盜墓者屁股后面做保護性發掘，這樣的“考古”現象和比比皆是的文物市場“造假”現象怎能不讓人掩卷沉思。

小說的本質應該是一種隱喻藝術，由此在隱喻的對面總會出現許多不用明言的思想內容，而恰恰正是這樣一些“看破不說破”的豐富“潛臺詞”在《聽漏》中比比皆是，唾手可得。作為一個及格的小說文本的讀者和研究者應當能在此中充分地心領神會，享受到小說閱讀的真正樂趣。

其次，我覺得劉醒龍的小說精神，還體現在他對自己筆下的小說素材和題材，有豐厚的知識儲備，《聽漏》無疑是他對考古這個行當整個考古過程都做過專門的、深入而細致的全面了解和研究，以及他對考古專家的人物心理狀態，也完全做到了熟稔把握。記得幾十年前《大飯店》《航空港》等外國小說被翻譯過來后，我們才醒悟過來，原來小說家還必須起碼是某個行業的專家，原來小說家還必須具備一定的職業精神。同時，我還必須指出：小說家職業精神的最高境界是要敢于充當“上帝”，雖然，小說家不可能具有“上帝”的權力，但卻必須具有“上帝”無所不知、無所不能的能力。由此我們也應當認識到“全知全能”不僅僅只是一種小說敘述觀點，而應當進一步地理解為小說的本質精神。《紅樓夢》之所以偉大，就因為它是“百科全書”。總之，我們不難看到劉醒龍的小說精神，就在他決不重復自己，不斷開闊新題材，不斷創新，不斷地與讀者和自己較勁的小說創作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