龔自珍（1792—1841）是清代思想家、詩人、文學家，他的很多文章、詩歌，既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又延續著北京城歷史文脈；既繼承前人學風，又創造新的詩風文風。其文章詩詞字里行間潛藏著諸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因子，傳遞出厚德載物、明德弘道的精神追求，修齊治平、興亡有責的家國情懷，以及九州共貫、多元一體的大一統傳統。

龔自珍，字璱人，號定庵，浙江仁和（今杭州）人。道光九年（1829年）進士，在京任職多年，從內閣中書到禮部主事，直至道光十九年（1839年）辭官離京。南下途中寫下一組自敘詩《己亥雜詩》，既是他個人生活印記的作結，也集中反映了詩人高度關切民族、國家命運的愛國激情。

龔自珍祖父、父親以及他自己，三代都曾在北京為官。龔自珍自述其家：“祖父頭銜舊熲光，祠曹我亦試為郎。君恩夠向漁樵說，篆墓何須百字長。”詩句大意是說：祖父龔敬身曾官禮部精膳司郎中兼祠祭司事，父親龔麗正曾官禮部主事，兩人的姓名官銜都寫在了禮部題名記中。

嘉慶二年（1797年），龔自珍隨家人進京，先后住在仁匠胡同仁邑會館對面、潘家河沿南頭路西、城外斜街、右安門門樓胡同。多年后，龔自珍經過門樓胡同故宅時，感懷道：“城西郎官屯，多官閱一宅。家公昔為郎，有此湫隘室。”龔自珍在北京的多處故居已經變遷無處查詢，目前僅剩一處，在北京西城區上斜街五十號，院子門前有牌匾寫著“龔自珍故居”。據載，道光八年（1828年）至道光十一年（1831年），龔自珍曾經居住在這里。

長年在京生活，也讓龔自珍把北京當作第二故鄉，他對北京生活的描述常常自帶親切與深情。龔自珍喜歡北海，其詩頗有意境：“荷葉粘天玉蝀橋，萬重金碧影如潮。功成倘賜移家住，何必湖山理故簫。”龔自珍鐘愛圓明園，經常往返于圓明園公干，熱衷游覽西郊園林勝景，曾賦詩云：“西郊富山水，天子駐青旗。元氣古來積，群靈咸是依。”詩中所描繪的場景，后因英法聯軍入侵而劫灰飛盡。

龔自珍在北京居住時間累計近30年，對北京有著深厚的情結與眷戀，以至不愿出京任職。道光九年（1829年)，龔自珍中殿試三甲第十九名，賜同進士出身，被分配到地方任知縣，他卻呈請仍繼續擔任內閣中書。幾年后，朝廷要求龔自珍赴京外擔任同知，升正五品，他依然堅持繼續擔任禮部六品主事。道光十九年（1839年），龔自珍叔父龔守正升任禮部尚書，根據朝廷引避制度，如果朝廷同一部門中有至親共同任官職，官位低的人需要回避。因此，龔自珍就不能繼續留在禮部任職，才不得已離開北京。

原本就情感熾烈的龔自珍深情寫道：“進退雍容史上難，忽收古淚出長安。百年綦轍低徊遍，忍作空桑三宿看。”不僅表達了家庭與北京的淵源，也流露出個人對北京的不舍與眷念。“少年擊劍更吹簫，劍氣簫心一例消。誰分蒼涼歸棹后，萬千哀樂集今朝。”萬般千種的哀與樂，都集中在這劍氣和簫韻里，然而“劍氣簫心”終歸“一例消”。“消”乃此詩之詩眼，意即消解、消亡，平生所有理想和豪情至此戛然而止，其中復雜況味耐人尋味。

離京不久，龔自珍就開始懷念北京的胡同小巷與風光景致，偶然看到一位朋友相贈的北京憫忠寺（今法源寺）海棠花，喟嘆曰：“人天無據，被儂留得香魂住。如夢如煙，枝上花開又十年。十年千里，風痕雨點斕斑里。莫怪憐他，身世依然是落花。”

南下途中，龔自珍總是想起在京友人。“少慕顏曾管樂非，胸中海岳夢中飛。近來不信長安隘，城曲深藏此布衣。”此詩乃龔自珍離京贈別好友潘諮之作，詩中“布衣”即潘諮，字少白，浙江會稽人，喜歡游歷，行路數萬里，后隱居京城。

龔自珍為官期間倡導經世致用之學，主張實施變革，為上書朝廷所撰寫的《當世急務八條》《古史鉤沉論》《六經正名》《干祿新書》《春秋決事比答問》等，無不闡釋其經世致用思想與濟世情懷。他有感于彼時讀書人暮氣沉沉，只會做八股文章，提議改革人才選拔程式，以此而寫就詩句“九州生氣恃風雷，萬馬齊喑究可哀。我勸天公重抖擻，不拘一格降人材”，更是傳為佳話。

除了內部事務，龔自珍還著眼于國家邊疆穩定與繁榮，認真鉆研西北邊疆與廣東海防歷史地理，進而提出維護祖國大一統的諸多設想，其在編著的《蒙古圖志》《西域置行省議》《御試安邊綏遠疏》《上鎮守吐魯番領隊大臣寶公書》等中，屢屢闡述加強邊疆建設謀略。比如他在《西域置行省議》中前瞻性指出在新疆地區設立行省。他以詩言志如同預言一般，詩云：“文章合有老波瀾，莫作鄱陽夾漈看。五十年中言定驗，蒼茫六合此微官。”幾十年后，李鴻章感嘆道：“龔自珍議西域置行省于道光朝，而卒大設施于今日。蓋先生經世之學，此尤其犖犖大者。”

龔自珍倡議加強海禁，抵制鴉片輸入。道光十八年（1838年）十一月，林則徐被任命為欽差大臣前往廣東查禁鴉片，龔自珍撰寫《送欽差大臣侯官林公序》，闡明禁煙對策，供林則徐參考。龔自珍已經清醒認識到鴉片貿易帶來的民族危機，表現出挽救社會危機、關心國家命運的愛國情感，堅持要隨林則徐一起前往廣東，被林則徐勸阻攔下。為此，龔自珍寫詩一首，曰：“樓閣參差未上燈，菰蘆深處有人行。憑君且莫登高望，忽忽中原暮靄生。”

在那個信息閉塞已呈衰世的時代，龔自珍始終心系國家放眼世界，實在難能可貴。《清史稿》這樣評價他：“（龔自珍）官中書時，上書總裁論西北塞外部落源流、山川形勢，訂《一統志》之疏漏，凡五千言。后復上書論禮部四司政體宜沿革者，亦三千言。其文字驁桀，出入諸子百家，自成學派。”

有人說，清末眾多革命志士多少都受過龔自珍的影響。其熾熱的家國情懷與領先于所生活時代的經世致用理念，還有諸多振聾發聵的倡議，無不給予后來者以鼓舞與前行動力。

（作者單位：北京市海淀區文物保護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