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問我：敘事的界限是什么？”

“但我寫作是為了反抗界限。”

“我在寫作中一直嘗試的，如果不能說是消滅界限，至少是擴展界限。”

……

今年上海書展·上海國際文學周期間，都柏林文學獎得主、安哥拉作家若澤·愛德華多·阿瓜盧薩首次來到中國內地，與廣大讀者分享他的文學故事。

阿瓜盧薩的祖國安哥拉曾是葡萄牙殖民地，獨立后經歷了20多年的內戰，動蕩不安的歷史、光怪陸離的現實、流動多變的身份在其筆下碰撞出斑斕的魔幻現實。

他也成為當今非洲文學最重要的聲音之一，近年來更在國際文壇聲名鵲起：2007年，他憑借《販賣過去的人》獲得英國《獨立報》外國小說獎，是該獎設立以來首位獲獎的非洲作家；他的《遺忘通論》入圍 2016 年布克國際獎決選名單，并獲得2017年國際都柏林文學獎。

安哥拉作家若澤·愛德華多·阿瓜盧薩參加2024上海國際文學周主論壇活動

對上海印象“非常好”

在上海思南文學之家，阿瓜盧薩和作家孫甘露、學者施東來就“讓隔絕者開始流動，讓孤立者重新聯結”展開對話。

當被施東來問及對上海的第一印象，阿瓜盧薩脫口而出“非常好”： 遇到的中國人都非常友善，中國美食也大大超乎了此前的認識，更重要的是，欣喜地見到了這么多熱忱的讀者。

作為一名寫作者，他也非常高興地看到上海有上圖東館這樣的公共圖書資源，圖書館是如此地“宏偉且光線通透”。而對于中國的文化認知，他更感嘆“中國不僅是一個國家，更是一個宇宙”。

孫甘露對阿瓜盧薩的到來表示歡迎。他表示，漢德克、奈保爾、古爾納等諾貝爾文學獎得主都曾到訪思南文學之家，國際文學周的意義就是為來自不同國家的作家搭建交流平臺，促進不同文明之間的對話和了解。

阿瓜盧薩直言上海國際文學周的舉辦意義重大。他曾在巴西各地參加各種文學活動，起初這些活動無人問津，但由于主辦方的堅持，逐漸匯聚更多的讀者。

“這本身就是在培養讀者，他們通過參加活動得到更多知識、培養更多的閱讀興趣。就像上海國際文學周一樣。這樣的活動拉近了我們與他者之間的聯系，或者說在一定程度上解決我們和他者之間的沖突。”

用做夢來寫作

施東來提到，阿瓜盧薩與孫甘露的作品中都有戰爭、記憶和夢境的元素。阿瓜盧薩表示，戰爭是一種顛覆性極強的例外狀況，人在這種情況下很容易暴露自身的某種天性。他一直在探索這種人性和天性。

談到記憶主題時，阿瓜盧薩表示書寫有關記憶的主題其實是想探尋身份問題。至于夢境，他相信夢和做夢非常重要：“我用做夢來寫作。夢到一段句子、一個詞語，甚至一個完整情節。做夢本身也是我的職責之一。”

孫甘露贊同阿瓜盧薩的觀點，他認為戰爭極度殘酷，經歷過戰爭的人們希望能從慘痛記憶中走出來，但往往事與愿違，文學的創作就是要處理這些彼此對立又交織的問題。《千里江山圖》的故事發生在1930年代的上海，雖然時間距離當下已經很遙遠，但小說中有些情節就發生在活動現場附近，他走在馬路上時常常會想象當年的情景，設想小說人物所從事事業的深刻意義。

他同樣認為，寫作確實具有一種夢的特質，要處理想象（夢境）與現實的關系。

文學讓我們更接近他者

在孫甘露看來，阿瓜盧薩目前在世紀文景出版的《遺忘通論》《生者與余眾》《販賣過去的人》雖然不厚，但特色鮮明。他從譯文中能感受到語言和敘事節奏優美如詩，而作品的內容和主題又是嚴肅重大的，語言和內容之間產生了一種強烈的對比，令讀者產生奇特的閱讀體驗。

阿瓜盧薩目前被翻譯最多的小說《遺忘通論》講述了內戰開始后，一位名叫盧多維卡的女子將自己“隔離”了28年的故事。她因為對他人的恐懼而將自己困在羅安達的一間公寓里。困住她的并不是別人，而是她對別人的恐懼。與此同時，她找到的唯一離開公寓的方式是閱讀——盧多維卡繼承了規模龐大的藏書，她閱讀了很多書籍。閱讀解放了她，閱讀使她接近他人。

在談到世界文學時，阿瓜盧薩表示，世界給予美國的目光實在是太多了，應該將更多目光給予中國、非洲等地。非洲文學和歐洲文學的區別在于，非洲作家具有充沛的表達欲望和一種講述故事的緊迫性。

孫甘露相信，文學在某種意義上，能夠幫我們抵達無法企及的地方，不論精神還是地點。

阿瓜盧薩回應道，閱讀尤其是小說的閱讀是一種他者性的訓練，使讀者步出自我，更能體會他人的情感。他在《遺忘通論》探討的也是這個主題。“我相信文學有這樣的力量，讓我們更接近他者，讓這個世界變得更美好。”

正如他在此次上海國際文學周主論壇所言：“當他人離我們很近，成為他人就很容易。這不是他者性——這是自戀。難的是傾聽敵人的聲音。更難的是套上敵人的皮膚，感受他的心臟在我們胸中跳動，并流下他的淚水。因此，寫作也是跨越將我們與他人分隔的界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