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文藝報》簡易樓前。左起為鄭興萬、謝永旺、寒小風、唐達成、高洪波

最近追了幾部有意思的電視連續劇，從《九部的檢察官》到《警察榮譽》，發現“師傅”這個詞出現的頻率非常高。我記得從前“師傅”僅僅出現在表現工廠生活的作品中，現在公檢法系統也很常見。俗話說“師傅領進門，修行在個人”，公檢法系統的師傅們都是“一帶一”的傳承，師傅和徒弟之間感情深厚，徒弟對師傅也尊重有加。

今年的教師節，我下意識地想起我的《文藝報》的師傅們，因為就在不久前，我的第一個師傅——劉錫誠先生以89歲的高齡離世了。當時身為文學評論組的組長和編輯部副主任的他，是我以炮兵排長的身份、從軍旅轉業到《文藝報》之后的第一個師傅，一直領導了我整整五年的時光。

我記得那時我們在老文化部擁有兩間辦公室，最大的辦公室里是劉錫誠、我、雷達、李炳銀，還有孫武臣、于建，旁邊較小的房間里是我們組的閻綱、鄭興萬和曉蓉。當時八個人的文學評論組陣容整齊，除了我和李炳銀兩人是從軍營到文壇的新兵，別的幾乎都是老大學生。劉錫誠就這樣帶領著我們走進了最初的思想解放的文壇大潮中，以他的勤勉認真和博學讓我深為敬佩。

我們經常認真地分析、討論文壇的形勢，在各自分工的領域提出自己的選題和參加活動的一些報道。我們中午都不回家，夏天時每人鋪開一張涼席在各自的辦公桌底下休息。有趣的是，雷達經常剛一入睡便鼾聲頓起。當大家在他醒后說起這件事的時候，他常常嚴肅而認真，甚至固執地說：“我沒有打鼾，從來也沒有這個習慣。”他的果決讓我們都感到可笑，我幾次想找個錄音機錄下雷達的鼾聲進行實證，但最后終于沒有進行這樣傷感情的操作。我相信他說的是真實的，因為打鼾是一個人到了一定年齡階段才會產生的一種生理現象，而雷達在青少年時期肯定不打鼾，我們相處的時候他已經人到中年了，所以每天中午我們都在雷達的鼾聲中閉眼養神，繼而下午起來工作。

我的另一個師傅是唐達成。需要說明的是，我和唐達成、雷達三個人都是在1978年8月進入剛復刊的《文藝報》的。而唐達成是文壇的老人，當年由于和周揚同志商榷，最后引發了他命運的改變，想來那個時候的唐達成應該是銳氣逼人的。而我見到的唐達成已經經歷了人世的滄桑，溫和且低調。我們相識的時候，共同在禮士胡同129號的一所大宅院里邊上班，那是當年清代名臣劉墉的府邸，后來又是印尼大使館，里邊亭臺樓閣、游泳池、放映室一應俱全。回廊深深，庭院悠悠，是非常美麗的辦公環境，雖然游泳池沒有水而干涸著。

我記得我在這里上了關于新聞寫作的第一課，因為我第一次參加詩歌采風團的活動，我陪著以艾青、柯巖、雷抒雁等著名詩人為首的一批詩人，到新發現的華北油田采訪。回來之后，我需要寫一篇短短的報道，可是很抱歉，我由于沒有受過任何新聞寫作的訓練，我抓耳撓腮、苦思冥想地在空曠干涸的游泳池里走來走去。萬般無奈時，唐達成看出了我的難處，便問是怎么回事，我如實告訴了他。唐達成是新聞專業畢業的大學生，他給我講述了新聞的五要素，然后仔細地告訴我一篇報道文章寫作的起承轉合——就這樣，我完成了我在《文藝報》的第一篇學徒般的作業，這一幕終生難忘。

第三個師傅是陳丹晨。之所以說陳丹晨是我的師傅，是因為他在我們進行編輯職稱考試的時候，既是出題官，也是主考官和判卷老師。那個時候，有一批從兵團、農村、軍旅回京的年輕人進入剛剛復刊的《文藝報》。如果我的記憶不錯的話，參加編輯職稱考試的應該是七個人，除了我之外，有工農兵大學生李炳銀、郭小川的兒子郭小林、臧克家的女兒臧小平、李健吾的女兒李維永，還有一個女編輯于建和美編陳新民。陳丹晨以編輯部副主任的身份為我們設置考題，在考場監督我們答卷。

我們每個人都認真地進行了復習之后，完成了我的師傅陳丹晨給我們布置的第一個《文藝報》的職稱考試的作業。我的分數還不錯，排在第一，這使我非常開心。具體考試的題目現在已然忘卻，畢竟已經經過了四十多個春秋，但這次考試使我的知識結構得以順利完善。幾年后，我到寧夏銀川進行西部采訪的時候，還為“張賢亮算不算知識分子”寫了一篇內參。因為張賢亮要為自己的高級職稱補考高中語文，這一幕讓我感到十分滑稽，于是我寫下了這篇內參文章，這對當時的張賢亮還真有不小的幫助。

我的文壇師傅們，除了前面說到的三位，還有謝永旺（筆名沐陽）。他當時是《文藝報》的編輯部主任，在我們這批年輕人剛剛進入《文藝報》的時候，是他給我們布置的閱讀任務——先靜靜地把《文藝報》合訂本閱讀半個月，然后再進入工作。也正是謝永旺跟我們推心置腹地說道，《文藝報》的崗位很重要，文藝評論工作很重要，我們要向俄國的評論家別林斯基一樣，以編《祖國紀事》為終生的榮耀，死后要枕著《祖國紀事》安葬。謝永旺舉別林斯基的例子，是給我們上了編輯的第一課，所以他也是我心中的師傅。

最后一位師傅應該是馮牧先生了，他當時是《文藝報》的主編，他的言談舉止，他的為人和為文都深刻地影響著我。以至于最后我離開《文藝報》，經歷中國作協辦公廳幾年的工作之后，仍然回到了編輯崗位——在《中國作家》擔任副主編。那時《中國作家》的主編正是我當年在《文藝報》的老主編馮牧先生。我一直陪伴了他五年，到最后為他送行，還和李迪同志一起編了一本悼念馮牧先生的文集——《遠行的馮牧》。馮牧先生在文壇是有口皆碑的好人，我不必多說。他等于在兩個時間段充當了我的師傅：一個是《文藝報》十年，一個是《中國作家》五年。

需要說明的是，在《文藝報》前期工作的五年是我學習、更新儲備知識的特別重要的五年。我為什么要說一下這個時間段，是因為1983年之后，77屆和78屆的文科大學生們畢業分配進了《文藝報》，新生力量如賀紹俊、潘凱雄、朱輝、趙小明等進入了我們的團隊，于是我們由新兵變成了老兵，也由徒弟熬成了師傅——這批受過正規訓練的中文系的伙伴們的到來，使我意識到我們可以出師了。其實，我從云南進入文藝界時的最初印象，對長者的稱呼只有兩個字：老師。“老師”和“師傅”之間，我認為是可以畫上等號的。

祝世上所有的師傅和老師們幸福安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