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至圣先師、儒家始祖，孔子務實入世、樂觀通透，他的思想博大精深，影響深遠，是中華民族的寶貴精神財富，其中不乏豐富的處世學問。

行忠恕之道。“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唯。’子出，門人問曰：‘何謂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曾參以“忠恕”二字概括孔子一以貫之之道。忠恕之道可一分為二，一為“忠”，孔子說：“與人忠”，“居之無倦，行之以忠”，“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朱熹解釋說：“盡己之謂忠。”司馬光說：“盡心于人曰忠。”“忠”是要求人發自內心、竭盡全力地待人處事，擔當好自己的社會角色、履行好道德責任。一為“恕”。孔子曾對恕作過解釋，他說：“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要求人將心比心、推己及人。《孔子家語》記載，孔子雨天出行，沒有車蓋，有人告訴他子夏有。孔子說：“我聽說與人交往要發揚他的長處，避開他的短處，子夏這個人吝惜財物，我向他借車蓋，如果他不借給我，會有人說他小氣，不尊敬師長，如果借給我，他自己又會心疼。”孔子從子夏的角度考慮，包容他的缺點，沒有向他借車蓋，此為“恕”。忠恕之道體現了孔子悲憫、包容、豁達的胸懷。

分善惡之別。孔子主張仁愛、中庸，但他并非老好人。他說：“唯仁者能好人，能惡人。”真正的仁者能正確對待是非善惡，愛憎分明。《論語·子路》記載，學生子貢問孔子：“鄉人皆好之，何如？”孔子答曰：“未可也。”子貢又問：“鄉人皆惡之，何如？”孔子又答：“未可也。不如鄉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惡之。”這里，孔子提倡樹立一種“善者好之”“不善者惡之”的觀念。孔子本人善惡分明、疾惡如仇。對于表里不一、偽善逢迎的“鄉原”一類人，他直呼：“鄉原，德之賊也”；對于學生冉求幫助富可敵國、把持政權的魯國大夫季氏斂財的行為，他揚言：“非吾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對于季氏“八佾舞于庭”這種僭越周禮的行為，他痛斥：“是可忍，孰不可忍也”；對于不懂孝悌、無所成就、坐沒坐相的原壤，他訓誡之余“以杖叩其脛”。齊魯兩國夾谷會盟，孔子作為魯國大司寇兼任會盟的司儀，面對齊國對魯定公加以羞辱甚至武力挾持的圖謀，他針鋒相對、步步為營，不僅打破了齊國的圖謀，還迫使齊國歸還了從魯國侵占的3處土地，維護了魯國的尊嚴和利益。孔子的明辨是非善惡就是儒家講的直道。有人問孔子：“以德報怨何如？”孔子說：“何以報德？以直報怨，以德報德。”孔子反對沒有底線的盲目善良、沒有原則的一味忍讓。

明義利之辨。孔子重義輕利、先義后利。但是在孔子那里，義和利并非完全對立的關系。孔子重義，他說：“君子憂道不憂貧”，“君子喻于義，小人喻于利”。同時，孔子并不排斥利，他明確表示：“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義利當前如何取舍？答案就在于“見利思義”，“見得思義”，“義然后取”。孔子說：“不義而富且貴，于我如浮云。”“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求得富貴、擺脫貧賤都要遵循道義原則。《呂氏春秋》記載了“子貢贖人”和“子路拯溺”的故事：“魯國之法，魯人為人臣妾于諸侯，有能贖之者，取其金于府。子貢贖魯人于諸侯，來而讓不取其金。孔子曰：‘賜失之矣。自今以往，魯人不贖人矣。’取其金，則無損于行；不取其金，則不復贖人矣。子路拯溺者，其人拜之以牛，子路受之。孔子曰：‘魯人必拯溺者矣。’”子貢贖人而不取賞金，看似高風亮節，實則不利于社會風尚的塑造；相反，子路拯溺而受牛，既體現了自己的仁愛之心，同時也能鼓勵他人見義勇為。所以，在孔子看來，對于利，取或不取要以義為標準，若取之有利于公序良俗、民生福祉，則當取。

踐中庸之德。這是孔子行事的重要原則，也是孔子眼中德的至高境界。孔子說：“中庸之為德也，其至矣乎！民鮮久矣。”孔子贊揚《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描述君子之風，“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文質彬彬，然后君子”。突出不偏不倚，中正適度，這都是中庸之德的體現。孔子說：“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時中。”君子為什么能做到中庸？原因在于其知曉時中之理。中庸作為一種行事方法，并非一成不變，而是要審時度勢，因時因勢變通。孟子之所以稱頌孔子是“圣之時者”，就是因為孔子能做到“毋意，毋必，毋固，毋我”，“毋必”“毋固”正是時中主張的表現。孔子曾一 一評價古代圣賢伯夷、叔齊、柳下惠、少連、虞仲、夷逸等，認為他們堅守一端，而自己則不同，“我則異于是，無可無不可”。在孔子看來，“可”與“不可”并不絕對，要因時因事決定。如，孔子重“信”，但“信”與“不信”沒有絕對化。“孔子去陳。過蒲，會公叔氏以蒲畔。蒲人止孔子。”“斗甚疾，蒲人懼，謂孔子曰：‘茍毋適衛，吾出子。’與之盟，出孔子東門。孔子遂適衛。”“子貢曰：‘盟可負邪？’孔子曰：‘要盟也，神不聽。’”在孔子看來，制止叛亂是大義，與蒲人的盟約是小信，為求大義，不得已可失小信。這就是孔子說的“言必信，行必果，硁硁然小人哉”，也是孟子說的“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義所在”。踐行諾言要分情況，沒有遠大的眼光與氣度，只知一味死守原則而不知變通的人不能算作是具備中庸之德的君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