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怪“狗光魚精”，出自《海洋生物精怪圖譜》，牛鴻志著，中國工人出版社，2022年7月

《鳥與文學》，賈祖璋著，開明書店，1931年初版本

藍翅希鹛 曾孝濂 繪

科學研究領域，科學普及工作和科普寫作者，比起精英科學家較少受到科學史家的關注。而在文學領域，近些年科幻文學持續升溫。科幻文學及其IP衍生文化產業受到熱烈關注。與之相較，科普文學的文學邊界則相對模糊。某種意義上說，科普文學是比較通俗的說法，它應該屬于更大領域的科學寫作。在世界范圍內，科學寫作有其歷史。啟蒙運動時期，科學教育與“心智培養”等信念聯系在一起。及至今天倡導科技創新和科學普及的時代，在人文關懷的背景下，科學與人文的對話性重提且愈加重要。因此，研究科普文學，跨學科本身產生的多維度的話語交會也是自然而然的途徑和方法。

可以從三個方面來討論科學寫作的歷史和前景。一是，以科普的編史學方法耙梳19世紀中葉以后科學專業人士進入科普寫作領域以及由此形成的敘事范式。二是，從中國古典文學的名物傳統，發現“博物”學的認識方式和精神對于科普寫作的啟發。三是，從當代科普寫作現場討論科普寫作的跨學科趨勢及對虛構寫作的激活。

從科普的編史學方法來說， 19世紀下半葉的英國，越來越多的科學家成為活躍的科學普及者。1862年維多利亞時期科普作家托馬斯·赫胥黎做的“關于生命世界成因的知識”系列演講，被稱為物種起源的“平民化解釋”。達爾文在給他的信中稱：“它們可以廣泛激發公眾對自然科學的興趣”，指出“一部杰出的論著只有用來培養博物學家才是真正服務科學”。赫胥黎在職業生涯后期越來越多參與到科普活動中，他在《生物學和地質學講演錄》坦言將精確和普及性融合在一起，對科學和文學素養都有極高的要求。

因近年我的寫作和研究與女性議題有關，我注意到女性科普作家的寫作及其不同歷史時期的特征。18世紀晚期和19世紀早期女作家創造出一種“親切寫作模式” （采用書信和對話的“親切文體”寫作）。19世紀中葉前，女性在植物學領域獲得更多文化認可。到19世紀晚期，她們發展了概括性綜述的潛能，當她們進入到文學領域，作品中對自然的關愛不僅指向科學知識，也指向了道德啟蒙。

據此，能夠發現科普寫作中的文學維度由來已久，且形成不同的敘事手法和進化論史詩的樣板，以至于深刻地影響到后來的科普寫作。科普寫作敘事手法中的文學嘗試包括親切寫作模式、第一人稱敘述方式、借鑒博物學的奇聞逸事、借鑒旅行文學或自然漫步等。不僅如此，在虛構的文學維度則有更多修辭方法和文本征用。比如常見的擬人化手法賦予自然說話的能力，比如將詩歌和文學融入作品中（浪漫植物志引用浪漫主義詩歌、描述與樹木相關的歷史文學話題），等等。

《劍橋19世紀文學與文化研究》叢書主編吉蓮·比爾1990年指出，科學寫作應當超越“通過文學呈現科學”單向交流，科學和文學話語之間的關系是彼此重疊或相互滲透。可以觀察到的是，科學話語正在重新激活跨學科研究場域。科學和文學如何在文學批評里“重疊”，文學中蘊含的科學元素對文學批評的影響，仍然以維多利亞時期的英國文學為例，比如《維多利亞文學、能量和生態想象》以熱力學定律視角，分析維多利亞小說中的能量表現形式；再比如說《鬼魂目擊者、偵探和唯靈論者》從光學及視覺理論展開對幻覺故事和偵探小說敘事技巧的研究。

通過簡單的梳理，我們發現賦予科學寫作的文學性是科學寫作的世界傳統，而文學研究的科學維度則激活了文學研究的能量；與此同時，文學性的科學寫作則對科學“普及”大有裨益。從某種意義上看，科學寫作接引文學，從一開始是基于傳播和普及的實用性考量，但就其結果而言，則在世界文學地圖中形成了科普文學的疆域。

回到現代中國，“德先生”和“賽先生”是五四新文學運動思想啟蒙設定的兩大時代議題。至遲到20世紀30年代，科普文學的文體建制已經比較成熟，比如1934年陳望道《太白》半月刊“科學小品”專欄。從《百年百篇經典科普》可觀察到以“科學小品”存在的科普文章，類同葉永烈主編的《科海拾貝》。但長期以來，在中國現代文學視野里，科普文學基本等同于少兒讀物，如《十萬個為什么》《動腦筋爺爺》《小靈通漫游未來》等等。這意味著中國現代文學并沒有發育出體制完備的科學寫作。接續世界科學寫作傳統，以及科學寫作激活文學，都是近年的事。這意味著科普寫作和科普文學將有可能成為新的文學生長點。這些新的文學生長點意味著新的文學可能。

梳理全國優秀科普作品獎、文津圖書獎、吳大猷科學普及著作獎的作品作者構成，能夠發現，有專業科學工作者的寫作，比如鄭永春《火星叔叔太空課堂》和袁嵐峰《量子信息簡話》等；有專業的科普作者，比如張辰亮《海錯圖筆記·青少版》。這些寫作會考慮不同受眾群體的目的和興趣以及科普出版的全環節。此外，還有“科學松鼠會”這種科普團隊的寫作，比如《一百種尾巴或一千張葉子》和《當彩色的聲音嘗起來是甜的》等。相比較而言，我更多地注意到科普文學作為一種面向未來的寫作的可能性。

從中國古典文學的名物傳統，可以發現“博物”學的認識方式和精神對于科普寫作的啟發。中國現代文學的“科普小品”之所以有可能向豐富處發展，因由傳統經典先“物理”而后“人情”也敞開了這類科普寫作成為“有情的文學”可能性。其實，這類科普文學，我們有相當優秀的作家和成熟的文本，比如生于1901年的賈祖璋先生。賈祖璋是《太白》“科普小品”主要撰稿人，他從《鳥與文學》（1931）到《花與文學》（1989）開拓了“博物”的散文傳統。《鳥與文學》將鳥的名稱、種類、習性，與鳥有關的詩、詞、童謠、民間故事、神話等糅合形成文學的科學寫作。植物書寫如《荷花》，既講形態風姿與植物知識，又對《爾雅》中的荷花各部分的賦名作現代解釋，且引《詩經》、屈子的詩歌與民歌討論其生長地理。在植物書寫中征用農書、醫書、經書、類書，或者專書所見，兼具科學與文化意味。賈祖璋所承繼的傳統甚至可追至酈道元《水經注》，以地理環境、歷史人文、文獻記載、親歷經驗相互融合。《洛陽伽藍記》也記載洛陽城內外佛寺的地理及建筑，以及相關史實風俗、人物傳說，兼具文化史與文學價值。

狹義的“博物”觀念是通過對《詩經》《爾雅》的注釋文獻而建構起來的。孔子論述學詩（《詩經》）的功用之一是可以“多識于鳥獸草木之名”。錢穆《論語新解》從詩教傳統闡釋“多識”的意義：“故學于詩，對天地間鳥獸草木之名能多熟識，此小言之。若大言之，則俯仰之間，萬物一體，鳶飛魚躍，道無不在，可以漸躋于化境，豈止多識其名而已。詩教本于性情，不徒務于多識。”科學寫作的文學實踐體現社會結構及其對知識的塑造。在當下，賈祖璋“博物”的散文可以擴張到博物學的社會史、文化史和文學史視野。約翰·V·皮克斯通在《認識方式：一種新的科學、技術和醫學》中提出用博物的方式認識世界是研究19世紀科學的一個關鍵元素，提出與科學并行發展文化認知的重要性。科學史上，博物學傳統是與數理傳統同樣重要的兩大研究范式，只是隨著現代科學的發展而逐漸沒落，而在今日提倡一種了解世界的博物學態度，或許是打破自然科學和人文學科的壁壘的一種方式。以充滿想象的方法探究博物學，這涉及科普的修辭上非虛構的征用。博物強調體驗，鼓勵人親歷辨識事物，突出情感經驗和價值觀，以對萬物的好奇激發對科學的興趣，就像果殼網主編徐來所言，對自然鳥獸知識的了解和探究，是一種將普通人帶入科學領域的有效方法。基于個人田野調查的科普寫作，如沈書枝、杜梨的寫作，皆因個人的情感和好奇，而進入“從技術細節入手，理解這個紛繁蕪雜的世界”的序列。

從當代科普文學寫作的一些趨勢討論科普寫作的跨學科寫作及對虛構寫作的激活。《花神的女兒》以跨學科的視野關注18世紀啟蒙運動時期到19世紀浪漫主義和維多利亞時期英國女性參與植物科普的工作，更關注早期女性寫作的多樣性，和家庭史、科學體制化及性別意識形態發展的聯系；《改變人類歷史的植物》從農學角度觀察大航海時代不同大陸之間以及島嶼與大陸之間的植物遷移現象，綜合科學經濟和社會學的知識信息；《萬物有文》聯系植物形態構造研究與裝飾藝術創造過程；《過敏的真相》《看盡天下鳥》則是科普與家族故事勾連的敘事模式（非虛構）。科普寫作擴張的不僅僅是非虛構寫作領域，在近年徐來的《想象中的動物》、盛文強《海怪簡史》和朱琺的《安南想象》等的虛構寫作中，都可以觀察到科普文學對虛構寫作的激活。這兩個方向或許是科普文學對整個文學拓殖的未來前景。

(作者系青年作家，南京師范大學文學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