溥儀著《我的前半生》第五章《潛往東北》、第六章《偽滿十四年》，多處敘及偽滿洲國的國體和政體，便于讀者了解末代皇帝在東北建立的“國家”究竟是什么貨色。由于它是限知視角的個人傳記，也就有必要披文搜獻，對其輯佚補闕，從而使我們得到的歷史知識更為豐富。于是，《陳曾壽日記》便被推上了前臺。

陳曾壽（1878-1949），湖北蘄水巴河人。生長于簪纓之家，早歲頗有大志，自詡為狀元之才。舉進士后，累官刑部主事、廣東道監(jiān)察御史等。辛亥革命以降，曾短暫在清華大學任教，而常居杭州西湖，后又遷居上海，賴授徒、鬻詩文及賣字畫為生。1917年，曾參與張勛復辟事，又多居京津兩地，為溥儀服務。1930年，因陳寶琛之薦，為溥儀皇后婉容老師。1932年，偽滿洲國成立，他追隨溥儀至長春，被任命為“內廷局”局長。張劍在《湖北省圖書館藏稿本日記四種》一書《前言》中曾概括《陳曾壽日記》的三個價值，其中一個就是“從中可挖掘研究溥儀、婉容和偽滿洲國的有用信息”。閱讀該日記后，信然。

《我的前半生》第五章第三節(jié)《夜見土肥原》通過土肥原賢二之嘴說，偽滿洲國“是獨立自主的，是由宣統(tǒng)帝完全做主的”。當溥儀堅持問偽滿國體是共和還是帝制時，土肥原謊稱“當然是帝國，這是沒有問題的”。該章第七節(jié)《會見板垣》則通過1932年2月23日，末代皇帝所會見的板垣征四郎之嘴，圖窮匕首現(xiàn)：“這不是大清帝國的復辟，這是一個新國家，東北行政委員會通過決議，一致推戴閣下為新國家的元首，就是‘執(zhí)政’。”并云可不用共和字眼，叫做執(zhí)政制。當溥儀堅決表示不能放棄皇帝的身份，得到了來自關東軍斬釘截鐵的回答：“軍部的要求再不能有所更改，如果不接受，只能被看做是敵對態(tài)度，只有用對待敵人的手段做答復。這是軍部最后的話！”在這個節(jié)骨眼上，鄭孝胥表示了對關東軍的擁戴：“日本人說得出做得出，眼前這個虧不能吃，何況日本人原是好意，讓皇上當元首，這和做皇帝是一樣的。臣伺候皇上這些年，還不是為了今天？ 若是一定不肯，臣只有收拾鋪蓋回家。”《陳曾壽日記》附錄一《局外局中人記》（以下簡稱“局文”）錄有陳曾壽與其弟陳曾矩的函札往還，它的內容印證了《我的前半生》。

強志（陳曾矩字強志）弟閱：今日到旅順見上，說話甚多。總統(tǒng)一節(jié)，蘇廠（指鄭孝胥）極力主張，且興高采烈，以為指日上任矣。經(jīng)板垣到旅見面勸駕兩次，上嚴詞拒絕。板心猶未死，大約尚有第三次。好在上意堅決，當不至落其圈套，而蘇廠又掃興矣。

（“大兄”陳曾壽函）新國家為一非驢非馬之形式，然處于不得不允之地。現(xiàn)只爭到宣言俟國體議出后，如為民主，則立時辭退；須地方應認，得一保障，再出臺。后路茫茫，不知如何究竟。

愔仲（指胡嗣瑗，此時與陳曾壽不在一起）仁兄同年左右：自提出大總統(tǒng)后，上極力拒絕，旋派羅、鄭、上角赴奉晤板垣，面盡一切。……昨日板自來，改為“執(zhí)政”名目，避去“共和”字樣。勢在必行，加以威脅。壽與鄭父子不免沖突。上不得已，乃允其暫行執(zhí)政。

把《我的前半生》和“局文”比較，能發(fā)現(xiàn)一些問題。溥儀所述三次會見板垣的時間，前兩次在1932年2月23日，第一次為雙方在下午的正式會談，第二次為溥儀招待對方的晚宴，第三次會見則為1932年2月24日晚，板垣對溥儀的答謝宴，即最后確定執(zhí)政偽滿國體的時候。“局文”所錄陳曾壽給胡嗣瑗的函札所云“昨日板自來”之“昨日”即為2月24日。“局文”之“接大兄函”，2月26日和2月27日條皆如是說（26日條云：“板垣旋來，此為第三次主張。”），當為哥哥給弟弟的信件在路上走了兩三天的緣故。但“三省長官在沈會議建國事”，為“局文”2月19日條所述，這與《我的前半生》第五章第六節(jié)《所見與所思》講的“東北行政委員會通過了一項決議”為同一時間、同一事件。按照《我的前半生》的表時邏輯，先有三省長官會議，后才會見板垣。三省長官會議炮制出執(zhí)政偽滿國體，導致溥儀極端憤怒，遂有找板垣抗爭之事。而“局文”1932年2月7日條之載，則說明了先有板垣兩次會見溥儀又經(jīng)過“板去后，尚無何動靜”（“局文”1932年2月17日語）的過程，終于等來了2月19日令溥儀心里不舒服的結果。究竟哪個文獻的表述是準確的呢？ 毫無疑義，“局文”編次有誤。因為“局文”另有1932年2月23日條云：“板垣來見，逾三小時。欲以執(zhí)政的名義為過渡，再由會議定憲法，議國體。其辦法極支離，上拒絕之。請板垣晚餐。”這段記載與《我的前半生》對溥儀和板垣前兩次會談的表述徹底吻合。日記整理者未對1932年2月7日“強志弟閱”一函的產(chǎn)生時間進行校勘考訂。然《我的前半生》說溥儀第一次會見板垣時，正式得知偽滿國體為執(zhí)政制，請板垣晚宴的“第二天早晨”得知“軍部最后的話”，敘事或稍有顛舛。似以陳曾壽所言為準，即板垣在第三次會見溥儀的答謝宴上才有“改為‘執(zhí)政’名目，避去‘共和’字樣，勢在必行，加以威脅”的行為。此外，“爭到宣言”語為陳氏自說自話，這個“獨立宣言”是三省長官會議的產(chǎn)物，溥儀事先不知道，僅僅是遭逢之。當時倘定執(zhí)政制，溥儀決計不干。至于后來，在板垣的威脅下，末代皇帝為了保住個人的利益，才變得“渾身沒有一根骨頭是硬的”（《我的前半生》語）。

以下把《我的前半生》第六章第三節(jié)《訂立密約以后》記錄的末代皇帝對偽滿政體的具體要求與《陳曾壽日記》的相關內容作一比較，以見信息互補。

《我的前半生》云：

一、執(zhí)政府依組織法行使職權；二、改組國務院，由執(zhí)政另提任命名單；三、改組各部官制，主權歸各部總長，取消總務廳長官制度；四、練新兵，擴編軍隊；五、立法院克期召集議會，定國體。

《陳曾壽日記》1932年8月8日條云：

肖旭約晚飯，見蔡法平，似甚穩(wěn)練，所擬具體辦法：一、執(zhí)政依組織法行使政權；二、改組國務院；三、改組各部官制：甲，改總務廳長之制；乙，國務院人事處須改定，主計處須改歸財政部；一、練新兵以靖地方；二、立法院剋期召集議會、定國體。

蔡法平者，據(jù)《我的前半生》說是臺灣人，由胡嗣瑗推薦給溥儀。從《陳曾壽日記》來看，溥儀對偽滿政體的具體要求似乎為蔡法平所草擬，而《我的前半生》則云為胡嗣瑗所草擬。

兩個文獻在表達上還有一些差異。“擴編軍隊”與“靖地方”就有區(qū)別；“由執(zhí)政另提任命名單”加強了陳曾壽所錄的分量；“取消總務廳長官制度”比陳曾壽所錄更明確。這都宣示了執(zhí)政的權利和意志。關于總務廳長官制度和各部總長的權限，并非本文探討的內容，可參考有關研究偽滿洲國政治的論著。筆者留意了陳曾壽所錄“國務院人事處須改定，主計處須改歸財政部”條款。這個條款《我的前半生》未言，但《陳曾壽日記》1932年8月10日條有詳盡解釋：“財政部為全國財政總匯機關，收支出入皆其職掌，現(xiàn)國務設主計處，一切預算支發(fā)，會計皆屬之，財政部不得過問，遂成一收支機關，實為創(chuàng)格。國務院需用處，凡有各機關需用物品，皆需由處發(fā)給，極瑣碎而雜亂，不成政體。”筆者判斷，這個具體要求經(jīng)過溥儀潤色斧定，但末代皇帝并不重視國家各機關“瑣碎而雜亂”的細部職責，故在《我的前半生》中有所取舍或遺漏，使《陳曾壽日記》透露的信息益顯必要。

張劍為《中國現(xiàn)代稀見史料叢刊（第十輯）〈陳曾壽日記〉》的主編之一，他提到的溥儀、婉容、偽滿洲國三個關鍵詞，尚有“婉容”這個關鍵詞可略加說明。

筆者在《南方周末》曾發(fā)表《〈陳曾壽日記〉中的溥儀二三事》一文，言及《陳曾壽日記》1934年10月31日條記錄了他接到溥儀諭旨，令其辭去給婉容講書的差事，然此條并未明確說原因。上述“局文”1934年11月10日條則以“接大兄函”的方式道明真相。

上示意辭去講書之事。直云：“他日椒（指溥儀之妻——‘局文自注’）必廢，到不幸之時，于傅有礙，不如預先脫卸，此為保全之意，出于萬不得已”云云。

關于婉容出軌被察覺的故事，《我的前半生》僅說了一句話：“有了我所不能容忍的行為。”陳曾壽通過自己的日記和給其弟的信函，兩兩成雙，終于說清楚了末代皇帝當時的意圖——必廢皇后。溥儀的說法可與若干年后學者對此事的研討相參閱。

上述文字為歷史文獻領域的微觀比較考察，謹希望學者舉一反三，推擴開去，以促進歷史微觀研究的繁榮和發(fā)展，亦有裨于人們對史實和史觀的進一步明晰和豁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