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類有了文明也就有了文字和書籍，中華文明作為世界上唯一未曾中斷的文明，其“剛健日新”的特征與中國歷史上浩如煙海的典籍之收藏、整理、流傳息息相關，故藏書文化是中國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談到藏書文化就不得不提到藏書的主體：藏書家。他們不僅專注于書籍的搜集保管，而且潛心藏書事業。明代學者、詩人胡應麟就是其中的佼佼者。

嗜書如命，傾囊致書

胡應麟（1551—1602年），字元瑞，號少室山人，浙江蘭溪城北隅人。幼能詩，萬歷四年中舉，自言于他無所嗜，唯嗜好古籍，“饑以當食，渴以當飲……憂藉以釋，忿藉以平，病藉以起色”。他的藏書愛好深受家庭影響，其外祖父宋震建雪溪堂只為萬卷書，父親胡僖自幼好學，乃嘉靖三十八年進士，亦有不少藏書。胡應麟自十一二歲跟隨父親游歷各地時，便十分關注當地的古書市場。每當遇心儀之書，他就憂心忡忡、坐立不安，一旦持歸，便手舞足蹈，見到“上世之藏，帳中之秘”更是不舍晝夜，親手抄錄。胡應麟回憶藏書經歷時有言：“余為童子至今，年日益壯而嗜日益篤，書日益富，家日益貧。”他可謂是竭盡一生只為“窮搜委巷，廣乞名流，錄之故家，求諸絕域”。故其收藏富贍，越中諸世家無人能匹敵，《金華詩錄》云：“婺州藏書，獨盛于蘭溪。”

然而，為了“典籍之好”，胡應麟也是煞費苦心。《五雜俎》記載，明代浙江虞守愚侍郎家中藏書萬卷，更是為了萬卷之書建造了藏書樓于水池中央，平日僅僅依靠一塊木板通過，到了夜晚便將木板撤走防止有人私自進入，門口還寫著“樓不延客，書不借人”。然而虞氏子孫卻沒有繼承虞守愚的遺風，玩物喪志，導致虞氏家族家道中落，沒有財力守住藏書樓。胡應麟傾慕虞家藏書樓已久，購買了虞家的萬卷藏書，他也因此以“書海”之美譽聞名海內。

當然，胡應麟的求書過程并非總是一帆風順，他也常常與醉心的典籍失之交臂。他十分心喜蘇門四學士之一張耒的《柯山集》，蘇軾就曾稱贊張耒才識學問為當世第一。但胡應麟只收藏了《柯山集》的十三卷，故悵然若失。恰巧一日，他在杭州一處偏僻的巷子中見到了《柯山集》鈔本書一十六帙，盡管書紙半已漶滅，但是文集印記奇古、裝飾都雅，且比自己所藏多不啻五六倍。胡應麟欣喜若狂，奈何身無分文，便與賣家約定第二天早晨相見，以綠羅二匹以及身上所穿的烏絲直裰青蜀錦衣袍交換那部《柯山集》。于是，胡應麟返回家中籌集錢財，一心等待第二日的到來，搔首踟躕、夜不能寐。然而天有不測風云，突如其來的一場大火將此書鋪燒了個精光，一切化為灰燼，他為此搖頭嘆息了數月之久。

二酉山房，藏書為用

胡應麟畢其一生，四處搜羅典籍，“所購經史子集，其世自洪荒以至昭代，其梓自吳越以至燕閩”。待他20多歲與母親宋宜人離開京都返回浙江蘭溪時，已然“宦槖亡錙銖，而余婦簪珥亦罄盡，獨載所得書數十篋，累累出長安”。據《二酉山房記》所載：胡應麟所藏之書合計四萬二千二百八十四卷。為了安置如此數量浩瀚的文獻古籍，胡應麟特地在家鄉建造了一所藏書樓，且為緬懷秦朝學者二酉山洞藏書之功德，故他將藏書樓命名為“二酉山房”。當然，受財力所困，胡應麟囤書也并非包羅萬象，他所藏之書大致分為五類：一是家中未藏之書可收；二是考慮經濟情況，購買價格較低版本的書籍；三是異書收藏；四是手抄友人的珍本、善本、秘本；五是不購買價格昂貴的古遺墨法帖。

胡應麟的收藏不局限于典籍的堆積，他能藏更能用，這是以往藏書家所不能及的。明代著名的藏書家謝肇淛曾評析道：好藏書之人有三大弊病：一是貪圖虛名，一味裝潢炫耀，實為買櫝還珠；二是四方收羅卻束之高閣，徒洗浣灰塵；三是慧根短淺，能倒背如流卻不能運用，喪失書的益智功能。胡應麟認為第一種人即是“好事之人”，第二種人即是“雅尚”，第三種人即是“鑒賞家”。

對于第一種人，他提出了“書之為用”的原則，在他看來，藏書只有使用和閱讀才會發揮它的作用，如果僅僅以“藏”冠名，書就會名存實亡。他認為：“夫書好而聚，聚而必散，勢也。”無論人們怎樣嘔心瀝血地搜集典籍，可是書籍終歸會散失，所以他極贊成書籍流通，即“流水不腐，戶樞不蠹”。據史料記載，胡應麟特別重視與朋友之間進行交換刊刻、共游書市、無償贈書等交流活動。

鑒于第二種人，胡應麟認為要勤于讀書，“世有勤于聚而倦于讀者，即所聚窮天下書，猶亡聚也。有侈于讀而儉于辭者，即所讀窮天下書，猶亡讀也”。這從胡應麟家里的陳設可見一斑，“入余室者，梁柱、榱桷、墻壁皆無所見，湘竹榻一，不設帷帳，一琴、一幾、一博山、一蒲團”。無怪乎王世貞調侃胡應麟是用買書的余錢來建造書房的。

至于第三種人，胡應麟認為讀書與治學本是相輔相成的，并無矛盾，正如他所說：“博洽必資記誦，記誦必藉詩書。”人們需要廣涉博采，通過大量讀書充實自己，拓寬眼界，但學問不僅要“博”還要“精”，即用心思考，“必須盡見當時事理，如身履其間，絲分縷解，終始備盡”，方可“置議論”。陳文燭就贊揚胡應麟“有博學而不窮，篤行而不倦，幽居而不淫，上通而不困”。

潛心治學，著述等身

二酉山房豐碩的藏書、優越的地理環境也為胡應麟讀書治學奠定了深厚的基礎。萬歷十六年，也就是胡應麟38歲之際，他已撰寫了不少作品，其可考的達49種1036卷，成書存世的有16種211卷，還有未成書的數百卷。當時的文壇領袖王世貞，十分欣賞胡應麟的才華，贊其“髫丱時讀書幾與身等，今學無不窺，浸浸有雄視百代意”，而后更是直言要讓他來當自己的接班人，“后我而作者，其在此子矣夫”。

胡應麟“讀書等身”“學無不窺”，內容龐雜，要而言之，主要表現在文獻學、史學、文學研究三個方面。在文獻學方面，胡應麟用力頗深，他長于考據，《經籍會通》四卷“論古來藏書存亡聚散之跡”，征引典籍極為宏富；尤善辨偽，《四部正訛》考辨遍及四部，系統總結了“辨偽八法”；精通目錄之學，總結歷代史志，由宏入微，提出“五部”圖書分類法。

在史學方面，胡應麟“少而好史，占畢之暇”，取得了突出的成就，時人更以“良史”贊譽。他的成就不僅表現在史書的編纂、歷史文獻的整理，更表現在對史學理論問題的思考和對歷史的批判。如對于具備“史才”“史學”“史識”即是史家的觀點，他認為尚未足也，更要有“公心”“直筆”，這是從“史德”標準作出自己的闡發，擴展了史家標準理論的深度與廣度，也為清代章學誠形成“史才四長”的觀點提供了豐厚的學理基礎。

在文學研究方面，胡應麟擅長詩論與小說研究。其詩論集中體現在《詩藪》一書，全書廣征博引，語言古雅，可謂珠璣滿紙。他在《詩藪》中全面評價了《詩經》至明朝兩千余年的詩歌發展脈絡，纖悉無遺，點評鞭辟入里，多發前人未發之論。如張若虛的《春江花月夜》，埋沒百年，無人問津，直至胡應麟的《詩藪》問世，才令滄海遺珠的《春江花月夜》一躍成為“孤篇蓋全唐”之詩。除了詩歌評論，他對小說研究亦相當重視，其研究涉及小說的作者、成書、版本、人物塑造、語言藝術等諸多方面，更是最早利用目錄學的成果對中國古代小說進行了系統分類，他對于古代小說的許多評論常為后世學者征引、稱道，如魯迅在《中國小說史略》中就曾引用胡應麟對小說的論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