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宗錫被譽為“新中國評彈開拓者和建設者”，其緊隨時代的理論建樹和藝術實踐，深深影響了半個多世紀以來評彈事業的發展。在即將迎來吳宗錫百年誕辰之際，回顧他的評彈理論，對當下評彈藝術的傳承與創新，仍有啟迪。

作為非物質文化遺產，評彈藝術歷史悠久、文脈連綿，尤其是傳統書目最能體現評彈的藝術魅力，也是評彈的根基與血脈。評彈史上有名可循的演出書目有150余部之多，不僅見證了評彈的發展歷程，也是評彈演出的主要內容，在聽眾中擁有深厚的基礎。

1951年，吳宗錫初涉評彈領域，其時，為了去除戲曲中的封建糟粕，更好繼承和弘揚戲曲文化遺產，圍繞改戲、改人和改制的戲曲改革工作正在全國各地展開。作為當時上海評彈團的領導，吳宗錫直接參與了對評彈舊作的整理，并逐漸形成自己的藝術理念。

他認為，保護傳承傳統書目，不是將過往時代形成的曲藝文本原封不動地搬演于今天的書臺，而是要通過有序整理和穩步提升創造出屬于當下這個時代的演出文本和表演形態。對傳統書目應該“創造性繼承”，即須在尊重藝術規律、演員主體地位的前提下，融入時代元素，滿足聽眾不斷變化的審美情趣。

在他的推動下，《玉蜻蜓》《珍珠塔》《白蛇傳》等傳統書目經過加工整理，以新的面貌流傳于書臺；從傳統長篇中挖掘整理的《庵堂認母》《玄都求雨》《老地保》《三約牡丹亭》等書回，成為評彈中最具文學性的經典選回。

為評彈藝術注入時代元素，使其順應時代之變，就不能脫離人們生活的時代。藝諺云：“說書者，說世、說勢也”。以經典彈詞《玉蜻蜓》為例，僅不同的故事結局就有十數種之多。對結局的不同處理體現的正是不同時代說書人結合當時生活，對書中人物命運的深切期待，以及對書中涉及的倫理、道德、宗法、婚戀等諸多復雜關系的理解與協調。

在吳宗錫的評彈理論中，“生活”是使用頻率最高的一個核心詞語。他認為生活氣息與生活質感不僅是評彈藝術的美學特征，而且也是一條重要的創作規律。他提出，優秀的評彈書目“忠實于生活，自人民群眾的生活中汲取素材”；“上乘的書藝”就是“提煉來自生活真實的藝術真實”。

吳宗錫參與創作的《一定要把淮河修好》《蘆葦青青》《人強馬壯》《真情假意》等新編作品，更直接地將藝術與生活掛上了鉤、接通了氣，得到廣泛傳播。這些作品體現出創作者與生活的緊密聯系，他們并沒有把自己當作天生的藝術工作者，而是用平凡生活中的平凡人的視角，細致觀察人們的說話神態、語氣和意味，并將這些體悟藝術化后搬上舞臺。

今天，傳統書目的傳承與創新依然是評彈發展中備受關注的話題。如何改變傳統書目加速流失、常演的傳統書目減少、傳承書目的上演書回削減等情況，吳宗錫的評彈理論給當下評彈創演帶來啟示：唯有不斷從生活中汲取靈感，讓藝術真實反映時代變遷與人民心聲，評彈才能歷久彌新，在繼承中不斷發展。

上海評彈團先后推出《高博文說繁花》《千里江山圖》等新編書目，漸次構成了評彈的“新上海敘事”，為當代評彈創作提供了可資借鑒的樣本。例如，滬語小說《繁花》深受讀者喜愛，并獲得第九屆茅盾文學獎，上海評彈團團長高博文注意到，《繁花》包含大量經過文學處理的滬語對話，非常適合改編為評彈。由此，評彈《高博文說繁花》誕生。該作品一改傳統評彈中兩個演員一坐到底的一般程式：多個演員說、唱、演，樣樣精彩；他們既是說書人，也是劇中角色，兼具傳統與創新，受到觀眾的喜愛。

蘇州評彈團改編上演的精簡版《玉蜻蜓》，則是從傳世書回中精選出9回書，剪輯成“子歸”“認母”“歸宗”3個篇章分場演出。精簡版《玉蜻蜓》將故事結局建構成一個相當開放的話題空間，淡化了傳統說法中金、徐兩家對元宰的撕扯與爭奪，而將重心放置于對于元宰內心世界的解剖呈現。引導當代觀眾尤其是青年觀眾去思索：面對突如其來的身世真相，16歲少年有沒有自己“不能承受的生命之重”？元宰庵堂認母雖出于骨肉親情的召喚，但其心理過渡歷程是怎樣的艱難？在親情與教義、身世與功名之間，元宰經歷了怎樣的內心沖突？正是在這樣的反思與追問中，一部當代的《玉蜻蜓》得以誕生。

將評彈藝術融入茶館、園林、劇場、廣場，在充滿時代元素的舞臺實踐中，評彈這門傳統藝術主動回應著當代觀眾的審美需求。傳統的一桌兩椅變換了，桌圍椅帔沒有了，伴奏隱在了幕后；單雙檔換成了許多演員絡繹登場……這些嶄新實踐給現代觀眾帶來了全新的審美體驗。

然而，還有些創新中，流派唱腔不再是原汁原味，講述的故事也缺少戲劇沖突、跌宕情節，這顯然是有悖于創新的初衷的。當數字時代來臨，古老說書藝術將呈現出怎樣的演出景觀，更讓我們難以想象。也許未來AI將獲得主體性功能，和說書人一起參與評彈創作，人機共創的評彈書目將成為可能。順應時代之變，古老評彈藝術也完全可以創造自己的“破圈”“突圍”。唯一須注意的是，無論創新的形式走到多遠，都應守住藝術的本位與品格。這也是當年吳宗錫面對流行風潮時所一直堅守和強調的。

（作者：潘訊，系文藝評論家，江蘇省藝術評論學會曲藝專委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