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經記不起從哪年開始了，我養成了一個閱讀習慣，每隔兩個月，都會等待一種刊物的到來。這種刊物其實只有正反兩頁，版面如小報即上海《新民晚報》般大小（近年版面稍有擴大，但仍只有正反兩頁），一期也就發表二三篇文章。但我幾乎每期都認真閱讀，而且讀得津津有味。

這種一直吸引我的小刊物，就是上海虹口區圖書館編印的《綠土》月刊。《綠土》誕生于1995年8月。一個區圖書館創辦一份倡導讀書的刊物，本是題中應有之義。上海乃至全國許多圖書館都有這樣的刊物，只是形式和篇幅各各不同而已。《綠土》最初也是朝著為一般讀者服務這個方向前行的。但是很快，《綠土》呈現出了她與眾不同的新面貌。1997年6月，虹口區圖書館設立“文化名人文獻室”，與之相配合，《綠土》刊文開始朝介紹中國近現代文化名人生平和作品這個角度傾斜。從2000年6月起，《綠土》又成為刊登回憶文壇前輩、查考文學史實、研究現代作家作品的專刊，在全國的圖書館刊物中可謂異軍突起，獨領風騷。更難得的是，《綠土》不事張揚，默默耕耘，一步一個腳印，一直堅持到了今天。至今年5月，《綠土》已經出版了286期，實在是太不容易了。

現在，《綠土》編輯部把歷年來《綠土》所刊發的關于中國現當代文學的各類文章加以匯編，總題《綠土文叢》，分為《那時文人》《那時書刊》《那時信札》三集付梓。這真是一件嘉惠學林、推進現當代文學閱讀的大好事，或可用琳瑯滿目、美不勝收八個字來形容。

《綠土文叢》第一集《那時文人》中，寫到的現代作家和藝術家頗為廣泛，令人有目不暇接之感。既有魯迅、郁達夫、茅盾、葉圣陶、鄭振鐸、戴望舒、張天翼、艾蕪、端木蕻良等中國現代文學史上早有定評而現代文學愛好者也較為熟悉的作家，也寫到了改革開放之后重新引起關注的丁玲、馮雪峰、蕭軍、陶晶孫、穆木天、彭慧、楊騷、關露、蔣錫金、沈振黃等左翼作家和藝術家，還寫到了上海有代表性的通俗文學作家陸澹安、徐卓呆、胡治藩、周天籟、顧冷觀等，寫到了一度被埋沒的新詩人劉延陵、侯汝華、穆旦、袁可嘉、灰馬等，寫到了文學創作和學術研究雙棲的趙景深、譚正璧和王元化等，在文學翻譯領域卓有建樹的曹靖華、徐梵澄、戈寶權等，以及對1940年代上海文學進程頗有貢獻的柯靈、范泉、鐘望陽等。其中，既有對這些作家文學生涯的回顧，如《新詩運動的前驅者劉延陵》《上海文壇奇人胡治藩》，也有對他們文壇交往的梳理，如《父親趙家璧與耿濟之的一段交往》《蘇雪林與胡適一次罕為人知的沖突》；既有對這些作家日常生活的追述，如《張天翼與契萌的一段情緣》《柯靈租房所折射的文人交誼》，也有對他們某一時段鮮為人知經歷的考證，如《魯彥在廈門事跡考》《戴望舒居新陸村考》等等，舉不勝舉。值得注意的是，這些作家不是長期生活在上海，就是在上海現代文學史上留下了堅實的足跡，而《綠土》刊發回憶和研究他們的這些文章，不但說明了對他們文學成就的承認和追念，也為上海乃至全國的現代文學史研究提供了有價值的新史料，雖然這些作家中有的人未必能進入文學史。

《綠土文叢》第二集是《那時書刊》，這冊的內容同樣豐富多采，既有對現代文學史上部分人們熟知或鮮知的作品集、文壇回憶錄乃至作品題跋的分析，也有對各種新文學及與新文學相關刊物，尤其是中小型雜志、副刊和大小文學社團的評介，還有對上海北新書局、山河圖書公司等新文學出版機構的探尋。其中，《周氏三兄弟合作的唯一成果》《白蕉·〈白蕉〉·“白蕉”》《方瑋德的身后詩文集和生前之“私印品”》《嚴獨鶴北游與〈啼笑因緣〉成書前史》等文都令人耳目一新。所介紹的《小閑書》《小雅》《筆陣》《西點》等刊物，恐怕研究中國現代文學史的專家，也未必了解。即便對已有很多研究成果的《新青年》，朱金順先生對該刊1918年5月第4卷第5號上一則“補白”的品評，也頗有啟發。陳青生先生對魚貝及其小說的發掘，吳心海先生在《因七七事變而夭折的〈詩與文〉》中對劉振典其人其詩的追蹤，祝淳翔先生披露的《陶亢德籌而未辦的〈文風〉雜志》等，也都值得注意。而周允中先生對左聯機關刊物《前哨》出刊過程不同說法的探討，更是重要的左翼文學史料。

近年來作家書信、日記已成為現代文學文獻學研究的一個熱點。《綠土》近年發表的文章中，與作家書信、日記有關的也占了相當的比重。《綠土文叢》第三集是《那時信札》，也就理所當然。本集的研究文章提供了大量作家信札，撰信人有周作人、沈尹默、郭沫若、郁達夫、茅盾、葉圣陶、徐志摩、汪靜之、馮至、施蟄存、邵洵美、徐霞村、豐子愷、李健吾、夏衍、陽翰笙、巴金、周楞伽、李霽野、謝冰瑩、白薇、丁玲、趙清閣、胡風、賈植芳、唐湜……可謂蔚為大觀。這些信札時間跨度很大，有寫于1920至1940年代的，更多寫于共和國成立以后，尤其是改革開放以后回復研究者，追憶文壇往事的，少量當時或后來已經發表，但作者文集、全集漏收，更多的是首次面世，其史料價值自不待言。如夏衍致陳夢熊憶南強書局，如周作人致張深切說《藝文雜志》，如巴金述脫離文化生活出版社經過，如多位作家致欽鴻提供自己的筆名，等等，都是難得的第一手文獻。當然，研究文章作者對書信手跡的關注和辨識，對信中內容的考訂和闡釋，也大都引人入勝。

雖然以前大都看過，但這次重讀重新編輯的這三集《綠土文叢》，我有個很強烈的感受。應該承認，《綠土》所展示的要比已有的文學史著述來得鮮活、具體和多樣，是對已有的文學史著述的一個有益的補充。由此亦可見，無論編者還是作者，都有一個較為明確的意識，那就是盡自己的能力在文學史深處打撈，拾現有文學史著述之遺，補現當代文學史研究之闕。盡管《綠土》中個別篇章還停留在一般介紹的層面，或可進一步提高，但總體而言，作者的努力是應該充分肯定的。

《綠土》的作者來自全國各地，既有作家本人、后人和朋友，也有大學中文系的教師和人文社科機構的研究人員，還有社會上對中國現當代文學史感興趣的各界人士，數者并行不悖，涉及面是很廣的。這就又使我想起“公共史學”的說法。這是近年來史學界提出的一個新說法，以對應“學院派史學”。我在這里借用這個概念，擬提出“公共現當代文學史”這個說法。我認為，研究現當代文學史，不是“學院派”的專利，非“學院派”的社會大眾，只要與現當代文學史有淵源，對現當代文學史感興趣，都可參與，尤其在現當代文學史料的提供、發掘、整理和研究上發揮其應有的作用，從而與學院派的現當代文學史研究形成互動和互補，推動現當代文學史研究的進一步深入。《綠土》的出現和堅持，就是一個較為成功的證明。

由公共圖書館主辦的這份討論“公共現當代文學史”的《綠土》，真好。故趁為《綠土文叢》作序的機會，我也要表達由衷的祝愿：祝《綠土》辦得更好！

2024年6月18日于海上梅川書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