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8月，在坦桑尼亞阿魯沙召開了以“語言、人與環境，為了更美好的世界”為主題的第109屆國際世界語大會。這是世界語大會第一次在非洲舉辦，好似補齊了“世界”之義的拼圖。

誕生于1887年的世界語，代表了百多年間人類對世界主義的種種暢想與實踐。19世紀資本主義急劇擴張和與之相伴的技術革命，徹底改變了人類的認知模式與交往模式，改變了世界的面貌，使世界歷史由分散走向整體。如作更深入的探尋，我們會發現，世界主義也與本尼迪克特·安德森論述的“想象的共同體”有關。安德森認為，印刷資本主義勃興中一個很重要的歷史內容是去神圣化——正是印刷術的同一性和可重復性，“使自然世界和權力世界都抹去了神圣的色彩”，拉丁文在歐洲各地的行政語言地位也逐漸被地方語言取代，知識不再局限于少數人、少數階級。而去神圣化在晚清以降的中國語境中也有明顯展演，這就是與世界語同時發端、更為我們熟知的白話文運動。

1911年吳天民《奉天世界語學社發生之歷史》中說：“西人作書與我國人作書遲速不同，西人每日可寫二三萬，我國人至速亦不過三四千，非機械之不靈動也，因我國習俗以作字不工為不敬……我國文字向以神圣視，一旦驟欲變更，必有非之者。故本司雖有此意，蓄之數年未敢表白于世也。今諸君創立此世界語學社，亦無非欲求其文字之簡便，俾得通行于全球，文字相通可造世界平和，其理至確。”

去神圣化是現代世界確立過程中的共同訴求，而在中國語境中，其不僅與救亡圖存相關，還有特殊指向：去文言化—去儒家化—將語言文字化繁為簡—啟蒙—把中國從中世紀的統治哲學及統治語體中解救出來。文辭是知識的載體，通過白話文、國語、音讀等表述格式而構建的統一過程，也是現代民族國家、民族共同體自我認同型構的典型過程。這一連串的現代方案，均為近代中國語體改革起源階段的世俗化努力。

世界語在晚清，還有一個饒有趣味的面相——即清廷的世界語努力。過去我們了解的，多是革命派在晚清傳播世界語。如劉師培、錢玄同請大杉榮講授世界語，劉師培、何震在日本創辦《天義報》《衡報》鼓吹世界語，劉師培1909年在上海開辦世界語講習所；吳稚暉、李石曾、褚民誼在巴黎辦《新世紀周刊》，宣傳世界語。但其實清廷也在致力于宣傳世界語：吳天民主掌的奉天世界語學社，即為當時清政府一機關。

清廷之支持世界語，且以“奉天”為名，是因其亦有“進入世界”的愿望。參與其事的主要是滿人官員，他們積極推動派學員學習世界語。清廷對世界語的興趣，很大程度上源于避免他者對知識的壟斷。革命者提倡世界語，是為使中國以無差別的方式進入世界，他們的世界主義是革命的，是用于消解對專制、儒學的強調。從晚清不同人群對世界主義的征用，我們可以看到世界主義身上的多元意義。

進入民國時期，仍然存在這樣那樣的分殊。世界語誕生和傳入之初，并非沒有政治指向，但主要還是語言問題。到了“五四”前后，基本上就不再是“語言革命”，而是轉向了“革命語言”。世界語與民族解放運動訴求的結合，有了更強的政治色彩。例如，用世界語傳揚中山先生的思想：“要知道欲達到中山先生的民族主義，最先的功（工）作非從世界語入手不可。為什么要從世界語入手呢？……中山先生的民族主義就是大同主義，換一句話說就是使世界上的人們看待同類如同兄弟一般，倘若言語不通，那末你說的話我不懂，我說的話你不懂，大家瞠目相對，非但是十分困難，恐怕因此就會發生種種的隔膜、重重的猜疑，以及種種不和平的現像（象），所以世界語是一種極好實現民族主義的利器。”（崔觀鑫《世界語與中國之關系》，1927）

另一部分世界語者則走上了與馬克思主義相結合的道路。上海外國語學社是中共早期組織培養干部的重要基地，世界語亦是該校開設的課程之一。1920年俄國記者斯托帕尼在該社教授世界語，最主要的目的是用世界語宣傳馬克思主義。斯托帕尼還在上海新華學校附設世界語夜校、特設世界語寒假補習科，并曾在這一年邀請正忙于籌建中共的陳獨秀、沈玄廬到校演講。世界語及其中國傳播者在中共早期織織力量與領導力量的匯聚中起到過最初的關聯與串接作用。時人論述世界語與工人的關系：“馬克思說‘各國無產階級者都當一致聯合’，如其要和各國同志聯合，那就有提倡世界的必要！……世界語和工人們更是不當分離。要結合全世界勞工的團體，除了世界語再沒有更適當的工具了。”（袁壽田《工人與世界語關系的深切》，1924）

這亦如列寧所說，世界語是“全世界無產階級的拉丁語”，是工人階級的語言，可促使工人實現真正的聯合。曾有學者分析過世界語為中學生、師范生和實業學校學生所帶來的希望（鄧軍《制造“希望”：1920年代中等生的世界語想象》，2017）。與此同時，1920年代之后，隨著社會思潮由重個人向重集體，由重文化向重政治的轉變，世界主義的內涵也發生了重大變化。此前的提倡者，更多是搭載它使中國進入以歐西為目的地的世界，此后的提倡者則更多指向以民族獨立為旨歸的國際主義：“在Esperanto未出世以前，確乎沒有辦法。現在Esperanto易學易懂，運用又靈便，的確是弱小民族聯絡的最好工具。”（施仲南《從國際上觀察世界語的功用》，1930）1933年9月上海世界語者協會第二次大會上曾喊出過“為中國的解放而用世界語”的口號；1938年5月在革命根據地成立了延安世界語者協會，中國的世界語運動“跳出了‘中立主義’的墳墓而獲得新生，它高舉著‘為民族解放而世界語’的旗幟……世界語，它成為了前進的國際主義者言語的橋梁，它成為了千百萬奴隸大眾的傳聲筒，它成為了全世界弱小民族互相聯絡團結的工具”。世界語迎向了“中華民族解放萬歲！”（《延安世界語者協會成立大會宣言》）的烈風。

世界語雖然從未獲得真正意義的普及，但它也并沒有“博物館化”，而是作為一種文化現象持續承載、傳導人類關于真與善的合眾理想。而它的中國之旅——去神圣化、與族群界分的關聯，以及從語言革命到革命語言，折射了世界主義在不同時空中的復雜光譜。

（作者為上海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