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淵旅社，原位于漢口路、湖北路路口，坐西朝東，據說其原址為天仙茶園。1912年，孟淵旅社由華商徐孟園（徐孟淵）等人合股創辦，并以徐的名字命名。旅社原是一幢三層小洋樓，新中國成立后增建一層，現已被拆。

孟淵旅社雖然消失了，與它相關的人與事卻令人難忘。這些人，這些事，融入了近代中國歷史，成為百年上海的一個縮影。

“四通八達”的重要地標

孟淵旅社是當年上海市中心的一個重要地標。

孟淵旅社老板徐孟園（1871—1953），原是江蘇無錫人。1900年，他來滬做漆匠、鞋幫生意，后在福建路開設了吉升客棧。此后，他又與人合伙，開設了上海新旅社（湖北路）、東方旅社（漢口路）和東方飯店（新中國成立后改為上海工人文化宮）等旅館，在同業中頗有聲望。

與上海其他老牌旅館相比，孟淵旅社規模不算很大。它的定位是高級中型旅館，正如其廣告所稱：“敝社地處全滬最繁盛區域，四通八達，交通便利，然而鬧中得靜，房間寬敞，一切陳設及被褥等，無不清潔異常……誠為諸君理想中安全可靠之旅社也。”因此，旅社一開張，就受到了外地旅滬的中上層人士的歡迎。

據歷史學家黎東方回憶，當年他第一次隨哥哥等人到上海，一下火車，走出北站，“老上海”哥哥大叫一聲“芒冤旅梭”（孟淵旅社的滬語發音），“便有一位手拿‘孟淵旅社’大卡片，口露金牙，身掛金表，黑衣黑褲的大漢，擠了過來，拿了手提箱，領頭劈開一條‘狹路’，我們三人于是順利地跳上三部黃包車，免了講價手續，浩浩蕩蕩，由北而南，經過北四川路，就到達三馬路的孟淵旅社”。

1921年7月，中共“一大”在法租界望志路李書城公館召開，會議開到一半，即遭“包打聽”（即密探，編者注）闖入，被迫中止，出席會議的人員各奔東西。其中，陳獨秀委派的代表包惠僧則直奔孟淵旅社門口。他為什么會去那里呢？因為他覺得，孟淵旅社位于英租界三馬路（漢口路），四通八達，法租界“包打聽”不至于跟到英租界。因此，包惠僧走出李公館大門，坐上一輛黃包車，也不問價錢，就說：“三馬路。”黃包車一路飛奔，到了孟淵旅社門口，包惠僧下車買了一點零食，再沿著三馬路到西藏路，兜了好幾個圈子，才回到老漁陽里2號。第二天，包惠僧隨同大家去了浙江嘉興南湖。

五卅運動中的一座燈塔

孟淵旅社也是五卅運動的秘密指揮部。

1925年5月30日，五卅運動爆發。5月15日，上海內外棉七廠工人、共產黨員顧正紅被日本資本家開槍打死，激起上海人民的憤怒，成為五卅運動的導火索。5月28日，中共中央在上海召開緊急會議，陳獨秀主持會議。會議決定，組織群眾在5月30日舉行反帝示威大游行。

五卅運動主要領導人之一惲代英，原想以環龍路44號國民黨上海執行部為示威游行的秘密指揮部，但是到了5月30日早晨，惲代英突然接到電話：復旦大學、南洋大學等幾所大學的學生，未按照中午12時到達南京路會合的預定方案，而是提早在清晨8時就向南京路進發了。為了及時掌握和應付可能出現的情況，惲代英臨時決定，把秘密指揮部移到靠近南京路的孟淵旅社三樓314房間。

過了沒多久，3000多名學生和部分工人組成的隊伍來到了南京路上。下午3時許，全市大中學校的學生幾乎全部集中到了南京路上，加上部分工人和看熱鬧的群眾等，足有10萬人，交通為之中斷。3時40分許，英國巡捕愛弗生突然向空中開槍，接著印度巡捕也向群眾放槍，上海大學學生何秉彝、南洋大學附中學生陳虞欽、同濟大學學生尹景伊等十余人當場中彈身亡，受傷數十人……這就是震驚中外的五卅慘案。自此，聲勢浩大的五卅運動在全國展開。在這期間，孟淵旅社314房間，無疑是這場運動中的一座燈塔。

1929年，茅盾寫成了長篇小說《虹》。《虹》以五卅運動為背景，描寫了女主人公梅行素由青年學生轉變為革命者的歷程。非常有意思的是，在小說結尾，出現了孟淵旅社的場景。梅參加了“五卅”示威，被巡捕打出的消防“水炮”澆得渾身透濕。恰在此時，她在孟淵旅社門口，遇見了女友的弟弟、在軍閥部隊里當少校連長的徐自強。徐因為暗戀梅，就熱情地把梅請進了他入住的孟淵旅社，取出新衣服讓梅換上……

接著，梅行素與徐自強有了這樣一番對話——

“……今天全上海都起來了，為什么你卻穿得那樣斯文整齊，在旅館門前踱方步？”

“我沒有受（收）到命令呀！沒有命令亂動，總司令要照軍法辦理……況且外國人有槍炮，你們這樣喊喊也不中用。真正要革命還得靠軍人！”

“好！等你玩厭了上海，再來革命！”

梅女士霍然站起來，跑出房門，隨手用力將門碰上，便飛快地跑下樓去。徐自強到樓梯頭喚時，梅女士已經跑出了旅館大門。

這里，茅盾以細膩的筆觸，塑造了五卅運動中一位青年學生的形象，并通過孟淵旅社里的對話，刻畫了革命者與旁觀者的不同立場。

作家文人的首選地

孟淵旅社還是當年作家文人們光顧上海的首選地。

1925年11月，唐槐秋從法國巴黎抵滬，就住在孟淵旅社。那天晚上，他外出逛街，走到四馬路口，就看到了“歐陽予倩”的招牌。他仔細地察看一下，恍然明白，原來這“歐陽予倩”的牌子就掛在丹桂第一臺門口。“啊，對了，予倩還在這里唱戲呢！”他立刻返回旅社，寫了一張條子，讓茶房送去。一會兒，歐陽予倩就飄飄然蒞臨了。終于，隔別十年的老朋友在上海重逢，彼此高興的心情不言而喻。

第二天，歐陽予倩就請唐槐秋到他家里吃飯，除他的家屬之外，只請了一位陪客——他就是田漢。從此，唐槐秋開始了戲劇家生涯。后來，因為在孟淵旅社住久了，唐槐秋覺得無聊。在歐陽予倩夫婦的建議下，他就到霞飛路租屋定居了下來。

魯迅先生也曾多次下榻孟淵旅社。早在1913年6月，魯迅南下探親，就住在孟淵旅社。據6月22日《魯迅日記》記載：“上午七時抵上海，止孟淵旅舍，尚整潔，惜太忙耳。”午飯后，魯迅去了中華書局，為教育部同事戴蘆舲委托的物品辦理郵寄，而后又去虹口日本餅餌店買餅餌兩盒，再去歸仁里西泠印社購《李翰林集》《渠陽詩注》《賓退錄》《草莽私乘》《雞窗叢話》等書……忙碌了一天，有些困倦。下午，魯迅回到孟淵旅社，“在寓大睡至晚”。晚上從孟淵旅社出來散步，至漢口路上買芭蕉，共計28斤。第二天一早，魯迅就踏上了回故鄉紹興的旅程。

1926年8月，魯迅接受廈門大學聘請赴廈門任教，于26日從北京南下，29日到達上海。他先寓滬寧旅館，當天又移至孟淵旅社。30日下午，魯迅就受到鄭振鐸以文學研究會名義的邀約，赴中洋茶樓品茗，晚上又到消閑別墅吃飯。據《魯迅日記》記，那天在消閑別墅，“座中有劉大白、夏丏尊、陳望道、沈雁冰、鄭振鐸、胡愈之、朱自清、葉圣陶、王伯祥、周予同、章雪村、劉勛宇、劉叔琴及三弟”。當年文學研究會的骨干，幾乎悉數到場。

據朱自清回憶，那是他第一次見到魯迅。“我很高興能會見這位《吶喊》的作者。那是晚上，有兩桌客。自己因為不大說話，便和葉圣陶先生等坐在下一桌；上一桌除魯迅外，有鄭振鐸、沈雁冰（茅盾）、胡愈之、夏丏尊諸位先生。他們談得很起勁，我們這桌也談得很起勁——因此卻沒有聽到魯迅先生的談話。”對于魯迅，朱自清還有一番專門描述：“那晚他穿一件白色紡綢長衫，平頭，多日未剪，長而干，和常見的像片一樣。臉方方的，似乎有點青，沒有一些表情，大約是飽經人生的苦辛而歸于冷靜了吧。看了他的臉，好像重讀一遍《〈吶喊〉序》。”

那天，魯迅興致很高，喝了不少酒。據《魯迅日記》記，當晚聚會結束后，“夜大白、丏尊、望道、雪村來寓談”。這里的“寓”，指的就是孟淵旅社。多年之后，朱自清還記著當時夏丏尊講的一個小插曲。到了孟淵旅社之后，魯迅將白色的紡綢長衫脫下，隨手撂在床上。夏丏尊覺得放得不是地方，便跟魯迅說：“這兒有衣鉤，你可以把長衫掛起來。”魯迅沒有理會，過了一會，夏丏尊又對魯迅說起，魯迅卻答道：“長衫嘛，不一定要掛起來的。”事后，夏丏尊告訴朱自清，那是魯迅的俏皮話——他并不把自己看作“長衫階級”。

也就在30日當天，魯迅在孟淵旅社寫了一篇《上海通信》，內容是南下見聞。雖是見聞，卻描述了中國社會的種種怪現象，揭露了“穿制服”的“稅吏之流”和“背著槍”的“有槍階級”的嘴臉。文中寫道，在天津車站，一個稅吏“突然將我的提籃拉住，問道‘什么？’我剛回答說‘零用什物’時，他已將籃搖了兩搖，揚長而去了”。魯迅指出：“幸而我的籃里并無人參湯榨菜湯或玻璃器皿，所以毫無損失。”這封信是寫給李小峰的，后來刊于1926年10月2日的《語絲》周刊第99期。

在該文末尾，魯迅還寫道：“現在是住在上海的客寓里了；急于想走。”“客寓”即指孟淵旅社。兩天后（9月1日夜），魯迅即登上開往廈門的“新寧”輪船，離開了上海。

地下工作的理想場所

孟淵旅社又是當年中共地下黨和進步人士從事秘密工作的理想場所。

1928年底，中共機要交通員黃慕蘭到上海黨中央機關擔任秘書，見到了在上海的中共領導人賀昌。賀昌時任中共中央委員、共青團中央委員、湖北省委書記。“那時，他雖是中央委員，但并不在黨中央機關工作，而是經常受中央的委派，去湖南、湖北等省視察各地工作，來上海出席中央召開的會議時，就住在旅館里。”

據黃慕蘭回憶：“我記得他住的是孟淵旅社（后來改名為申江飯店），因為那家旅社里的工友是我們地下黨的同志，住在那里比較安全……賀昌同志來上海時，我也常送文件到他所住的旅社里去，彼此就逐漸熟悉起來。”后來，通過深入接觸，黃慕蘭與賀昌感情日益加深，經周恩來批準，組織上同意他們兩人結婚。“就這樣，我們經組織上的批準，也沒舉行什么結婚儀式，就在旅館里共同生活了。”1930年，黃慕蘭跟隨賀昌從香港回到上海，“仍住在孟淵旅社里。周恩來和鄧穎超、劉少奇和何葆貞都來看過我們（少奇和賀昌過去在安源曾一起工作過，我和葆貞在武漢時也曾共事過）”。

這里需要指出的是，新中國成立后，孟淵旅社曾經改名，但從未以“申江飯店”命名過。一度改名為“申江飯店”的，是位于漢口路上的揚子飯店。黃慕蘭在“自傳”中稱孟淵旅社“后來改名為申江飯店”，是把兩家飯店搞混了。從她和賀昌自相識到結婚的時間上來說，應該是在1928年底至1929年間，而揚子飯店開業于1933年，因此，黃、賀住的旅館，應該就是孟淵旅社。

1935年11月1日，國民黨四屆六中全會閉幕。在閉幕合影之際，晨光通訊社記者孫鳳鳴突然開槍，將汪精衛擊倒刺傷。這次刺殺行動的幕后策劃者，是王亞樵、華克之、張玉華和余立奎等抗日熱血青年。

刺殺完成后，孫鳳鳴被捕犧牲；王亞樵、華克之和余立奎等紛紛南下出走，只有張玉華和華克之的夫人等還留在上海。華夫人忽然想起，她妹妹還在南京，恐其受累，即寫信催其來滬。其實，那時她妹妹早已被國民黨特務監視，所以信一到南京，即落到特務手中。他們按照信中指定時間，將她妹妹押往上海。華夫人派了一位晨光通訊社職員前去迎接，剛到車站，就被特務逮捕。特務追問其去處，他說：“只叫我把人帶到孟淵旅社，開一個房間，牌上寫個什么名字，她會再派人來接。”不多時，張玉華到達孟淵旅社，他一看大堂牌上有指定的名字，位置在三樓房間，遂上去敲門。門一打開，出來兩個男人，把他讓進房內。張見情況有異，就由窗戶跳出，不料腿被折斷，隨即被捕——這是孟淵旅社發生過的驚心動魄的一幕。

……

1956年，孟淵旅社公私合營，一度改名為長征旅社（后又稱長江飯店）。20世紀90年代末，旅館建筑被拆，原址上矗立起了中福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