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斯瑪依爾·卡達萊

2024年7月1日，阿爾巴尼亞文學巨匠伊斯瑪依爾·卡達萊的心臟驟停，在阿爾巴尼亞首都地拉那下葬。自1990年以來，法國成為他的庇護之地，直到晚年他才回歸故土。在阿爾巴尼亞前政治領袖恩維爾·霍查統治時期，他曾堅持創作近30年之久。一方面，自視文學家的恩維爾·霍查對他青睞有加，欽點他為議員；另一方面，他在創作方面和霍查政權玩著貓鼠游戲。在國際上，卡達萊曾是諾貝爾熱門人選之一，也是布克國際獎的首屆得主。我們可以將卡達萊視作一個嗅覺敏銳的作家，民族與政治是他作品的永恒母題；優美詩意、精妙隱喻，則是其創作立足之本。

小說《破碎的四月》創作于1978年。講述焦爾古——一位阿爾巴尼亞北部的阿弗什高原山民，依據血債習俗——自中世紀流傳至今的古老法典的條款之一，槍殺了家族的仇家，為哥哥報仇血恨。自此，焦爾古生命中的這個四月，被法典分割為兩半：前一半受誠信保證期的保護，生活照常；自4月17日的正午開始，仇家將依據同一習俗，有權取他性命。無情的機器將繼續運轉，碾壓貝利沙家族的最后一個男丁——焦爾古的父親，他將為自己的兒子報仇。

小說《夢宮》創作于1981年，講述在奧斯曼帝國統治時期，出身大家族的青年馬克-阿萊姆在神秘的夢宮中謀得一職，了解了夢宮的運作制度。另一方面，他那尊貴的庫普里利家族，正與夢宮進行著激烈膠著的權力斗爭。進入夢宮，正出自馬克那作為重臣的舅舅之意。

卡達萊的另一本小說《事故》，創作于2008年，作家采用了更隱秘的創作手法，講述20世紀末21世紀初的阿爾巴尼亞。故事圍繞著歐洲委員會官員貝斯弗爾特·Y與其年輕情人羅薇娜·St的交通事故，以及匿名調查員對兩人死亡的追溯，重構了兩人的情愛糾葛。在這段關系的背后，是時局的更迭：20世紀末北約轟炸南聯盟、阿爾巴尼亞與南聯盟圍繞著科索沃的敵對、阿爾巴尼亞內戰，而這些無不與貝斯弗爾特——這位在歷史上無足輕重的小人物有著千絲萬縷的關系。

《破碎的四月》僅憑書名，就能勾起人們對艾略特《荒原》的記憶：

“四月是最殘酷的月份，在死地上

養育出丁香，擾混了

回憶和欲望，用春雨

驚醒遲鈍的根。”

這幾句詩可被視作《破碎的四月》的注腳。剛剛萌芽的愛情嫩芽，被死亡攔截，則是這部殘酷作品的一個重要面向。

沙漏在計時，焦爾古的誠信保證期即將結束，他偶遇了迪阿娜——一位來自首都的上流女子。迪阿娜剛與作家貝西安完婚，黑色絲絨裝飾的馬車載著他們，來這片充滿奇聞的土地度蜜月。在這個血腥四月里，隔著黑色馬車的窗玻璃，焦爾古與迪阿娜，在幾秒鐘的凝視中，一見鐘情。卡達萊描寫這場愛情的手法堪稱卓絕，令人想起加西亞·馬爾克斯的《霍亂時期的愛情》中的一句話，不是那句著名的開宗明義：“不可避免，苦杏仁的氣味總是讓他想起愛情受阻后的命運。”而是那場令愛情煙消云散的回眸：“她看見了他那冰冷的眼睛，青紫色的面龐和因愛情的恐懼而變得僵硬的雙唇。” 同樣被愛情擊中，同樣露出呆若木雞的樣子，焦爾古的運氣比馬爾克斯的這位男主好得多，后者因為費爾明哪·達薩的這一瞥，蹲守了一生，才抱得美人歸。而焦爾古，他蒼白的臉，深色的眼窩，得到了甜蜜的回應。迪阿娜愛上了他：蒼白成為美麗的代名詞。當黑色馬車絕塵而去，在這破碎的四月中，焦爾古和迪阿娜開始尋找對方。并以悲劇收場。

《破碎的四月》中的愛情只有開端，極易令人共情，因為諸多希望和可能雖夭折了，但依然留有痕跡。與此相反，《事故》中的愛情拖著茍延殘喘的軀體，幾乎令讀者疲憊，因為它已過賞味期，死而復生，正如熟透了的果子散發著并不可口的味道。卡達萊以俄耳甫斯和他那墜入冥界的愛人歐律狄刻來代稱兩位主人公：貝斯弗爾特·Y與羅薇娜·St。人物之間那種介于活與死、且執著到底的狀態，正是以這位古希臘神話人物及其愛人的故事為原型。在文本現實和人物幻覺中，羅薇娜不斷變化著形態：一個美麗的女人、浴室中的大理石裸女、神秘的人偶。同時，文中多次重復的石膏、白到令人懼怕的肌膚，都是從此原型中發揮出來的。同時，作家還動用了《堂吉柯德》作為文本副本，以嵌套分層（miss en abyme）的手法來明晰化文本現實。

卡達萊的主人公們常有著纖弱敏感的神經，如哈姆雷特般踟躕猶豫，也正是如此，他的主人公們必然需要一個情感聯結的對象。當然，這種聯結不一定非得是愛情。《夢宮》中沒有愛情的一席之地，主人公馬克-阿萊姆將家族的特立獨行者——庫特視為精神偶像。這位小舅有著“一頭金發，淡顏色的眼睛，蓄著淺紅色的胡子”，被視為家族的野玫瑰，有著自由的靈魂、深厚的學識、犀利的見解。可以說，他是陰霾中的一抹光亮。

卡達萊書寫的是寓言故事。三本小說皆以200多頁就道盡阿爾巴尼亞的政治、生活、民俗、災難。他筆下的情感，自然也具備縱深感和言外之意。作家筆下人物情感的隱喻力量，從何探測和確認？這需要從文本中的另一個向度談起：空間和氣候的塑造。

《破碎的四月》中的石樓，打造了無數封閉空間。過了誠信保證期的血債者，可終生躲避于此。石樓窗戶很小，沒有任何一顆復仇者的子彈可以抵達這里。由于光線晦暗，被庇護者們注定成為半瞎的波呂斐摩斯們。為尋找焦爾古，迪阿娜闖入某一個臨近的石樓里。當她出來時，“(……)臉色宛如白布一樣白，沒有恐懼、痛苦、羞恥的表情，只有忐忑的失神，尤其是眼睛周圍顯得更加明顯”。目睹了血債習俗的受害群體后，迪阿娜失去了魂魄。這是一個不小的戲劇高潮，也是迪阿娜情感巨變的儀式：她的愛情沉淀為一種痛心的憐憫，從焦爾古身上擴大到所有血債者身上。在保持自身主體性的同時，焦爾古化為民眾的縮影，迪阿娜則充當拯救者，但失敗而歸、失魂落魄。正如馬爾克斯以南美洲眾領袖為主題寫下的《族長的秋天》，個體可以是民族的符號，其身體可以是國土的隱喻，卡達萊筆下的這份愛情也有著弦外之音：它是作者對阿爾巴尼亞之愛的投射，充滿苦澀。

石樓中半瞎的波呂斐摩斯：這個形象可以用來形容《夢宮》中的馬克-阿萊姆。卡達萊在《破碎的四月》中，以留白的筆法勾起讀者對石樓的好奇；在《夢宮》中，他反其道而行，花費大量筆墨，塑造一個令人畏懼的復雜空間，其背后隱現的權力深不可測，是一個卡夫卡式的世界。細節描寫、情節上的重復，都在講述夢宮令人焦灼的龐大和諱莫如深。物理空間暗示人物的境遇：馬克常迷失在這個建筑內的繁復走廊中，正如他不知自己是這場權力斗爭中的棋子。夢宮以庫特為突破口，試圖擊敗庫普里利家族，而家族則以拋棄這位成員為代價，換取馬克的高升。毫不夸張地說，庫特的死，標志著馬克的靈魂之死。在他認清自身宿命后，就化為夢宮的一部分。而作為文學意象的花——庫特的野玫瑰也好，馬克的杏花也罷，都是人物生命力的象征，彼此呼應，等待相似的命運：或被碾碎，或被石化。

這兩本小說中的空間皆有著冷酷凝固的形態，《事故》中的空間則是零碎的殘片，需要讀者去拼湊。貝斯弗爾特·Y與羅薇娜之間的愛情沒有具體的時空錨地，它們發生在維也納、布魯塞爾、斯特拉斯堡、盧森堡等地的酒店中。一方面，這些酒店不具有任何有機社會的價值、無法提供歸屬感，正如馬克·奧熱提出的“非場所”（non-place），為人物自身境遇及他們之間的感情增添了不穩定感。另一方面，作家所選擇的這些城市，皆和阿爾巴尼亞有著特殊的關系——它們都是國際組織的關鍵所在地：例如歐洲委員會、歐洲議會、歐安委員會，從某種程度上參與決定著阿爾巴尼亞命運，特別是在小說描述的時代：20世紀90年代末到21世紀初。在兩人的關系和空間的互動中，我們可以察覺到一個細節：為了貝斯弗爾特，羅薇娜離開阿爾巴尼亞，來到奧地利格拉茨長久地生活；大多數時候，是貝斯弗爾特根據自身工作便利來決定約會的城市，這意味著羅薇娜是順從者，甚至是無條件追隨者，或許可以這樣說：為了貝斯弗爾特，羅薇娜接近西方。這種空間上的指向很難不得出這樣一種猜想：貝斯弗爾特是阿爾巴尼亞的政治環境，而羅薇娜則是阿爾巴尼亞本身。在卡達萊模糊不清、散漫抒情的字里行間，我們確實可以捕捉到，人物之間的愛情具有的政治隱喻。

無論是庇護血債者的數千座石樓，還是令人眩暈的龐大夢宮，抑或是歐洲大陸的豪華酒店，都毫無例外地被冰冷荒涼的氣候籠罩，成為人物無法抗衡其命運的見證者和冷眼旁觀者。卡達萊慣用霧氣、雨雪等元素來修飾他的文本空間，甚至太陽都是“枯燥無味”的，干冷的風更是常態。

除了細膩構建的空間之外，懸念的設置也是卡達萊的拿手好戲。在他的作品中，懸念不僅是增添可讀性的佐料，更有著令偽裝消失的功效。因為，在卡達萊的虛構世界中，現實一開始總是以假面示人，來隱藏自身的血腥殘忍。

《破碎的四月》一開篇，便端出“法典”的威嚴。山民的嚴格遵守，更是為“這出戲”增添了古希臘悲劇式的宏大感。因此，當作為文化名流的貝西安針對法典的美學侃侃而談時，似乎并不顯得那么可憎。他深入分析“法典”，但并不進行價值判斷，他唯一的判斷是模棱兩可的：“對于它不能問是好還是壞，如同小孩子問事那樣。恰似每件莊嚴的事物，法典是遠遠凌駕于好或惡之上的。”但，隨著卡達萊搬出另一個關鍵人物——為統治階級效力的“血的管家”，通過描寫他的心理活動，敲碎了法典的莊嚴外殼，令其露出利益熏心的面目。偽裝褪去，陰謀暴露，沒有人會不同意醫生——法典的反對者，對貝西安的評判：“在死亡中您尋找崇高的主題，為您的藝術尋找美。您沒有看見，這是一種殺人的美。”在這部機制運轉著的齒輪中，“殺友之仇”成為擴大仇殺面積的關鍵輪齒，因為依據法典，任何一個敲門求宿的人都可被視作半個上帝的“朋友”。不得不說，法典是經過精巧設計的殺人機器，它最終的目的是收獲血債人上繳的“血稅”。整套制度是血的商業。

卡達萊擅長構建繁復精密的制度，又會設置契機剝去這層神秘感，揭露現實表皮之下的另一個現實。而人物的命運受到后者的操縱，這份宿命感又和一開始的宏大神秘相融。正是這種互相割裂又融合的特質令卡達萊的書寫充滿吸引力。正如作家本人所述：“我試圖寫出糅合宏大悲劇與荒誕敘事的樣式”。《夢宮》描畫的世界，乍看充滿邏輯性：夢宮嚴格設計層層疊疊的官僚制度，用來采集、篩選、解析民眾堪稱海量的夢，定期從中挑出“特等夢”獻給君主，而這個夢的分量達到足以左右君主的治國政策。制度之嚴謹，涉及人員之多，花費之大，令人咋舌。不過，制度本身，只是夢宮運行的表皮，在這之下，運作著另一種意圖，前者演化為一個興師動眾的幌子，越是興師動眾，幌子的掩護就做得越好，表皮之下涌動的暗流也就越兇險。“特等夢”的產生甚至可以是半途中捏造的產物，它并不一定從指定的鏈條中產出。

如果說《破碎的四月》建立在真實存在的卡努法典的基礎上，聚焦血債條款是影射阿爾巴尼亞人的生存現狀；那么《夢宮》雖將時空建立在奧斯曼帝國時期，結合小說創作時間，也很容易被看出影射的是恩維爾·霍查的統治時代。相比前兩部作品，卡達萊在《事故》中以一種高度濃縮的方式，關切著故國現狀，述說它向西方靠近的過程和一路走來的掙扎。卡達萊的寫作無疑是凝重的，但不失狡黠。面具脫落，陰謀露出可怕面目，人物們的心靈在悲哀中枯竭，但保持渴望，迎接自身悲壯命運的到來：

“窗外，什么東西在執著地呼喚著他。最后，他打破習慣，朝前探過身子。透過呼吸留在玻璃上的霧氣，他發現自己正駛過中央公園。杏樹開花了，他想。他被打動了。往常，看完外面吸引他的東西后，他會立即縮回角落。此刻，他幾乎就要這么做了，但他發現自己不能。那里，幾步開外，生命正在復蘇：更加溫暖的云朵、白鶴、愛情——所有這些他都一直視而不見，生怕自己會被它們從夢宮奪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