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經保存一冊1933年出版的《社會與教育》雜志，13期上刊登過《巴金到臺州》的文章，大概可以算作巴金的一段軼事。翻看這本舊期刊，難得的是，從二人的對話中，可以領略巴金早年的創作觀和藝術觀。

文章是講初冬的一天，外面正在下雪，徐懋庸冒著嚴寒去某中學圖書館借閱圖書，不料在圖書館里意外地遇見了巴金。原來巴金剛從法國游學回來，經老朋友朱洗的勸說，來臺州游玩。說是臺州天氣溫暖，山水秀麗，引得他游興大發，不料漫天的大雪和嚴寒的北風，凍得巴金叫苦不迭。

就在學校的圖書館里，兩人因為相遇，進行了一番長談，談話涉及到了巴金早年的創作觀和藝術觀。

他倆從當前的革命運動，逐漸涉及文壇現狀和文藝思潮，又從穆時英、韓侍桁談起，徐懋庸說中國的文藝批評界實在太糟糕，巴金卻回答，中國的批評界根本沒有所謂的批評，然而目前文壇上，有兩個人很有希望，分別是蘇汶和韓侍桁。接下來談到自由人運動和左翼文壇，徐向巴金征詢，他對文壇現狀和發展趨勢應該如何認識，巴金誠懇地回答：不太容易看出，因為現在的文壇太混沌。接著徐懋庸開始提問，由巴金作答。

“你的《沙丁》《煤礦》這類作品是有實際的觀察做根據的么？”

“有的，我曾經到過礦山和煤坑，我親眼觀察過那種情形。”

“我同意《現代》上一位讀者的意見，你的作品的結局，過于陰暗，使得讀者找不到出路。”

“是的，不過我的作品是藝術，不是宣傳品，我不想把抽象的政論寫入我的作品中去。我從人類之中覺到一種普遍的悲哀，我表現這悲哀的人，一定會去努力消滅這悲哀的來源，這就是出路。我是一個有信仰的人，我也曾經在我的作品中暗示我的信仰，但是我不愿意寫出幾句標語來。”

“我以為自從寫實主義、自然主義的時代以來，暴露社會的黑暗，表現人生悲哀的作品，已經很多很多了，在讀者的心中，黑暗已經太濃重了，此后，需要指引新的社會，新的人生光明。”

“是的，不過作家的意識是被生活所決定的，我的生活使我感到尚有猛烈地攻擊黑暗之必要，我的生活給我太多的悲哀，所以我自然而然地寫出了那些作品，我不能故意去寫別樣的作品。”

徐懋庸又提出了另外一個話題：“我先前住在都會中時，讀過你的作品非常受感動，但在農村中生活了兩三年之后，我的感覺就不同了，你表現的悲哀，對于生活在農村中的人，有許多地方是很隔膜的。”

“那是我一直生活在都市中的緣故。”

“所以，我想先生可以到農村中去住若干時候，看看農村中的情形。中國社會問題的核心是農村問題，這方面實在很需要作家的注意，對于封建勢力下舊農村的描寫，魯迅先生曾經盡了最完善的努力，近來茅盾和蓬子等作家，則努力于最近恐慌下的農村的描寫，我覺得這是很有意義的一件事。你曾經自嘆你的工作或將寫完，難道不可以向這方面去找一點新的題材么？”

巴金回答說：“這自然是很好的，可是并非必要，我以為藝術和題材是沒有多大關系的，藝術的使命是普遍地表現人類的感情和思想，偉大的藝術作品，不拘泥其題材如何，其給予讀者的效果卻是同樣的。”

徐追問道：“我所看到的情形卻不然，現代許多作家的作品，大多只是都市生活者的讀物，在農村很少流行，就是因為題材之故，魯迅先生的作品不能說沒有藝術價值，也不見得十分容易理解，但他實際上獲得了最多的讀者。假使有兩部在藝術上意味著是同樣偉大的作品，一定是農村題材的一部，更容易獲得讀者，因為中國的讀者，存在于農村中的比都會中的為多。”

巴金的回答是：“這是比較好的，然而并非必要。”

有一天，巴金去徐懋庸的寓所，看他翻譯的羅曼·羅蘭的《托爾斯泰傳》的草稿，徐懋庸征求他的批評，巴金給了一個令他很興奮的答復，并且看著翻譯草稿上的筆名若有所思地道：“你是翻譯過一篇高爾基的小說的罷？就是那篇《秋夜》，我在克剛處看到的。”這一問使得徐懋庸大吃一驚，那是五年前的事情了，當時徐懋庸還是一個學生，跟吳克剛老師學習法文。有一天，徐懋庸偶然從法文中。重譯了高爾基的《秋夜》，署上了筆名，請吳先生替他校正，不料卻被巴金先生看到了。想不到五年以后，他還記得這種細瑣的往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