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詩人弗羅斯特認為：“人的個性的一半是地域性。”作家劉慶邦的目光從未遠離熟悉的生活，故鄉和礦場成為他寫作的標志。他主張寫小說既要認識自己，也得重視時代因素，能讓讀者閱讀時達到“走神”狀態。在這般苛刻的藝術追求下，其近作《花燈調》（入選2023年主題出版重點出版物）建立起什么樣的審美選擇？擁有什么樣的敘事語調？又與以往同類作品有何不同？

自20世紀70年代末登上文壇，劉慶邦的創作成果豐碩，一系列鄉土題材長篇小說都書寫了記憶中的生活，滿溢地方情愫。《花燈調》是他的第13部長篇小說，卻是第一部描寫新時代山鄉巨變的長篇小說。寫作中，他面臨新的難題，因為他要寫的是眼下的生活，正在發生的生活，“我以前寫的農村生活，差不多都是我老家的生活，是‘我生活’。這次寫的是我國大西南革命老區的山村生活，是‘他生活’。從寫‘我生活’到寫‘他生活’，對我來說是一個轉變，也是一個挑戰。我知難而進，有意向自己發出挑戰”。2022年，他到遵義的村里定點生活。他要爬村子附近的一座高山，山有點高、有點陡，當地朋友看到他已經七十多歲了，想讓他放棄。劉慶邦仍然堅持爬山，認為只有親身體驗才能寫得真切。這種排難求新、拒絕畫地為牢的創作心態令人欽佩。

劉慶邦素來喜歡緊貼著人物寫。貼，不是牽引、跟隨、靠攏，也不是逼近，而是要理解、尊重和愛惜筆下的人物，與人物“貼心貼肺”。《花燈調》讓人眼前一亮的人物是駐村第一書記向家明。以前不少同類作品也塑造過駐村第一書記，但似乎都過于完美，頗有傳奇性，而缺少世俗感。向家明作為“時代新人”，不是概念化人物。她愛哭，盡管熱淚可能不是手段也不是目的。哭，幫她解決了好幾個大難題。她跟丈夫、家人耍小脾氣，愛唱愛美愛小動物，也怕老鼠，用不同方法跟各種人打交道，有自己的小算盤，這讓她在眾多同類形象中有了頗為清晰的辨識度。劉慶邦強調寫每篇小說前都要為其定一個調子，把情感美、自然美、細節美、語言美、思想美、形式美等要素融會貫通。雖然致力于追求美，但正如文學評論家孫郁所言，他不靠奇異的句子和癲狂的想象吸引讀者，也沒有士大夫的遺傳和西洋翻譯體文風，他的書寫是普通人口語的延伸，詞匯量有限亦遠離文人的一般語態，平靜中暗藏風音，起伏間神態如一，神思暗生，美意迭出。

在劉慶邦的觀念中，善良是一個真正作家起碼的人性素質。他常常悲天憫人，深感生命脆弱和生活艱辛，用作品給人溫暖和撫慰，幫助讀者在藝術的世界放飛夢想。文學本質是勸善的，是改善人心的。一個正直、有良心的作家不可忽視勞動人民，應當關心人民的疾苦，和人民保持血肉聯系。其小說主題往往觸及社會生活的多個層面，描寫人們在困境中的掙扎和奮斗，通過深入挖掘人物內心世界，展現人性的內在肌理，從而使作品具有強烈的藝術感染力和深刻的思想力度。

劉慶邦善于處理現實與虛構的關系，重視情感的作用。小說依賴想象力而生，但想象不是一件信馬由韁的輕松事，而是深受精神空間的影響。劉慶邦從熟悉的領域邁入貴州脫貧攻堅現場，給《花燈調》寫作構成不小的挑戰。如何解決這個問題？他坦言隨著年齡和閱歷的增長，對憑良心寫作的說法越來越看重，“寫書是一件最需要憑良心的活兒，如果連寫書人都昧了良心，我們還有什么希望呢？”《花燈調》中，“眼淚”可以視為善良的標志。以情動人是劉慶邦小說的一個特色，亦是他對善的一種表達手段，他就愛感情用事，“現在終于把這本書寫了出來。不是別人要我寫，而是按捺不住激情，自己要寫”。他有著以文學書寫偉大時代的抱負，“我愿意用共同奮斗創造的豐碑來概括。豐碑，不是石碑，是口碑，是建在億萬人民的心中。我必須寫出這部作品。時代需要這樣的作品，讀者呼喚這樣的作品，如果我不寫出來，就對不起自己作為一個作家的良知、使命和責任”。

只有講真話、抒真情，作品才能經得起時間和歷史的檢驗。劉慶邦說：“所寫的必須是真心誠意，灌注的必須是真性情。有的人跟文字打了一輩子交道，可能沒有一個字是屬于他的。而有的人，哪怕一輩子只寫一封信，那封信所使用的文字就有可能屬于他。因為他在字里行間傾注了自己的真實感情，給文字打上了自己心靈的烙印。”在《花燈調》中，他對筆下的人物向家明投入了自己的真摯情感。他不吝于贊美向家明的優點，也不隱藏她的弱點，通過她愛哭，遇到事情會情緒上頭、難以自控的性格，來凸顯人物性情的“真”：老農不愿讓出自家土地修公路時，向家明哭了；為了爭取高粱收購項目被迫跟酒廠毛經理喝了一杯酒，不勝酒力的她立馬情緒崩潰，“臉色發白，頭仰靠在沙發背上，閉著雙眼，眼淚正順著眼角漉漉地往下流”；接受記者采訪時淚飛如雨，泣不成聲；母親去世，她精神坍塌，哭得癱軟在地……除此之外，她到秦希明家祝賀喬遷，吃飯時偷摸喂狗的行為顯得情趣盎然，對家人任性的細節也讓這個形象更加真實立體、豐滿感人，作品的“真氣”也就更趨飽滿。

求真還體現在作品沒有一味地沉湎在詩意田園的營造之中，而是也觸及了一些具有一定普遍性的現實問題。比如，向家明因病到醫院檢查，從趙醫生口中得知有個別人想方設法托熟人找關系，讓醫院出虛假證明，以逃避工作任務；有人到村里嘴上講得很真誠，實際上卻是為了牟利，滿足個人利益；也借向家明父親之口表達出對虛浮行為的反感和警惕等。對現實問題適時而適當的揭示，體現出作家善于以辯證思維、系統思維看待社會發展進程，善于以建設性思維來推動時代進步，從而更充分地實現文學“熏、浸、刺、提”的功能和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