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NA承載的遺傳記憶可以追溯到數十億年前，但每個人的經驗記憶往往只有數十年之短。

因此太陽之下并無新事，但對于個體來說，世界和人生永遠有無數未知。

文學研究也同樣徘徊在這樣的新舊之間。

對于文學本身來說，沒什么故事見所未見，沒什么意緒聞所未聞。

但對于新一代學人來說，那些老問題的謎底可能只藏在前人的經驗當中，那些曾訴諸文字的回答也在語境的變遷中湮沒無聞。

因此一切來源于體驗和學理深處的問題，所有結合代際經驗與文化語境的言說，都嶄新且充滿意義。

這就是本欄目開設的動機，相信新一代學人那些真誠的闡釋會變成敏銳的洞見，為文學和文化做下新的注腳。

欄目的第一期討論“錢的故事”，這正是一個徘徊在新舊之間的重要話題。

往近說，2024年初影視劇《繁花》之風靡大江南北，固然離不開其文學品質、制作水準、滬上風情——但更重要的大概是劇中的20世紀90年代，尤其是那烈火烹油又危機四伏的金融市場，和2024年的觀眾們身處的現實形成了巧妙也稍顯意外的互文關系。

金宇澄、王家衛們才華橫溢，胡歌、辛芷蕾們顧盼生姿，但在觀眾眼里，這些前面都要加上一個重要限定，即他們演繹的正是大家最關心的“錢的故事”。《繁花》之前還有《漫長的季節》與“東北文藝復興”，還有《狂飆》等等，如果熟悉這些作品就會發現，它們同樣關乎“錢的故事”。

鈔票，讓人悲傷又苦惱。

錢哪，你這殺人不見血的刀。

這兩句話出自遲志強的《鈔票》，一首幾十年前風靡大江南北的流行歌曲。它與此前此后的無數文藝作品一樣，表達著文學藝術對金錢與人性的樸素批判。然而一旦將這個問題上升到文學史和文學生產機制的角度，過于直露或過于簡單的道德判斷就都不再合適。人們對錢的向往或憎恨只能說明這個問題的迫切性，對它的系統性解釋則道阻且長。

“錢”對于作家、作品、出版、讀者到底意味著什么？文學研究又應該如何從“經濟”的角度對文學形成理解？從歷史與生產機制、當下與敘事方法、未來與創作空間這三個角度，本期欄目石岸書、呂彥霖、張維陽三位學人對這一問題進行具體闡述。

石岸書的《三杰闖關》將我們帶回20世紀80年代中后期。現在人們對80年代文學史的理解中暗藏著經濟層面的矛盾性。一方面，人們常說80年代是個文學的時代，似乎所有人都在讀書，老照片里路燈下面都是捧著書席地而坐的年輕人，連那些今天看來相當難讀的西方哲學譯本也能賣到脫銷。但另一方面文學的日子似乎并沒有想象中那么好過，在出版社剛剛開始自負盈虧時，無論出版社還是作家都面對巨大的未知，承受巨大的壓力。石岸書的文章詳細論述了來自陜西的路遙、陳忠實、賈平凹如何用各不相同的方式走出了成功的路，拉開了文學與市場交融又糾纏的大幕，此是為“三杰闖關”。 

“新東北作家群”是近些年文學研究界的熱點概念。究其原因，作家的才華和創造力固然重要，曾經濟發展放緩、大批工人下崗的東北所蘊藏的巨大文學潛力恐怕更加重要。說到這里，“錢”或者說經濟問題與文學的關系就不言而喻了，呂彥霖的《領受與自渡——“新東北作家群”創作中的經濟問題》通過大量文本細讀深入雙雪濤、班宇、鄭執等人的小說內部，在敘事層面分析了這些讓人又愛又恨的經濟問題，究竟如何細致入微地影響了小說的形象塑造、空間敘事、故事走向。

從新文化運動到左翼文學，從延安文藝到十七年文學，從新時期文學到新世紀文學……無論如何從文學性角度評價文學史的流變，時代發展大勢、國家戰略方向對文學創作的影響都無法忽視。進入新時代，隨著國家在“鄉村振興”層面的巨大投入與鄉村世界發生的巨大變化，文學書寫必然不能也不應該缺席。即便我們不去看那數目眾多的文學扶持項目，也應該明白某種程度上“錢”流向的地方，往往就是故事誕生的地方。然而問題不僅在于“寫不寫”，更在于“怎么寫”，傳統的敘事方式、文學手段在這一新領域的效果，似乎與理想狀態仍有不小差距。從這個意義上看，張維陽的《必要與限度：論經濟敘事與鄉村振興主題》關乎當代文學的未來——這未來并非滄海桑田、星辰大海，而是如同“明天”般迫近的未來。作者對這個問題展開了詳細的闡述，值得注意的是相比于單純的分析，作者更結合近些年一些相關題材作品中的優秀之處，試圖摸索出那條通向未來的文學道路。

格非的長篇小說《登春臺》寫過一個神秘的“上流人物”桑欽，作者形容他是看過這個世界底牌的人。這個比喻相當精妙，針對“當代文學中的經濟問題”，三位學人都做出了相當細致、扎實的闡釋，然而其中恐怕也必然有仍未觸及的“底牌”。與此同時我們也注意到在當代文學史中，必然還存在著“抽屜文學”“潛在寫作”這樣近乎與“錢”絕緣的創作行為，以及更多與經濟問題有著搖擺、飄忽關系的文本與創作現象，希望本期欄目只是一個開始，能吸引更多方家就這樣一個充滿深度與復雜性的話題展開討論。

（作者單位：中國作協創研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