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大星任大霖二位先生給我們講述了許多獨特的故事，這些故事從前未有人講過，它們只屬于任氏兄弟。

比如大星先生的《三個銅板豆腐》。

我是在很多年前看的，但至今還記得那個故事：當時，三個銅板可以買一塊豆腐。大星（這是一篇自傳性的小說，我相信這里的“我”就是大星先生本人）與弟弟跟隨媽媽到外婆家，第一次吃上了美味的豆腐。外婆見兄弟兩個心滿意足的樣子，許諾他們下次再來時還請他們吃豆腐。然而世事變遷，再次見到外婆已是二十多年后，那時外婆已偏癱在床。但外婆卻一直沒有忘卻當初的承諾，她讓兄弟倆從她的貼身口袋里拿出了保存許久的三枚暖烘烘的銅板，要請他們再吃一次豆腐。然而，因物價飛漲，三個銅板已經買不下來一塊豆腐了。但外婆那綿延了二十多年的記掛與愛，讓他們泛起盈盈淚光。

比如大霖先生的《燈籠》。

也是一篇第一人稱的作品。作品講述了他學生時代的一位可親可敬的老師——平老師的故事。平老師不僅勇于在日本兵面前保護學生，還敢于在歌詠比賽上讓學生合唱愛國歌曲，因此被敵人打傷，不久后便傳來他去世的消息。“我”（我以為這里的“我”就是大霖先生）為此內疚不已，大病一場，因為他曾在平老師的婚禮上失手掉落燈籠，弄熄了蠟燭，這是不祥預兆，年少淳樸卻又無知的他覺得是因他的過失而導致了平老師的死亡。然而新中國成立后，他卻意外地見到了平老師——平老師并沒有死，當年他逃離家鄉參加革命去了。一直壓在心頭的郁結剎那間打開，烏云頓去，如日中天。

他們二位都很在意“文學”二字。文學在他們那里是一門講究的藝術。他們的故事總是很有質地，既有那個時代特有的印記，又有能讓當今讀者產生強烈共鳴的情感。這些作品具有可以超越時代的品質。

當我們在回憶任氏兄弟時，是不是應當重提現實主義的話題？之所以提及這兩篇作品，目的也正在于此。他們以及他們那一代作家，是非常強調現實主義的。他們喜歡寫第一人稱的作品，其實不是選擇什么敘述視角的問題，而是因為他們十分在意個人的生活經驗而自然選擇了這一敘述視角。當然，這里并沒有暗含一個觀點：第三人稱就是非現實主義的。事實上，大部分現實主義經典，都采取的是第三人稱視角，但在任氏兄弟這里，第一人稱的使用確實是他們在意個人的經驗、在意現實主義使然。其實，他們大量的作品也還是第三人稱，但即使第三人稱，寫的依然是他們的個人經驗。

巴西作家若熱·亞馬多，也是一位現實主義作家。當他談到他的代表作《可可》的寫作時，說過這樣一句話：“我力圖在這部書中，用最低限度的文學性和最高限度的真實性，來講述巴伊亞州南部可可莊園工人們的生活。”他為了強調現實主義精神，故意有點極端地作了如上表述。其實，他是一個同樣注重文學性的作家。我們光是從他的作品的名稱都可以看出其“文學性”。

現實主義精神，是人類文學史的魂。我們不經意提及的那些古今中外的文學經典，基本上都是現實主義精神的產物。但到了上個世紀中期，這一精神漸漸地不再像從前那樣被強調了。“觀察”“體驗”“凝視”“逼真”這些詞漸漸遠去，代之而起的是“虛構”“想象”“幻想”這些詞——它們成為作家們（包括兒童文學作家）津津樂道的高頻詞。現實主義精神淡化，是不爭的事實。

前些年，我說得最多的也是這些詞。這沒有錯。中國當代文學（包括兒童文學）想象力不足，這也是不爭之事實。但過去這么多年之后，我看到了問題的另一面，當我們將全部注意力放在“虛構”“想象”之上時，我們的目光漸漸從歷史、從現實之上挪移開了，殊不知，被我們忽視了的、漠視了的那一切，是文學的根本性寫作資源。發生在現實生活中的那些故事，其實是任何虛構、任何想象都無法相比的——我們的想象力即使強大無比，也不可能超過造化、超過現實，超過冥冥之中的造物主的設計。想一想，連我們的所謂想象力，都是它給予的。

中國兒童文學是不是需要重新面對任氏兄弟、面對“現實主義”？我們是不是該重新考慮想象力與記憶力的關系？是不是應該這樣想：想象力固然重要，但記憶力——對現實的記憶能力更重要？是不是應該回到現實主義的大旗底下，再用冷靜而犀利的目光觀察、打量這個風起云涌、變化萬端的世界，去眺望蒼茫無極的遠方？

現實主義創造了文學史的輝煌，一部兒童文學史的輝煌同樣離不開現實主義。現實主義是文學存在的根基，也是文學存在的理由，我們無法對其淡漠，更無法背棄。中國當下的兒童文學需要尊重現實主義，需要認真的回歸，那是應有的一份理性。感謝任氏兄弟留給我們那么多富有指導性和啟發性的文學文本。

任氏兄弟是我敬仰的兩位作家，我曾是他們的忠實讀者。作為后來的作家，我從他們的作品中獲得過很多寫作的經驗，這些經驗至今在影響我的寫作。他們是新中國兒童文學創作的先驅，他們創造了那個時代特有的兒童文學范式，他們的作品有許多來自他們童年的經歷，質樸的文字、真誠的寫作態度、從內心深處自然流露的情感，以及他們對兒童文學永不停歇的探索和思考，都值得我們后來的作家學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