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四十年詩歌創作歷程中，梁平的創作手法和風格持續性發生變化，但在創作過程中對現實向度的關注從未發生變化。他說：“現實對于作家、詩人而言絕不是可有可無的符號，而應該是作家、詩人的高度自覺，應該把抒寫現實作為為這個時代留下文學記憶的責任。”處理好現實與自我之間的矛盾是每一個作家、詩人必須面對的問題。梁平在漫長的詩歌創作歷程中，不斷打破多次重構的內核，成功地在現實與主體之間搭建起一條微妙的脈絡。

一個現實主義詩人的生命書寫

回顧梁平的創作生涯，不難發現他對現實抒寫的階段性變化。上世紀八十年代，他憑借熱血和靈氣的青春激情走向詩壇，后來的詩集《家譜》則向著縱深處探索，以一把時間之鑰將空間層層剝開，表達生命沖動。長詩《三十年河東》是對改革開放全景式的書寫。隨著人生閱歷的豐富和詩歌創作的不斷精進，他的詩歌朝向更多面向，在宏大天地間找尋一份心安。詩集《一蓑煙雨》不僅指向巴蜀兩地地理、風物和現實空間，更多的是書寫人生行旅的經驗。這部詩集還折射出詩歌的記錄性，以及對蒼生萬物、歷史和現實的關切。

對梁平而言，他的現實主義“宏大可至朗朗乾坤，幽微可至生命內核最隱秘的部分”。梁平拒絕詞語的泛濫和過度的情感抒發，通過對歷史的深邃思考與追問，帶著一顆悲憫之心抒寫現實，在平淡敘述中透射出濃烈的人文情懷和人性的溫度，呈現出本真的生命形態，直抵人性深處的情感。

梁平曾說：“寫詩四十年，唯一想做的事就是，拒絕膚淺和妖艷，把詩寫進骨子里。”梁平寫有骨質的詩歌，做有態度的詩人，除去浮在歲月上的油層，萃取詩歌的精髓。俄國詩人勃洛克說：“詩人的職責要求詩人的第一件事，就是為了揭開外部表面的覆蓋，開掘精神的深處。”這正是梁平所追求的。此外，梁平鐘情于地理、人文和歷史書寫，擅長從一座城、一條街挖出故事掘出詩意，構筑獨特的詩歌地理景觀。詩集《一蓑煙雨》以長詩《水經新注：嘉陵江》起勢，《蜀道辭》結束，通過詩人居住的巴蜀大地為地理點位，確立詩性基調。詩集名很容易讓人聯想到蘇軾，聯想到他的“誰怕，一蓑煙雨任平生”，不涉及生命來處與歸途，而是詩人對生命這一動態過程的氣度、格局的全局呈現。

“一個時代自有一個時代的特征、特質和精神，時代的現實生活就是歷史的背景、社會風貌、生活百態、人生況味，詩歌創作不能一味自我怨艾地淺唱低吟，不能一味沉溺于文字游戲，要給詩歌強身健體。 ”這是梁平的夫子自道。《過敏原》一詩以一次“半夜皮膚過敏”的獨特生命體驗生發詩思，在某種程度上既是對現實的審視，也是詩人對自我的審視。他有分寸地在詩歌中植入自我意識，然后迅速將詩歌的點位擴大，由手臂擴大至更深層次的哲思，用普通的生活體驗來反思現實生活的混亂、荒誕、無序。在詩歌結尾詩人向外探求自己的過敏原，再經內化成為精神錨點。海德格爾曾說：“詩人的天職就是返鄉。”當然，除了空間意義上的故鄉，還有對自己心靈故鄉的確認。詩人只有不斷追隨內心的聲音，精神和肉體才能融為一體。艾略特提出“客觀對應物”來表現非個人化情感。每一首詩的思想，作者用一種形象表達出來，進而增強詩歌張力。

視角轉化與內心的審視

梁平的詩歌大多是繁復內心狀態的記錄，“詩人情感從外向內推進，從宏闊向幽微調試”。他一向擅長對城市、時代和歷史等外部世界進行宏大敘事，詩集《一蓑煙雨》對自我呈現有了新高度。梁平以詩人之眼還原現實問題，并在對問題的還原中審視自我。

拉康將一切混淆了現實與想象的情景稱為鏡像體驗。鏡像體驗是不斷發現自我深入自我的過程。認識自我需要借助他者，自我是在與他者的關系中被構建的，自我即他者。梁平在《我的肉身里住著孫悟空》中寫道：“我的肉身里住著孫悟空，/迷迷糊糊我進入了自己身體，/……腸道里巡游十萬八千里以后，/分不清我和悟空，究竟誰是誰？/看見自己手執金箍棒，/站在身體之外，一路昂揚。/天地之間有祥云駕到，/額頭上的時間，年月日不詳。”詩人用孫悟空化作自己的心相，表達更深層次的自我，坦誠真實地袒露出一個坐看云起時的形象。在詩歌最后，詩人徹底將社會賦予耳順之年應有的樣子拋擲云端，做無拘無束的自然人。

梁平在《我經常做重復的夢》中寫道：“這與我日常的慈祥相悖/與我周邊的云淡風輕/構成兩個世界/我懷疑夢里的另一個我/才是真實的我。”這兩首詩，都寫到“我”與“另一個我”。“我”要安置肉身，而“我”身體里的孫悟空又站到“我”的“身體之外”，給我佛眼頓悟。當肉身的局限“膽囊的結石”生成佛家的“舍利子”，“我”的出世入世便渾然一體，這是詩人人格內部的生態平衡，也是詩與人之間的蹺蹺板式的平衡。人本來就是一個矛盾的多面體，梁平詩歌可貴之處，便是對這種矛盾的呈現。

在《我是我自己的反方向》一詩中，梁平把“我”與“另一個我”的互逆表現得淋漓盡致。最終，他還是把互逆與互補相結合：所謂胸懷，就是放得下鮮花，拿得起滿世界的荊棘。只有內省沒有平衡，詩人很難完成自救，就注定是痛苦的人，而梁平把二者調適得很好。所以，他一如既往地生活著，又潛入靈魂去創作。現實帶來的危機滋養詩人的寫作，反過來，詩歌也滋養詩人的人生、世界。在這首詩里，梁平既是“患者”，又是“精神分析師”，對互相對立的“自我”進行不留情面的審視、呈現與挖掘。梁平的這些詩顯然具有普適性。閱讀過程中，會覺得詩人仿佛在表達我們自己最隱秘的部分，解釋了我們意識的隱秘層和情感的最微妙之處。這些向內心隱秘處挖掘的詩歌，展示了梁平面對自我和世界的勇敢及真誠，也可解釋梁平為何年紀越長，格局卻越來越大，在越來越自然清澈的詩歌語言中傳遞出越來越深刻的體驗與感悟。

興會神到，合理發生的詩歌語言

詩人的創作應該能夠抵達心靈深處，展示出個體的真實生命體驗。梁平將日常生活敘事作為一舉兩得的辦法。一方面“破舊”，以日常生活小事、小人物的書寫來“融化”宏大抒情詩歌中的神圣性；另一方面“立新”，經由日常生活敘事之路還原人類本性的書寫，進而突進“人在人類中”的個體自由的領域，尊重個人的生命體驗，展現個體本真的生命情態，吟唱日常生活中的生存焦慮。

梁平的詩歌語言，乍讀之，會給人一種“不適感”，其因在于其似乎完全消解了中國詩歌追求唯美詩意的傳統，不追求詩歌辭藻和意境的典雅美，取而代之的是日常用語，似與人“負暄瑣話”。梁平詩歌語言的淺白化和“底層化”走向，不能說他不考慮“詩美”的語言理念，也不是說他不懂詩歌語言的內部組合秩序。梁平詩歌的語言符號系統，有著復雜的內部形態，詩人注重詩歌語言背后的隱喻功能，在簡單的語匯編排之下，追求語言的反諷、含混效用。

詩歌，是語言的精煉，是情感的濃縮，以最簡潔的方式承載深邃的內涵。《我被一本書掩蓋》一詩，以其獨特的語言風格，展現了詩人對語言、夢境、現實與自我認知的深刻洞察。“我被一本書掩蓋，文字長出的藤蔓互相糾纏，從頭到尾都是死結，身體已經虛脫。”這一開篇不僅是對閱讀體驗的描繪，更是對語言本身力量的揭示。“死結”象征語言的復雜性和解讀的難度。“我被一個夢掩蓋，斷片與連環鋪開的情節清晰，梅花落了，枝頭的雪壓啞了風的呼嘯。”梅花的凋零與雪的重壓，不僅是自然景觀的描繪，更是情感狀態的象征，暗示內心世界的脆弱與壓抑。“我被一句話掩蓋，舞臺與世界的懸浮幻影，喜鵲飛過頭頂，窗臺停靠一只烏鴉。”這是對語言力量的再次強調。它如同舞臺上的燈光，照亮了一部分現實，卻遮蔽了另一部分。喜鵲與烏鴉的對比，寓意著希望與現實的矛盾，反映了對社會、人生哲理的深刻思考。

為增強詩歌的詩性特質，梁平除了營造詩歌的韻律感，還堅持運用反諷手法。梁平進行詩歌創作手法革新，用符合日常生活的修辭手段敘說人之日常、歌詠人之本性、吟唱人之生存焦慮。相比傳統修辭手法和表現手法來說，他的詩歌修辭屬于“異類”修辭，避開以往詩歌里常用的修辭手段，在反諷手法的使用中進行更深入的嘲諷，調侃的深處是對人之日常生活狀態的冷靜反思。

《盲點》一詩以諷刺為利器，對現代社會的復雜性和人性的多面性進行深刻剖析。詩的開篇，“面對萬紫千紅， /找不到我的那款顏色”。“萬紫千紅”象征社會的多樣性和繁華，“找不到我的那款顏色”表達個體在社會中的迷失感和獨特性的缺失，隱喻現代社會中個體身份的模糊和自我認知的困惑。“身份很多，只留下一張身份證。”這句詩諷刺了現代社會中身份標簽的泛濫和個體真實性的喪失。“我對自己的盲點不以為恥/是非、曲直與黑白面前，/我行我素，不裁判。”詩人以自我反思的方式，諷刺了現代社會中個體的盲目自信和道德相對主義。“我把盲點繡成一朵花，人見人愛， /讓世間所有的子彈生銹，/成為啞子。”通過將“盲點”繡成“花”的行為，諷刺了個體在面對社會暴力和破壞時的逃避心態，同時也表達了對和平與創造的向往，反映了詩人對現代社會的深刻思考和對人性的獨到洞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