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重拾莎士比亞，看到麥克白里的名臺詞“人生如癡人說夢,充滿著喧嘩與騷動,卻沒有任何意義”，深有同感，也頗有些不同感。同感于確切地感受到了周遭的喧嘩與騷動，在消弭著曾經的夢想與熱血；不同感在于，近年來我的創作，似乎就是在這樣空茫的喧嘩與騷動中，試圖尋到些微的意義，找到屬于自己的聲音。

我是十多年前入的行。十多年前，我更多困擾于創作技巧的不夠純熟、生活經驗的欠缺，以及不被認知和缺乏機會，而現在，我更多困擾于我到底要表達些什么？書寫些什么？在輿論如此激烈的當下，是應該真誠地輸出價值觀，還是減少表達去做一個更安全但乏味的作品，甚至迎合市場，去做一個更討巧但未必是我的作品。這幾者并不是矛盾的，但在很多時候，創作者都被迫面臨著一個選擇。

我是更偏體驗流的作者，早期創作《國歌》，寫年輕的田漢和聶耳，寫他們愛國的激情和創作的惺惺相惜；后來，我寫《歡樂頌》，寫自己熟悉的都市里的女孩子們，寫她們的友情、愛情、親情，和各自的人生追求；再后來寫《歡迎光臨》，是我所看到的這個城市里默默存在、卻很少被表達的大多數。而現在，我寫《小夫妻》《好運家》和《產后世界》，它們或聚焦婚姻育兒、或聚焦家庭親情；還有寫張桂梅老師的《大山里的女校》，表現了我心中一名優秀女性應該有的勇敢、堅韌、進取和擔當。

我寫的劇以都市生活情感劇為主，它同當下社會緊密相連，也與我本人的經歷密切相關。它是有時效性的，天然容納社會話題，也就最易受到社會觀念變更的影響。作為創作者，我能明顯感覺到，有些時候，我的審美、思考與社會觀念剛好契合，但也有很多時候并非如此。隨著網絡的發展，各種大數據被提取出來，用來衡量作品的好壞；而各大平臺也在按照自己的經驗篩選作品。用產品的邏輯去規劃作品，似乎成了一種必然。題材要新，人設要好，要是當下流行的類型，要適配最大范圍的觀眾……看似優秀的品質被迫堆積在幾個主角的身上，或者是疊加無數個尖銳的話題，某種程度上甚至放棄了人物的復雜性和立體性，讓他們成為觀點輸出的符號。

以家庭劇舉例，很多家庭堪稱從開頭吵到結尾，你甚至會發生懷疑，當初到底是什么讓他們決定在一起？又是什么讓他們繼續忍受著這樣的生活？他們不像是普通的家人，更像是不共戴天的仇人。配角比主角出彩更是隨處可見，因為主角身上承載了太多的思路和目標，而配角則無論從戲份到道德層面都相對自由，可以只服從生活的真實。還有人設，討巧的人設往往失真，而真實的人設則常常不夠完美討巧，一個不慎，人物與演員兩敗俱傷，而現在互聯網一代觀眾習慣了快節奏，甚至等不到他們實現成長和展現另外一面。

是選擇產品邏輯還是作品邏輯？隨著寫過的劇本越來越多，這種選擇也愈發干擾著我的創作，也會讓我在寫一場戲時心生猶豫。加上每部戲遇上的團隊不同，演員適配度不同，拍攝中間可能遇到的問題和整體完成度不同，更是讓你難以從中總結規律，不知不覺受到影響。我一度試圖追趕過潮流，也依賴過套路，這好像是每個創作者的必經之路，可事實是，即使不少套路被驗證是有效的，趕上潮流也確實會讓你的作品出圈、有更大的影響，但長久的創作并不依賴于這些：長久的創作，依賴的依然是你對世界的認知、對生活的洞察，你的審美格調和你真正的喜好。

人永遠無法拔著頭發離開地球。一個創作者無法真正表達他不熟悉的、不認可的、不喜愛的，他最終呈現的，只能是他自己。

福克納寫了一輩子他所熟悉的約克納帕塔法縣，曹雪芹筆下的《紅樓夢》，幾十上百回的故事甚至就發生在他所熟悉的賈府。憑著對自己生活的深入洞察，這些作品見人見事見精神，這些故事充滿了獨特思考與人生況味。

電視劇創作不比小說創作，它必然面向市場、面向觀眾，不能完全只依賴于創作者的喜好和心意。但核心的東西依然必須是創作的：話題需要讓位于人物，故事需要服從于邏輯，你必須真正認同你的人物和你的故事，哪怕它不合時宜，哪怕它不夠先鋒、不夠成熟、不夠經得起挑剔，哪怕它面對的只是一小撮觀眾，但它必須確實是你想要表達的，因為它代表的，是你對世界的感知和思考。

這個世界信息洶涌，有太多刺激和有趣的內容，發現和認同自己是一個平庸的人，扎扎實實寫自己熟悉的生活，是我作為創作者的第一選擇。我所認識的大部分編劇，都有著鋒利的個性和很多有意思的興趣愛好。他們往往從形象開始就跟周圍不同，人生選擇也常有跳脫之處。而我雖然頂著一個非常奇葩的名字，卻是一個循規蹈矩到近乎無趣的好孩子。出生在小縣城，后來隨著父母的逐級調動從縣里到了市里再到省里，好好學習天天向上，努力考大學；大學畢業后像別的畢業生一樣為了求職而奔波，做了四年廣告，后來兼職當編劇，在確定收入能養活自己之后才有膽量辭職，我的成長歷程平凡無奇，既沒有天生就展露無余的才華，也缺乏孤注一擲的勇氣。進入這行后，我一度很困擾，是不是需要偽裝得藝術一點？抽抽煙喝喝酒，短發一剃，誰也不怕？可后來我發現，恰恰是這種平庸普通和不夠藝術，讓我能看到一些不一樣的東西。我跟著父母從小縣城到大都市，基本上經歷了中國各種城市形態；大學畢業在上海做了四年廣告的經歷，讓我接觸到了各式各樣行當的人；而我平庸而溫和的性格，讓我更容易去模擬別人的生活狀態，更輕松地共情角色的情感、進入角色的生活。所以我選擇了做一個平庸的人，不去強行展示我并不擁有的尖銳和個性，因為我相信，每一朵花開都自有其意義，即使它不夠精彩，不夠有趣。

解決了寫什么的問題，接下來面臨的是如何寫的問題。電視劇就像我們用影像為時代書寫的日記，而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情感訴求，一個地域有一個地域的文化風貌。就像我寫的《歡樂頌》，同樣生活在一個小區里，面對著同一件事情，安迪與樊勝美的選擇可以是地球的兩端，可以截然不同、毫不相關；而在《好運家》里，同一個家庭長大的孩子，他們的個性、想法、人生選擇也可以完全不同。這就像是一棵樹，他們雖然在同一片森林里，可品種、來源、生長過程不同，長出的形態也就各有差異，而創作者，就是要從可呈現的細節里去挖掘他們的成長脈絡，讓人物清晰、飽滿、豐富、可信。

在時間和空間里去思考自己的人物，尋找人物的坐標，是我覺得行之有效的創作方法。這個坐標，既是人物的物理坐標，即確定他的時代細節和生活細節，更是人物的心理坐標，要深入去思考他生活在怎樣的人物關系和社會層級里，他的理想是什么，困擾是什么，人生的核心價值和決定性時刻是什么。想明白了這些，創作會變得清晰而明確。如果能給人物內心的坐標找到一個精準的呈現方式，那更是能給人留下深刻印象。《貧嘴張大民的幸福生活》中那棵穿透屋子的樹，《士兵突擊》里許三多獨自修建的那條路，都帶著關鍵性的人物表達，讓你第一時間能感受到人物內心的力量。

我一直覺得人物本身的穿透力是比故事更重要的。文學誕生到現在，故事早已經被講得七七八八，而人物不一樣。人物是隨著時代向前發展的，看似相同，但每個人物之間的細微不同，就是電視劇表達的基石。所以從我個人的創作經驗來說，一個真實存在卻沒有被良好呈現的獨特人物，是比故事更珍貴的存在。這不是那種寫在PPT上嘩眾取寵的花哨人設，而是這個人物是有根基的、有特點的，能跟身邊社會形成真正共鳴的。當年《歡樂頌》里的樊勝美是，《都挺好》里的蘇大強是，一組有趣的人物關系更是決定了劇集本身表達的上線。《潛伏》中的余則成和翠萍，《士兵突擊》中的許三多和成才，這樣有趣而精準的關系能讓我在多年后想起這部劇集，哪怕劇情全忘，也依舊覺得饒有趣味。

還有臺詞的寫作。剛入行的時候很容易有一個誤區，就是臺詞要有個性，要與眾不同，要讓人印象深刻，并且盡可能出金句，可隨著創作的深入，我越來越認識到，真正好的臺詞只有兩個標準，第一，準確；第二，豐富。準確是符合這個人的身份、年齡和真實處境，具備社會常識和口語化的特點，能讓演員在表演時不覺得違和；豐富是指除了在完成戲劇功能之外，能讓人感受到人物和故事背后的暗潮洶涌。它可以指向喜劇的趣味性，也可以指向人物的個性，更可以為后續的故事埋下伏筆。雖然很多時候，我們精心寫好的臺詞也未必就能如劇本一般呈現在屏幕上，但臺詞是人物呈現的重要手段，更是衡量一個編劇是否成熟的標準。

編劇是一個不自由的行業，很多時候，題材的選擇和制片方的眼界決定了我們創作的上限。但如何在這樣的創作里最大限度地激活自己的生活體驗，展現我們目之所至的世界，是一個編劇真正的修行。愿每一個在創作中艱難前行的你，都能在喧囂的世界里尋到些微的意義，找到屬于自己的聲音。

（作者系編劇、中國作家協會會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