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詩人弗羅斯特·甘德、匈牙利小說家巴爾提斯·阿蒂拉和法國作家克里斯蒂安·加爾桑在2024上海國際文學周中，以“跨越故事邊界，連接人與世界”為主題展開一場作家圓桌談，他們基于各自的創(chuàng)作經驗，面對上海讀者，共同探討了語言變遷、科技發(fā)展和經濟因素對文學的影響。（均主辦方供圖）

三個不同文化背景的作家——美國詩人弗羅斯特·甘德、匈牙利小說家巴爾提斯·阿蒂拉和法國作家克里斯蒂安·加爾桑在2024上海國際文學周中，來到滴水湖畔的朵云書院，以“跨越故事邊界，連接人與世界”為主題展開一場作家圓桌談，他們基于各自的創(chuàng)作經驗，面對上海讀者，共同探討了語言變遷、科技發(fā)展和經濟因素對文學的影響。

巴爾提斯以局內人的視角表達了一個通透的觀點：“即便全世界的文學作品消失，這個時代并不會因此崩潰，人類社會系統(tǒng)將繼續(xù)運轉下去，所以文學的確是無用的。但只要人的心理需求仍然存在，文學將頑固地存在下去。”他還指出，如果AI能寫出滿足人類精神需求的作品，那就讓AI寫，這不會威脅到文學，文學正面臨的真正危機是“它的精神價值被低估，并且被待價而沽”。

壞的語言損傷人類的理解力

甘德提到，近些年在美國，讀詩的年輕人越來越多，這個看起來樂觀的趨勢背后的原因則有些微妙。年輕人讀詩，大部分是覺得詩的語言夠簡潔，也夠短。人們難以接受復雜的長文本，這是一個危險的信號。科技帶來便捷多樣的通信手段，語言傳遞的門檻隨之不斷降低，人們通過社交網絡溝通，只要幾個零散的單詞甚至表情包就夠了。這意味著語言被邊緣化，人們通過語言表達想法、通過語言傳遞情感的能力正在喪失，或者說，表情包成為時代的通行語言，這本身就是科技對人的某種程度的異化。

加爾桑回應這個話題時，引用了意大利導演南尼·莫萊蒂的一部電影里的細節(jié)——一個年輕姑娘和男記者無法溝通，姑娘說的是樸素的、日常的語言，她不會道貌岸然、陰陽怪氣的表達，她憤怒且痛苦地質疑那個記者：“你怎么可以用這樣的語言！”加爾桑說，人類生存狀況本身就是一個迷霧般的難題，人們發(fā)現了語言、寫作和文學，用這樣的方式了解世界并與之建立聯系。但語言也是雙刃劍，糟糕的語言帶來誤解和背叛，制造人和人、人和世界之間更深的隔閡。可以說，語言這個能力，既是人類擁有的天賦，有些時候又成為人類的先天缺陷。

巴爾提斯贊同這個觀點，他認為思想、情感和語言組成相互影響的“鐵三角”，敗壞的語言殺傷力極大，會損害思想和情感，當那些被污染的語言通行時，人的理解能力、人與他人產生連接和共情的能力都會連帶遭到損傷。托爾斯泰和莎士比亞的語言都帶著時代的痕跡，但他們的作品頑固地佇立于時間之外，《戰(zhàn)爭與和平》和《哈姆雷特》之所以偉大，因為這些作品的語言在任何語種的語境里，總能傳遞感情，制造了跨越國族和文化的共情。

不相信真實，只相信真誠

甘德對地質學和生物學有很濃厚的興趣，他曾參與一名生物學家的工作，他們當時得出這樣一個結論：老鷹、響尾蛇、昆蟲和人類生活在同一個地球上的物質世界，但老鷹、響尾蛇和昆蟲所感知的世界，肯定不是人所認知的世界。具象地描述，響尾蛇的眼睛和鼻孔之間有一個感應窩，用來探測外界生物的體溫，所以響尾蛇認知的“真實”和人類以為的“真實”如同異度空間、平行宇宙。甘德由此發(fā)散，當人們閱讀小說、觀看電影、欣賞戲劇和藝術的時候，堪比進入了老鷹、響尾蛇和昆蟲的“視角”，也就感受到甚至浸沒于另一種真實，是和現實生活不同的多重宇宙。他認為，真實是一個多義詞，是隱藏在日常表象之下的內心體驗，虛構不是真實的反義詞，它是通向“內心真實”的蟲洞。

加爾桑盛贊“虛構是蟲洞”這個絕妙的比喻。他補充道：“人們借助于響尾蛇或昆蟲或老鷹的眼睛，不僅看到復雜的、多重的真實，反向也能更理解人類眼前的世界。”他進一步把虛構比喻為“人們接近真實所依仗的拐杖”。他直言：“我并不相信真實，我只相信真誠。”只有此時此刻正在流逝的生活是真實的，任何試圖喚起過往時刻的寫作都是虛構，因為沒有一種文本能還原活生生的人們經歷的一切，寫作一定伴隨著遺忘、遮掩和揭示，在文學中探討的“真實”，其實討論的是真實怎樣被“構造”。

巴爾提斯接著這個話題分享了他早年寫作中的一件趣事。他在第一部長篇小說《散步》里提到了一幅油畫，畫上滿月照亮湖面，他一直以為這幅畫來自于他的想象，他虛構了這幅畫，直到有一天，他發(fā)現祖母家的墻上掛著一幅和他描述的一模一樣的油畫。所以他認同“虛構是蟲洞”這個說法，有些時候作家都沒有意識到，已然在想象和真實之間來回穿梭了很久。

人工智能不會威脅文學，傷害文學的是商品邏輯

作家們的討論不可避免地觸及人工智能這個當下很火的話題。

甘德有些無奈地談到，最不看好他的從來不是讀者，而是他的小兒子，經常在他面前斷言“AI什么都能寫，你們作家很快就是多余的人”。他苦惱于無法說服兒子，而巴爾提斯對此很釋然，他說，未來的文學由人還是人工智能來寫，這個問題不重要，只要寫得夠好，能滿足人們的精神需求，不妨讓AI來寫。就譬如，如果AI繪畫能媲美達·芬奇，那就讓AI們多多地畫。寫作同理。他掏心掏肺地說出：文學是無用的，假設人類的文學作品都消失，社會并不會因此崩潰，而是會按部就班地運轉下去。但文學能頑固地存留至今并繼續(xù)存在下去，因為這種無用的藝術與人類精神體驗很深地聯系著，人的心理基本需求不會因社會變遷和科技進步而消失。讓他感到失落的并不是人工智能的突飛猛進，而是消費文化占據了日常生活，流媒體、游樂場和購物中心填充了人們的閑暇，在這個消費主義的市場閉環(huán)里，文學不能幸免地被同等待價而沽，它的商品屬性覆蓋甚至取代了它的精神價值，或者說，它的精神價值和市場價值捆綁在一起，這讓嚴肅的寫作者陷入孤獨。

加爾桑平衡了這種傷感的情緒，他說：“我們來到這么美的一座書店，在看得到風景的房子里看到這么多書，又有這么多喜歡文學的讀者遠道而來，這讓一向不怎么樂觀的我涌起樂觀的情緒。”他不否認，現在大部分法國人也不讀文學作品，很多人“只在中學期間為了應付課業(yè)讀巴爾扎克和福樓拜，雨果和左拉成了先賢祠里的吉祥物”，但即便是這樣，“就像中世紀的人們不會想象出互聯網，我們又何必斷定幾十年、幾百年后的未來呢？不如保持信心，信心通常是不會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