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年時期的沈從文與汪曾祺

1962年10月，沈從文在寫給程應镠的信中，這樣表達對于弟子汪曾祺的歉意：“我總覺得對他應抱歉，因為起始是我贊成他寫文章，其次是反右時，可能在我的‘落后非落后’說了幾句不得體的話。”“幾句不得體的話”具體指什么，沈從文語焉不詳，其子沈虎雛2000年的口述可作補充說明：“學生汪曾祺也被打成右派，而且據說理由之一就是他對于沈從文的態度，為沈從文說過抱不平的話。”（陳徒手：《午門城下的沈從文》，《人有病 天知否》，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3年版，第50頁。）近四十年中，沈家父子在不同場合都將汪曾祺1950年代的坎坷際遇與他為沈從文抱不平建立聯系。然而，汪曾祺從未提及抱不平事件，好像它不存在一樣，更不用說與被錯劃“右派”相關。兩相對比，不免令人好奇，抱不平事件真的發生過嗎？“不得體的話”究竟是什么，它何以導致汪曾祺被錯劃為“右派”？

這是一個值得探究的問題，但面對當事人的含糊其辭，后來者的任何求證都可能陷入證實或證偽的迷局。1957年《文藝報》的一則材料，或許可以為解開以上謎題提供契機。

《文藝報》當年第11號《作協在整風中廣開言路》刊載了一則汪曾祺發言摘要，原文如下：“寫文學史是個復雜的工作，已出版的幾本，都有教條主義，往往以作家的政治身分來估價作品。對沈從文先生的估價是不足的，他在30年代寫了三、四篇同情共產黨人受迫害的文章，他的情況很復雜，不能簡單的對待，應該重新研究。”這種為沈從文抱不平的觀點與態度，在官方重要會議上公開表達，并被“全國文聯和中國作協對文學界進行思想領導的重要機關刊物”的《文藝報》摘要發表，當時肯定是令人矚目的文壇新動向。這無疑是汪曾祺為沈從文抱不平極具代表性與影響力的言論。沈從文幾乎不可能關注不到這段話，僅就此而言，沈家父子所說“抱不平的話”確有所指。

那么，發言摘要會成為汪曾祺被劃為“右派”的依據嗎？

答案是否定的。查閱過汪曾祺檔案的陳徒手指出，汪曾祺寫的《惶惑》，當時被判定為“基本錯誤事實”，是他被劃“右派”的罪證。這從正面切斷了發言摘要與被劃為“右派”的聯系，1979年汪曾祺的平反結論則從側面否定了可能產生的關聯。中國民間文藝研究會的平反結論這樣寫道：“我們認為，把一個說了幾句錯話而且又已經做了檢查的同志劃為敵我問題，定為右派分子，是錯誤的。”在1979年已經開始為沈從文平反的氛圍中，汪曾祺為恩師抱不平的話肯定不會再次被認定為“幾句錯話”。

其實，即使回到1957年的語境，為沈從文文學史地位正名也并非“錯話”。據涂光群的《沈從文寫<跑龍套>》回憶，在毛澤東提出“百花齊放，百家爭鳴”后，周揚曾對《人民文學》主編嚴文井說：“你們要去看看沈從文。沈從文如出來，會驚動海內外。這是你們組稿的一個勝利！”《人民文學》1957年7月號“革新特大號”即以散文頭條發表了沈從文的《跑龍套》，可以說是刊物團結“多少年來一直沒動筆或很少發表作品的老作家”的標志。所謂“沈從文如出來”是指發表新作，以老樹新枝彰顯“百花時代”的新氣象，但這種可能性的出現并不等于沈從文此前作品的評價將被改寫。與此相比，重新出版舊作，更能顯示既定秩序中沈從文的評價問題可能發生變化的訊息。

1957年1月，沈從文致信其兄沈云麓，透露了人民文學出版社“想把我寫的小說印個選本”。在同年《文藝報》第12號上，老作家蹇先艾對此消息表達了一種興奮感：“有一位解放前寫過幾十本小說而且大家都公認為有一定成就的小說家，解放后他的作品都被全部否定了，他只好轉業去搞文物工作（他的文物工作搞得很不錯，那是另外一回事）。聽說最近國家出版社也準備出版他的小說選集了，對關心他的朋友們來說，這真是一個喜訊。從這件事情就是我們更加體會到黨中央和毛主席提出的‘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的英明、偉大，事實上也只有認真地、堅決地執行這個政策，我們的文學藝術事業才能得到繁榮和發展。”在他看來，這一喜訊事實上改變了“解放后他的作品都被全部否定了”的現狀。身為弟子的汪曾祺無疑更能體會其中的優容與善意，進而旗幟鮮明地提出重評沈從文文學史地位的問題。如果說整風會議上的發言也只是小范圍傳播，那么《文藝報》摘要發表則將其推向全國讀者，透露出一種文壇風向。“30年代寫了三、四篇同情共產黨人受迫害的文章”所指的《菜園》、《新與舊》和《大小阮》，經過沈從文修訂后收入了1957年10月出版的《沈從文小說選集》，可謂以事實證實了汪曾祺言之有據。

在反“右”期間發表的《不準聯合國干涉匈牙利內政》中，沈從文名列133位簽名抗議的“中國著名的文學家、藝術家”之中。即使在汪曾祺被劃為“一般右派”的1958年夏，沈從文仍任全國政協委員，被《人民日報》劃入“文學家、藝術家”之列，甚至有周揚和毛澤東邀請他擔任北京文聯主席的說法（陳徒手：《午門城下的沈從文》，第48頁），說明其政治地位得到了相當的肯定。

在沈從文處境持續得到改善的歷史氛圍中，汪曾祺發言可能有爭議性，有偏見的批評者可以不同意其重評呼吁，但不能將它與右派言論畫等號。就內容而言，汪曾祺批評“以作家的政治身分評估作品”，但也反向運用了這一評價方式，強調其師小說創作的政治性來批評既有文學史“簡單的對待”沈從文。在此意義上說，汪曾祺并不挑戰文學史書寫背后的意識形態，而將之轉化為文學史家個人行為的問題。就修辭而言，汪曾祺發言相當溫和，有不滿但并不尋求全盤翻案，不點名的方式也意在降低火藥味，這一點與同篇中葉君健、黃秋云、蘇中、丁力、呂劍和楊覺均等人點名批評周揚相比，尤其顯示了發言者的審慎。甚至可以說，汪曾祺盡可能低姿態地提出重新研究沈從文的問題，發言前已然以相當警惕的目光提防著可能出現的非難。因此，這則發言的安全系數很高，從中解讀出反黨言行幾無可能。事實證明，在《文藝報》“對整風期間在刊物上發表的有毒害的文章和報道進行了清理”的自我批評中，《作協在整風中廣開言路》中的發言者呂劍、杜黎均、黃秋云和唐達成等人被點名批判，汪曾祺并不在其中。

綜上，汪曾祺為沈從文抱不平事件不是他被劃為“右派”的依據。既然如此，沈家父子為什么要與汪曾祺錯劃為“右派”建立聯系？

在定罪前的批判會上，汪曾祺極可能為此吃過苦頭。正如汪朗在《老頭汪曾祺：我們眼中的父親》中所說：“批判會開得大家都很疲勞，因為所有人都要發言，還因為沒話硬要找話說。除了那篇黑板報稿之外，總還得找出點其他東西批一批，以證明該人‘右派’當的不冤。”在此情形下，汪曾祺為沈從文抱不平的發言遭受上綱上線的批判并不意外。在汪曾祺小說《寂寞和溫暖》中，主人公沈沅的遭遇投射了其切身體驗：“有一些發言把一些不相干的小事和一些本人平時沒有覺察到的個人恩怨拉扯成了很長的一篇，而且都說成是嚴重的政治問題、世界觀問題、立場問題。屠格涅夫、列賓和她的白臉盆都受到牽連，連她的長相、走路的姿勢都受到批判。”不過，無稽之談不過是批判由頭而已，最終“據以定性”的主要根據則是沈沅白紙黑字的日記。同理，汪曾祺抱不平的發言難免受人非議，但它畢竟不同于汪曾祺對本單位人事制度提出“商榷”的《惶惑》，最終并不能成為“右派”依據。對于這些痛苦過往，乃至當年上綱上線的批判者，多年后汪曾祺選擇了“遺忘”。然而，沈從文并不是那么容易釋懷。

此外，沈從文的歉疚之情還在于，汪曾祺表達的不僅是個人觀點，也是師生二人的共識。1949年后沈從文的文學史地位并非一開始就被完全否定，王瑤1951年出版的《中國新文學史稿》（上冊）》對沈從文的小說美學頗為欣賞。但在這部著作座談會上，蔡儀——也是1950年代另一部重要的新文學史《中國新文學史講話》的作者——批評道：“對于那些在文藝運動上起過反動作用的（自然政治思想也成問題）如徐志摩、沈從文等等的作品，往往是贊美為主”，對沈從文的作品“看去似乎有所批判，而實際是沒有批判”。（《<中國新文學史稿>（上冊）座談會記錄》，《文藝報》1952年第20號）此后的文學史著作對沈從文的評價就沒有王瑤那樣友善了。在1955年丁易的《中國現代文學史略》中，沈從文的小說被完全否定。丁易認為沈從文是“堅決的站在資產階級或封建地主階級立場來認識現實的”，所以“他不能認識現實的美和丑、善與惡的真相，相反的，他常常歪曲了現實，顛倒了是非”。對王瑤相當欣賞的小說美學部分，在丁易看來也完全不值得肯定：“他苦心孤詣的在故事的敘述上安排著一些濃厚的但卻是低級的趣味，用一種最適合于體現這趣味的輕飄飄的文體表達出來。在字句的一些細致地方他也不肯放松，新奇靈活的句子，跳動簡澀的文詞，也很博得一些讀者的贊賞，作者便用這些練字、造句和傳奇式的趣味敘述，造成一種表面看來似乎很精瑩的外殼，將他的地主階級的觀念世界表現出來，企圖用這些小技巧來麻痹讀者，所以當時有人稱他為‘文學的魔術師’，‘掛著藝術招牌的騙子’，這雖然說得尖銳一些，但卻倒也沒有怎樣冤枉屈他。”（丁易：《中國現代文學史略》，作家出版社1955年版，第290-291頁。）

雖然汪曾祺并未點名，但丁易顯然是“已出版的幾本”文學史著作的代表。沈從文1957年11月致信其兄沈云麓，不點名地批評了丁易：“解放后，有些人寫近代文學史，我的大堆作品他看也不看，就用三五百字貶得我一文不值，聽說還譯成俄文，現在這個人已死了，這本文學史卻在市面流行，中學教員既無從讀我的書，談五四以來成就，多根據那些論斷”，“一個人不斷努力三十年工作，卻會讓人用三五百字罵倒，而且許多人也就相信以為真，令人感到毀譽的可怕，好像凡事無是非可言”。師生二人過從甚密，沈從文對丁易等文學史著作的不滿，汪曾祺應該相當熟悉。二者不同之處在于，沈從文盡管非常不滿，但公開場合并不聲張，而汪曾祺則禁不住不平則鳴，發出鄭重呼吁。所以，“可能”或“據說”的不確定性也難以抑制沈從文的可能性聯想。

雖然汪曾祺不愿舊事重提，但他為沈從文正名的責任感卻依然強烈。在《與友人談沈從文——給一個中年作家的信中》，他頗為不滿地指出：“有些是讀過他的作品并且受過影響的，但是多年來他們全部保持沉默，無一例外。”唯一的例外是汪曾祺。自1980年《沈從文和他的<邊城>》始，直至汪曾祺1998年逝世前寫的《夢見沈從文先生》，幾乎每年都會在不同的文字中談及沈從文，特別是對沈氏作品重新評價問題的持續關注與呼吁，可謂1980年代沈從文熱興起的不可忽視的助力。1988年為沈從文“蓋棺定論”的悼念文章《一個愛國的作家——懷念沈從文先生》中，汪曾祺以極少見的憤慨言辭表達了對文學史家的強烈不滿：“對沈先生的誤解之一，是說他‘不革命’。這就奇怪了。難道這些評論家、文學史家沒有讀過《菜園》，沒有讀過《新與舊》么？沈先生所寫的共產黨員是有文化素養的，有書卷氣的，也許這不太‘典型’，但是這也是共產黨員的一種，共產黨員的一面，這不好么？從這兩篇小說，可以感覺到沈先生對于那個時期的共產黨員和知識分子有多么深摯的感情，對于統治者的殘酷和愚蠢懷了多大的義憤！這兩篇作品是在國民黨‘清黨’以后，白色恐怖覆壓著全中國的時候寫的。這樣的作品當時并不多，可以說是兩聲沉痛的吶喊。發表這樣的作品難道不要冒一點風險么？”可見1980年代的汪曾祺依然在延續著1957年的重評努力。若此時重提百花時代曾一度存在的重評可能性，顯然可以構成重寫沈從文文學史地位的一種有益的歷史參照，但汪曾祺并未提及。

汪曾祺的選擇自然不是因為遺忘，而是刻意保持沉默。不過，即使汪曾祺什么也不說，這種沉默也能說明問題。其中有回避傷心往事之意，但更多的緣由在師生之間的情誼，作為弟子，他更樂于講述沈從文如何給予自身教益，而不愿談及他曾為老師仗義執言。被汪曾祺遺忘的抱不平事件幾乎成為難解之謎。遺忘與銘記，在1957-1997長達四十年的時間里，師生雙方都選擇以自己的方式面對一段難以忘懷的過去。患難見真情，這種“冷處理”既體現著他們的相處之道，也見證了彼此情比金堅的厚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