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影《刺猬》改編自鄭執創作的短篇小說《仙癥》。影片對原著的兩處重要改編，可以說徹底改變了電影的走向和命運。

兩處改編熬一碗心靈雞湯

一是王戰團（葛優飾）成為“瘋子”的原因。

在小說中，王戰團是因為不小心同時得罪了船長、政委兩派，被關禁閉后而成為精神病人的。他不愿意“站隊”，這意味著他拒絕進入傳統的象征秩序，導致其被“正常”的體系或機制所排斥，終于成了“非正常”的人。也就是說，王戰團世俗意義上的人生失敗，其根源在于真實的自我意識與現實的社會秩序之間的隔閡。

而電影里，王戰團是因為撞破了船長走私丑聞后被關進船艙的一間小小的儲物倉，同時整部影片從頭至尾都在極力渲染他對大海、對遠方的向往。如果說，小說隱含著對強勢話語的批判，那么電影則將其改寫成了理想主義與現實生活的格格不入。這也使得王戰團的人生難題似乎只在于其沒能實現自己“游向太平洋”的夢想。

二是周正（王俊凱飾），也就是“我”回歸正常生活的方式。

小說里，周正因為在“驅魔除病”的趙老師（任素汐飾）面前“認罪”而治愈了口吃；而電影中，周正選擇了報警，趙老師被抓，之后他上高中、考大學、交女友，一步步走向“成功”。

《仙癥》的最后一句話是：“許多年后，當我站在凡爾賽皇宮里，和斯里蘭卡的一片無名海灘上，兩陣相似的風吹過，我清楚，從此我再不會被萬事萬物卡住”。這句話是理解小說的關鍵所在——周正不會被“卡住”，并不是指他從此在生活中就沒有障礙，而是指他無法成為真正的“主體”。當這陣風吹過，周正的自身開始變得虛無，留不住任何實在的感覺。

那么，什么是“實在”的感覺呢？就是王戰團真正要做的“自己”，堅持要守護的尊嚴。簡單地說，小說中的“我”（周正）之所以不會被“卡住”，是因為選擇了背叛王戰團，選擇了屈從于趙老師所代表的世俗規訓。“我”治愈了口吃，是因為“我”學會了一種策略，學會了如何去適應現實，不再有說不清“真我”的困擾。

進而言之，《仙癥》和《刺猬》在對“治愈”的理解上選擇了分道揚鑣。當電影將“愿大家都不會被萬事萬物卡住”這句話赫然打在片尾的大銀幕上，也就徹底轉換了小說的精神內核，將其犀利的批判鋒芒轉化為世俗意義上的心靈雞湯——我們都應該和電影里的王戰團、周正一樣，不要放棄對理想、夢想的追求。

抽離歷史促一樁父子和解

由此也就不難理解，電影為何會花費大量筆墨，試圖補全、豐富周正父親的人物性格。《仙癥》中，“我”患有嚴重的口吃，父母根本不考慮“我”的心理感受，用各種離奇的方式展開治療，“舌根被人用通電的鉗子燙糊過，喝過用螻蛄皮熬水的偏方，口腔含滿碎石子讀拼音表，一碗一碗吐黑血”。這些情節在電影中也有所表現，但在影片末尾，主創又著力描繪了父親默默關心兒子的一面，試圖將其塑造成“刀子嘴、豆腐心”的溫情嚴父形象。甚至，在影片收尾處，還借用為周正的兒子起名“陽陽”的機會，完成了父子之間的和解。

然而，在以鄭執、雙雪濤等為代表的新東北作家群的小說中，子一代受到的傷害，歸根結底來自于父母的身份缺失與無所適從——父親千方百計要治愈“我”的口吃，不是因為電影中所表現的怕“丟臉”，而是為了讓“我”早日回歸正常的生活軌道，就像父輩不知如何才能回歸到下崗前的平常日子一樣。

換言之，歷史從來就不僅僅屬于“我”。電影中周正說出的“我不原諒”，更像是在表達對所謂原生家庭的不滿。這或許更符合當下社交媒體上“熱點話題”的設置，卻完全失去了原作小說的歷史意義，而脫離了歷史的和解，自然是虛弱無力的。

為了“流量”試一把投機取巧

有意思的是，《刺猬》的編劇之一就是小說作者鄭執本人，因此這一系列改編可能造成的影響他當然心知肚明。更合理的解釋或許是，這樣的改編策略被認為更符合當下的市場需求——拒絕晦澀、深刻，追求通俗、易懂，擁抱熱點。于是，作為時代寓言的《仙癥》就徹頭徹尾地被改造成了一個關于年輕人的青春成長故事。

在今年的電影《被我弄丟的你》中，鄭執就已經做了一次類似嘗試：把小說中非常現實、骨感的婚姻七年之癢、夫妻中年危機改造成了“低配版”的《花束般的戀愛》，一種近乎無病呻吟的“青春傷痛”。但票房和口碑的雙雙失利似乎也已經給出了答案：觀眾對“投機取巧”的電影改編方式并不買賬。

事實上，無論是鄭執，還是雙雪濤、班宇，都曾直截了當地表達過對“賣慘”的反感，認定“苦難焦慮癥”式的寫作只會造成現實感與精神力的雙向衰減，阻塞對歷史本相的探尋。如果細讀他們的小說，就不難發現，很多主角都身處底層,又遭逢相當密集的命運打擊,可以算是苦難書寫的理想材料。但這些東北青年作家卻無意加入模式化合唱，他們讓生存的痛楚在筆下持續積累,卻始終保持著恰如其分的平衡。

縱觀與他們有關的影視作品，最典型的例子或許就是班宇擔任文學策劃的電視劇《漫長的季節》。劇中的王響和《刺猬》中的王戰團一樣，好人一生坎坷，經歷過太多苦難，但電視劇并沒有放大、渲染王響的悲情和不幸，反而用平視的筆調展現出了他的人格尊嚴，這也正是該作品能夠得到廣大觀眾認可的根本原因。

然而，《刺猬》卻大費周折，試圖用種種細節表現王戰團作為父親的苦情一面。比如，他和周正坐在城市的高處，默默地為女兒送出新婚祝福；又比如，兒子不幸去世后，他又把火化爐冒出的煙霧收進自己的心底。這些情節在葛優出色表演的加持下，確實很感人，但也模糊了《仙癥》的真正焦點，失去了文學激動人心、導向救贖的精神能量。

更值得深思的是，為什么鄭執可以在小說中用冷靜的筆調呈現生活原生態的樣貌，在很大程度上拓寬我們對現實主義的理解，但一進入電影市場，就會不由自主地沉迷于用苦情、煽情、溫情來吸引觀眾？這是否也從另一個側面提醒了我們，或許當下電影市場正陷在某種“流量密碼”中不能自拔，這也導致了國產電影正不斷趨向單一化、同質化？即使導演是顧長衛，編劇是鄭執，也不能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