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90年代初，我在淮河南岸龍子湖畔的安徽財貿學院工作，崗位是校報（那時還叫校刊）編輯。因為是中文系的畢業生，又對新聞工作尤其是報刊業充滿熱愛，所以，盡管和社會上那些正式公開發行的省市日報及專業報比起來，校報只能算是內部報刊，但我也一絲不茍地精心采編。我還辦了文學副刊，給師生的業余文學創作提供平臺。

要編好文學副刊，自己的文學寫作能力及文學鑒賞水平就不能太差。為此，除了認真研讀國內外經典文學名著外，我還廣泛閱讀當時的多種文學報刊，自己也嘗試著搞點創作，寫一些小小說、散文之類的文字。但更多的還是仗著中文系科班出身的理論功底，勤奮地撰寫文學批評類的文章，為當時優秀的文學作品唱贊歌，也對一些不好的創作風氣提意見，先后在省內外報刊上發了些稿件。當時，創作界思想解放，意識流、魔幻現實主義、傳統現實主義等各種創作方法同臺競技，讓人目不暇接。但不可否認，也出現了摒棄傳統、一味摹寫西方現代派的作品。

正巧，那段時間，我從《長江》《長城》兩份文學刊物上讀到了《黨委書記》《現場會》兩部以基層干部為主角的中篇小說，感覺眼前一亮，十分欣喜。我認真閱讀之后做了些思考，把如何塑造好黨的基層干部形象作為一個題目進行研究，最終形成了一篇兩千字左右的文章《塑造更多黨的基層干部形象》。在文中我滿含深情地寫道：“可喜的是，我們有一大批勤勤懇懇踏實工作的黨的基層干部，宋波和鄧軍生便是這樣的典型代表……而我們的文學家們，不是更應該去寫一寫這樣的人物，塑造出更多的黨的基層干部的形象，來豐富我們社會主義文學作品中的人物畫廊嗎？”

文章寫好后，我考慮著往哪兒投。那個年代，通訊沒有現在發達，稿件信件來往都是通過郵局，編輯和作者多數只在版面上見過，如果不是有特別原因，很多都不相識。

雖然在那之前，我曾在《戲劇與電影》《青年批評家》等省內外報刊發表過幾篇文學評論，但算起來那都是省級刊物。能不能突破一下自己，向國家級報刊“高攀”一次呢？于是，我想到了《文藝報》。在我心中，《文藝報》是代表了文學界最高水平的報紙，無論是以雜志形式出版還是以報紙形式出版，我都一直是《文藝報》的忠實讀者。《文藝報》刊載的名家文章啟迪了我的思路，開闊了我的眼界。而《文藝報》對文學動態的報道，又使我雖身在淮濱城市，卻能對全國文學狀態有所了解。這樣的一份報紙，真是我的良師益友。可這樣一份我始終仰望的報紙，能接受一個無名小卒的文稿嗎？思前想后，把稿子改了又改，我還是下定決心，在一個晴朗的星期天，按照報紙上的地址，把稿件直接寄給了《文藝報》編輯部。因為不認識任何一個編輯，便在收件處寫上了“編輯老師收”。

稿子寄出時，正值新學期開學不久，學校工作很忙，校報報道任務也重，我便一頭扎進了工作中，沒有多余的時間去關注稿件的命運。直到有一天晚上下班后，我照例到校宣傳部資料室讀書看報，在新到的一期《文藝報》一版報眉的要目中，看到了我那篇文章的標題。心跳一下子加速，我急切地翻到第二版，我的文章真實地被刊發在頭條位置！像做夢一樣，有點不敢相信，讀了好幾遍，才確認確實是我寫的，幾乎一字未改！

大約一周后，我收到了編輯部寄來的樣報；又隔了些日子，收到了稿酬。同事們都向我祝賀，說能在《文藝報》上發文章，不簡單，你簡直就是評論家了！雖然是玩笑話，我聽著也十分受用。

我知道，《文藝報》能從自然來稿中選中我的稿件，并不是因為我的稿子有多么高的水平，而是我對文學創作的現實作了懇切的評論，并表達了對文學創作進一步繁榮的期待，這正是大家共同的心愿。

盡管后來我并沒有從事專業的文學批評工作，但是《文藝報》卻始終是我閱讀中不可缺少的一份報紙，也一直想著哪一天能再在報上占一角之地，發表自己的作品。這個愿望終于在距上一次的三十三年后實現了！今年1月的“新作品”版刊發了我的散文《十八樓窗外的風景》，給正在術后療養的我帶來了極大的精神慰藉。在此，我以一個“老朋友”的身份，由衷地祝愿《文藝報》越辦越好，成為文學界的旗幟，成為作家及文學愛好者永遠生機盎然、蓬勃興旺的精神家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