勞拉·湯普森是一位犯罪小說作家，也擅長傳記創作。她的第一本書《犬》獲得了薩默塞特·毛姆獎，還寫過備受好評的南希·米特福德傳記《寒冷氣候中的生活》（Life in A Cold Climate）和《紐約時報》暢銷書《米特福德六姐妹》（The Six：The Lives of the Mitford Sisters）。相較于學術性的傳記類書籍，湯普森的這本阿加莎·克里斯蒂傳更像閨蜜之間的絮叨。

阿加莎對筆下人物的“內心的怪癖”進行了深入考量。她相信人的本性，相信人本質上是無法挽救的。她不贊同現代的觀點，即教養能夠鍛造本性。“生活的悲劇在于人不會改變。”這是波洛的口頭禪之一。在《底牌》中，波洛拒絕接受虛假的謀殺供詞：“沒有人能做不屬于自己本性的事情！”波洛說出了他創造者的想法。阿加莎絕對認同這一觀點，即每個人都有恒定不變的本性，而這個本性通常連他們自己都不清楚。“一個人到底是什么樣的，只有在面臨考驗時才會顯現出來——在你站住或是跌倒的那一瞬間。”（50-51頁）

赫爾克里·波洛是阿加莎·克里斯蒂創造的大偵探。他的初次登場是在1920年的小說《斯泰爾斯莊園奇案》中。波洛是一位講究細節的比利時人，他以獨特的方法和推理技巧解決了很多看似無解的案件，因此聲名遠播。“《斯泰爾斯莊園奇案》中有一位主要人物，此后也在阿加莎·克里斯蒂的生活中處于核心地位。他在某種程度上像是她的另一個丈夫，也是個不易對付的角色：他就是赫爾克里·波洛，一個神秘的比利時人，瘋狂熱愛秩序，好笑而虛榮，以聰明絕頂的頭腦和墨黑的小胡子為人所知。這個形象缺乏真實感又令人難以信服，卻從出現在書頁上的第一刻起就栩栩如生，以一種無法定義的文學特質與讀者建立起了聯結。”（由于波洛的受歡迎程度，許多影視作品都以他為主角。其中最著名的是1984年至2013年間的英劇《大偵探波洛》，由大衛·蘇切特扮演波洛，這部劇集在全球范圍內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使更多的人了解了波洛和他的推理世界。）

波洛在小說中一直重申：“人性。我想，這也許是我對這個案子感興趣的真正原因。”在阿加莎筆下，被害者有可能是大家都討厭的對象。比如《陽光下的罪惡》中的艾蓮娜·馬歇爾，或《羅德島三角》中的瓦倫丁·錢特里。她們玩弄男人的方式在偵探小說中反復出現。“這是阿加莎逐漸開始搭建的模式之一。這些女性的存在建立在男性的欣賞之上，因此世人都視她們為危險人物。阿加莎的直覺告訴她，她們其實很脆弱；她們更多是獵物，而非掠奪者。這些角色中蘊含著支撐阿加莎偵探小說的信念的起源，即受害者的性格決定了他或她的命運。這一點讓她始終保持著興趣：謀殺行為中所包含的，人類本性中最精華的內核。”（65-66頁）

《謎樣的人生》是阿加莎·克里斯蒂傳記中涉及感情生活最多的一本書。作者向讀者展示了一個感性的阿加莎。阿加莎通過她創造的故事，展現了自己的觀點：“平等是通過不斷的兩性意志斗爭實現的。戀人們總會吵架，我向他擔保說，‘因為他們不理解對方。而當他們理解對方時，他們就不再相愛了。’”（124頁）經歷了第一次失敗的婚姻，阿加莎對伴侶的選擇更慎重了，借波洛之口，她說出了自己的想法：“假使他娶了一個熱情洋溢地愛著他的女孩，會有這樣大的好處嗎？我常常觀察到，對男人來說，有一位愛他的妻子是極大的不幸。她會出現嫉妒而大鬧，她會讓他看起來很可笑，她會堅持要擁有他所有的時間和注意力。啊！非也，那樣的生活未必會稱心如意。”（269頁）

我讀過不少阿加莎的傳記，這本《謎樣的人生》是描述阿加莎第一次婚姻破裂之后“失蹤的十一天”最詳盡的。阿加莎用了假名在位于英國北約克郡的溫泉小鎮待了十多天。在一家水療院，她和其他客人一起喝咖啡，看報紙，甚至做起了填字游戲。她留下了尋找她的線索，但是收到線索的人并沒有當回事。她只能繼續留在水療院里，讀著報紙上有關她失蹤的新聞。她像是躲在角落里偷偷窺探著自己，既享受著這份孤獨，又期盼著被大眾發現。她把自己的人生過得像戲劇。

謀殺不是阿加莎小說的全部。她曾在小說里借用他人之口追問：“你認為愛情是一件幸福的事嗎？”《H莊園的午餐》中的埃莉諾善于隱藏自己的感情，《尼羅河上的慘案》里的杰奎琳·德貝爾福特懷著激昂的滿腔熱血大開殺戒。她們本質上是姐妹：都無可救藥地愛上了不能完全回報她們感情的男人。杰奎琳愛著西蒙·多伊爾，后者被富有迷人的琳內特·里奇衛迷得“眼花繚亂”。杰奎琳本性并不是殺人犯，在《尼羅河上的慘案》里，杰奎琳愛的男人想要實施謀殺，而她知道他不夠聰明，無法獨自成事。“所以我也必須參與其中，看著他點兒。”杰奎琳對西蒙的愛超越了理智也超越了公正。勞拉·湯普森認為，波洛雖然不贊成謀殺，但他理解這些為愛付出自己的女性。“如果絕望蒙蔽了她們的道德，他不會寬恕，但他能夠理解。”（287頁）他理解人性的弱點，但堅決地予以反對。“盡管這并非她的本意，但1926年的失蹤事件固化了她在公眾心目中的形象：一個微笑外表下隱藏著難以估量的深度的女人。”（343頁）

1966年，弗朗西斯·溫德姆在《星期日泰晤士報》上發文說“阿加莎·克里斯蒂是犯罪小說溫馨派的縮影”。她的大多數案件都發生在上流社會，她總是不遺余力地描寫罪案發生地的優雅的環境和各種家居細節。這是阿加莎對“有序世界”的迷戀的一種表現。在她的小說里，罪犯具有超高的邏輯思維，能夠輕松地騙過大多數人。無心的行為在她的小說里是不被允許的。勞拉·湯普森認為，阿加莎對有序和安全感的迷戀，對人性的深入探究，構成了英國式謀殺的本質。阿加莎對于自己在戲劇方面取得的成就非常滿意，她很享受寫劇本。她的大多數故事發生在固定的場景，比如牧師住宅、鄉村別墅的圖書室或者是豪華火車。就像勞拉·湯普森在書中所寫：“有圍墻的花園、彎彎繞繞的小路、花期短暫的山茶花、陽光透過百葉窗留下的陰影……這就是阿加莎夢里的幻景，她在其間穿行。”（401頁）這些場景可能是阿加莎熟悉的環境，由于發生了命案，它們既擁有險惡的一面，同時又具有安全感。如果沒有發生命案，這些場景是溫馨的，讓人熟悉和安心的。不管這個世界變成什么樣子，在阿加莎的筆下，場景永遠懸浮在1932年的英國，在燒著火的休息室里舒適地享用茶點，這種帶有矛盾的設計吸引讀者有讀下去的欲望。但是這些作品同時又純粹得不自然，阿加莎的作品與現代情感分道揚鑣，不是因為她比起可口可樂更喜歡伯爵茶，而是因為她更愿意看到人性的真相。她的一生目睹了世界的變幻，“晚年時，她看到了現代世界的天真，那是一種對完美性的政治化信仰，以及其與對意識形態、無政府狀態和暴力的熱愛之間的聯系。與此同時，她愈加退回到自己的秘密想象中，描繪以往的記憶”（429頁）。偵探馬普爾小姐是阿加莎創造的另一個自己，馬普爾小姐的記憶正是阿加莎的記憶，“坐著四輪馬車去看午后場的演出，劇院里的咖啡奶油”，這些留在記憶深處的東西，為現實再造提供了很好的素材，為空無一物的舞臺布景增添了逼真感。阿加莎知道世界已經改變了，但她并沒有隨之改變。像馬普爾小姐一樣，她可以直面現代世界想要回避的事實。她不關心世界的變化，她只在意人性。

阿加莎之所以讓人著迷，不單單因為她是偵探小說女王，她的生活也像她的小說一樣精彩，她最傳奇的作品便是她的人生。阿加莎的美德在于她的活力。正因此，她對這個世紀的描繪充滿了熱情和好奇，她的生命拒絕自我浪費。作為藝術家，她也站在美德的一邊；她的偵探小說探討正義，但作為藝術家，她終究是孤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