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伯男有閱讀的習慣，尤其是4年一屆的茅盾文學獎獲獎作品。李伯男第一次讀《北上》，還是在它獲獎的2019年；5年后，他成為這部由小說改編的同名話劇導演。9月27日，話劇《北上》在大運河的南端城市杭州首演。

在杭州采訪李伯男，他顯然已經對這座城市的運河現場和運河博物館了然于胸。但他同時坦言，《北上》并不適合改編舞臺劇，因為太復雜——即便是“面上”的故事，也是發生在京杭大運河之上幾個家族之間的百年“秘史”；更不必說，還有一條湯湯大河的前世今生和一個民族的舊邦新命。

小說《北上》講述了這樣一個故事：1901年，中國大地風雨飄搖，意大利人保羅·迪馬克以文化考察的名義來到中國，與曾供職于江南制造總局、漕運總督府的翻譯謝平遙合作，開始了一段運河之旅……話劇《北上》以古今交織的敘事，演繹由杭州至通州、綿延運河兩岸的世景世情。

經過數輪劇本改編，舞臺上，一條熱鬧的船誕生了：意大利人小波羅（保羅·迪馬克），翻譯謝平遙、廚子邵常來、船夫老夏及他的兩個徒弟大個子和小輪子，以及追隨謝平遙而來的農民孫過程。李伯男幽默地將其稱為一支精力滿滿的“晚清旅行團”，但隨著劇情推進，留給觀眾的將是一部具有“史詩”品格的大戲。

作為一條運河，其實無所謂起點和終點，甚至就京杭大運河而言，山東是制高點，無論從北京還是杭州出發，都是“水往高處流”，中途需要人工的工程干預才能貫通。那么，為何是“北上”，而非“南下”？

在李伯男的理解中，“北上”的“北”，在中國，不是一個簡單的地理概念，更是精神的象征，方向中蘊含著能量。“話劇《北上》應當有一種大河湯湯、流淌不息、生命不止的氣質，《北上》是故事的地理走向，更是民族精神的走向。”

李伯男認為，同樣是關于中華民族的河流，大運河和長江、黃河等自然大河的不同點在于，這是一條人工河，國興則運河興，這條河承載了太多的成敗、榮辱、興衰。

故事中的“旅行團”抵達北京時，清政府廢除了運河漕運；今年是中國大運河申遺成功10周年，在這樣一個時間節點來觀察大運河，看到的是國家民族。而兩岸的人們在百年的時間跨度中有著冥冥之中的呼應，在舞臺上又流出了別樣的況味。

創作運河相關的戲，自然少不了沿著運河走一走。李伯男和一群平均年齡不到30歲的演員在杭州采風時，“把能看的運河相關的內容都看了”。對他們而言，這不是一個創作環節，而是一次“生命行動”。

作為一個北京人，李伯男對運河的另一端非常熟悉，不僅是通州，北京城的許多地名都與運河相關，比如，積水潭是元代大運河的終點，白浮泉是北京地區大運河的制高點。大運河沿途的揚州、淮安、聊城、鎮江、蘇州……他也一一走過。

“中國人幾乎都能講一個關于自己所認識的大運河的故事，就如同《北上》中的人，沿著這條河完成了一次探尋。主角之一還是一個外國人，他完成了一次對中國文化的發現與認同。”李伯男說。

《北上》中，謝平遙試圖以他對世界的認知和態度，將小波羅入鄉隨俗地“引領”進這個國度。在那個舊秩序坍塌、新事物不斷涌入的時代，文化沖擊幾乎是一種必然。劇烈的沖突從此產生，而理解也將從中誕生。

李伯男說：“大運河不僅是中國的河，還是人類的河。它所流淌、掩埋與沉入水底的，被今天的我們用藝術打撈出來的這些精神的碎片，都彌足珍貴。這關乎我們應該怎么看待自己的歷史文化，怎么看待今天這個世界，怎么看待中國在世界上的位置。”

正如劇中所說，想要了解一個國家的文化，首先要清楚這個國家和你自身成長環境的差異，并且充分尊重和理解這種差異。如果一味地用自己的認知和理解去衡量另一個國家的現實，其實是對他國文化的排斥，愚昧的只是你自己。

今年，《北上》的音樂劇已經上演，話劇正在登臺，電視劇即將播出。李伯男認為，舞臺藝術的獨特魅力在于，每一場表演都是“一次性”的，與觀眾發生直接交流，“舞臺上下的氣場流動，是不可復制的，有時候甚至連舞臺事故都能成為一種體驗”。

李伯男有一個習慣，自己導演的話劇首演時，他得到現場“流動”地看，從最后一排的安全門看，往前面挪一挪再看，不同距離、不同角度，看看舞臺，看看觀眾。歸根到底，他根本坐不住，“心里不踏實，不到最后一刻，你永遠不知道是不是最完美的呈現”。

“對舞臺劇來說，每一場都是新的。這是從事舞臺創作的人最焦慮的地方，但也是最幸福的地方。”李伯男說。

《北上》中，100年過去了，那些運河旅客的后人們，仍然讓自己的人生際遇與大運河的命運緊密相連。這是虛構的故事，但也未嘗不是發生過的歷史。

話劇《北上》將于11月赴北京國家話劇院演出，完成一次屬于它的“北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