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8月19日，在敦煌研究院座談時，習近平總書記曾指出：“敦煌文化延續近兩千年，是世界現存規模最大、延續時間最長、內容最豐富、保存最完整的藝術寶庫，是世界文明長河中的一顆璀璨明珠，也是研究我國古代各民族政治、經濟、軍事、文化、藝術的珍貴史料。”

敦煌，“列四郡、據兩關”（《漢書·西域傳》），是古代絲綢之路的重鎮，也是眾多宗教、民族的融匯之地。1600多年前，邂逅了三危山佛光的樂僔和尚，在此發愿開鑿了第一座洞窟。此后經過一千多年持續不斷的營造，莫高窟成為瀚海流沙中的西域佛國，堪稱世界上歷史延續最悠久、藝術最精美的佛教藝術遺存。歲月不語，石窟能言，一座座洞窟、一幅幅壁畫、一尊尊彩塑，向世人展現出了波瀾壯闊的歷史圖景。這圖景多彩神秘而又雄渾厚重，給無數學者、藝術家、作家以無限的想象空間和創作靈感。久而久之，敦煌變得越來越厚重、越來越多維，并形成了世界范圍內的“敦煌學”。如今，它在中國人的心目中甚至成了一種文化圖騰，如此一來，再寫敦煌就需要后來者有更大的底氣，作更充足的準備。

當然，事情總是一體兩面，令人膽怯的也總令人躍躍欲試。出生于甘肅天水的作家陳繼明，就在無數次審慎猶疑之后，樹起了寫敦煌的雄心。他說，既然決定要寫，就不怕和井上靖的《敦煌》對比。

共生的民族在敦煌，文化的交融在敦煌，厚重的歷史在敦煌。在這所有的創造中，唐朝無疑以其宏偉氣象進行了壯闊的營造與書寫。《敦煌》就在初唐宏大的歷史圖景中鋪展開來。

貞觀十四年，侯君集平定高昌和安西四鎮，絲綢之路全面暢通。本書主人公就在這個時候登場。在歷史和虛構的交織中，作家用近乎于在場的筆墨，勾勒出初唐的盛世端倪，在佛窟、造像、彩繪的誕生中為我們展現了唐代敦煌藝術何以極盛。

書中的故事線條紛繁卻不復雜，縱橫交織而又錯落有致，足見作者的敘事功力。三條故事線圍繞主人公祁希徐徐展開。祁希是李世民的御用畫師，他生而極具繪畫天賦，到敦煌后更名為雪祁。天授其命，個人何為？故事中的雪祁一直在不停尋覓。閱讀時，讀者也不禁置身其中，尋找身為畫師的終極意義。吐谷渾人慕容豆意圖隱身以圖“活國”，牧羊人令狐昌一家為救贖而造像，所有人的命運都因為雪祁的天賦而與他交匯。三條主線最終呈現為三幅敦煌壁畫，無論是《童子禮佛圖》，還是吐谷渾人的遷徙史，或是雪祁自己在敦煌感悟而成的《金剛經變》，都有著主人公對生命、佛法、藝術的思考。前人留下的敦煌壁畫，更為后來人的藝術創造提供了源泉，精湛的技藝和豐富的色彩在一代代的傳承中，不斷突破，融古開新，繼承發展，突破創造，主人公用自身的藝術軌跡展現出了敦煌藝術生生不息的魅力所在。

中國自古以來就是多民族國家，中華文明的歷史就是一部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歷史。《敦煌》對敦煌各民族，特別是吐谷渾人的生活學習勞作，作了極其細致的描寫，并將儒家文化、耕讀傳統滲透其中，展現出了中華文化兼容并包的獨特魅力。西部邊陲從來不是蠻荒之地，唐朝重臣褚遂良曾言：“河西者，中國之心腹。”主人公雪祁在敦煌生活多年，深深感受到，“鑿空”西域不只是建立了整個國家的地理邊界和國土屏障，更是為中華文明、中華性格、中華胸襟的形成提供了重要滋養。作者用雪祁的視角闡釋出，正是在不斷地交往交融中，在敦煌、在西域人的心中，大唐成為一種高于民族認同的國家認同，唐太宗被各族人民尊為“天可汗”。

在《敦煌》里，人和萬物都有神佛的同等庇護，有靈且美。作者用飽含憂傷和慈悲的筆墨書寫生靈萬物。越普通的人，越能感受到萬物的悲喜。

陳繼明的筆墨，就像主人公的畫筆，有春蠶吐絲，有鐵線描摹，就像藏著敦煌的沙子，書寫時沙沙作響，鐫刻出文字的肌理。書中的語言風格粗獷，呈現出西域原始的力量。在宏大的敘事中，內容細節卻異常豐富。細細讀來，哪怕是壁畫顏料的采集、粉本的制作、開窟的工序，都像瀝粉貼金一樣，讓畫面變得立體，讓人依稀間，仿佛指尖觸摸到洞窟的石壁，感知無比精彩豐富的意象。

書中的文字沉淀著生命萬物、歷史滄桑，從歷史的滋養中建構起了文學的敦煌。作者把對敦煌充盈的情感傳達到作品中，足以激活讀者的感受，讓其參與到敦煌的構建中來。在關于石窟、經卷、彩塑、壁畫的故事之中，我們看見了敦煌的斑斕色彩，看見了三危山的佛光莊嚴，更看見了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崢嶸氣象。

（作者：陳凱，系內蒙古師范大學文學院特約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