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頭”關聯著冰冷，是舊石器時代的彈藥，是古人堆砌陵寢的用料，似乎從來都不是一個有溫度的事物。但當石頭承載起文字，自有漢一代開始，以一方墓志的形式安然躺臥在墓穴之中，那些鐫刻著個體生命的隱秘敘事，便使其賦予了深沉鮮活的魅力。羅新主編的《彼美淑令：北朝女性的個體生命史》，和他先前的作品《漫長的余生：一個北魏宮女和她的時代》一樣，通過對深藏于暗黑之下的墓志銘以及部分現有史料的考證，探尋起那些被遺忘、被忽視的微弱生命和歷史片段，把湮沒在滔滔巨浪中的“細沙”一粒粒撿拾了起來。

重現多元女性

自“歷史（history）”一詞誕生以來，其男性敘事（his story）的屬性就已經注定。且不談平民女子，就算是出身名門貴胄的女性，也幾乎都成了正史忽略的對象，只有以妻女、節婦等依附男性的身份出現時，她們才會破例留下印記。相比而言，墓志銘卻有些不同，雖說女性志主的出現頻率仍然無法與男性并論，但難能可貴地擁有了自我的敘事。

《彼美淑令》收錄的11篇墓志銘解讀，其主體正是女性。當我們被裹挾在當下漫無邊際的偶像劇、架空劇中，早已理所當然地認為，凡是公主嬪妃沒有一個不嬌滴任性、凡是皇親國戚也無一不備受尊崇時，《彼美淑令》則借助于對真實歷史的挖掘，向我們展現出了另外一組截然相反的圖景。

《陳留公主》里的主人公北魏陳留公主，一生婚姻可謂毫無幸福感可言，先是嫁給北奔入魏的南朝宋文帝之孫劉承緒，雖說也是“公主+王子”的經典“CP”，但對方“少而尫疾（脊骨彎曲）”、體質極弱，明擺著就是赤裸裸的政治聯姻；羸弱的劉承緒，婚后不久就一命嗚呼，陳留公主寡居多年，又改嫁給了同樣北上的瑯琊王氏后裔王肅，然而，隨著王肅在南朝的妻女投奔而來，一場極為狗血的“三角婚姻”又擺在了陳留公主面前，當她把一切都處理妥當，第二任丈夫王肅也不久去世，遭遇二度寡居的陳留公主，此時才三十歲出頭，可謂命途多舛。至此，有過兩段婚史的陳留公主，似乎已經坐實了“政治婚姻受害者”的人設，不過，隨著更多史料和墓志的拼湊，另一個陌生的陳留公主又浮現了出來。貼附在她身上原本“逆來順受”的標簽隱而不見，取而代之的則是更多女性的獨立意識，特別是面對馮太后的逼婚，陳留公主馳馬來到皇兄孝文帝的大營，直指馮太后與宮人私通，并自陳誓死不嫁馮夙——如此壯舉，就算放置在1500年后的今日，也同樣令人稱勇。

北宋史學家曾鞏在《寄歐陽舍人書》中寫道：“史之于善惡無所不書。”相對于史籍的秉筆直書，墓志銘的局限性則體現在趨善避惡上，古往今來的任何一塊墓志銘，都很難尋覓到對志主的苛責，也幾乎無法觸摸到志主的任何不幸。書中的《找回失落于塵土中的故事》一文，以元渠姨的墓志銘為研究對象，三百余字的墓志中，充斥著對元渠姨各種美德的頌揚，在介紹其婚姻時，墓志的撰寫者更是濃墨重彩地稱贊她與丈夫段韶：“既而作合君子，和如琴瑟，蘋藻成德，綺練增華。”千余年之后，我們雖然已經無法完全洞悉元渠姨婚姻的“幸福指數”，但在北魏末年高氏掌權的時代，元渠姨雖貴為皇親國戚，其皇室地位早已一落千丈，元渠姨依附于權臣段韶，茍延殘喘式的求生狀況也可想而知，至少絕非墓志銘描繪的那般簡單純粹、幸福美好。正如羅新在舊作《有所不為的反叛者》一書中所說：“歷史越是單一、純粹、清晰，越是危險，被隱藏、被遺忘、被改寫的就越多。”只有當這些鮮活女性的多元性被拼湊出來之時，我們才得以真正觸摸她們的體溫。

延展歷史脈絡

史書的敘事重點是歷史事件而非歷史人物，人物服務于具象化的事件和場景，得到的都是碎片化的呈現；相比而言，墓志銘對個體命運的交代則相對連貫，但筆墨又過多地集中在生世、德行、操守等約定俗成的方面。倘若把兩者比照起來，我們不僅可以窺見到更為精彩豐富的人生形態，也有了彌補歷史空缺、探究歷史真實的另一種可能。

在墓志銘中列舉死者的親族狀況，是極為常規的操作，書中收錄的《尋找仇妃》一文，從一塊稀疏平常的元舉墓志，洞察出了極為特殊而珍貴的內容。元舉墓志詳細介紹了志主四代的宗室情況，不僅填補了《魏書》等現存史料的空白，讓我們得以推導出歷史人物原本無從考證的生卒年代，同時也隱秘地拋出了一組歷史懸念：元舉貴為初代宗王的曾祖、祖父，其配偶竟然都是底層官員之女，夫妻身份格外懸殊；而到了世襲王位的父親和志主，其結姻對象才是高官顯貴的女兒。作者以元舉曾祖元楨的配偶仇氏為突破口，在對《魏書》《新唐書》等史籍的爬梳剔抉中，讓仇氏“罪臣之女”的身份逐漸浮出水面。仇氏因生父被誅，年幼時便被收入宮掖充當“罪奴”，當時“諸王十五，便賜妻別居”，“然所配者，罪入掖庭”。元舉的墓志銘尊稱仇氏為“曾祖妃”，但實際上，仇氏只不過是當時被用于賞賜和分配的性資源而已；歷史的殘酷雖未在墓志銘中得到直接展示，但又恰是墓志銘，讓難以掩飾的真相浮現了出來。

《北魏最著名的比丘尼僧芝》是《彼美淑令》中最具考證意味的一篇。太武滅佛后，北魏歷代皇帝尊崇佛教幾乎眾所周知，但囿于時代久遠，除了帝后禮佛圖等傳世石刻以及少數著述外，當年佛教傳播的情狀很多已不為人知。然而，志主僧芝的墓志銘卻貢獻了諸多彌足珍貴的歷史細節，比如，從“（僧芝）誦《涅槃》《法華》《勝鬘》廿余卷”，就可推知，以上三部經典在當時的北魏佛教界已占據極其重要的地位，這在正史中從未有過著述；再結合僧芝時年居住于關中，而《勝鬘》二十多年前才在南朝都城建康首譯，又可推知南北佛學并未因政權分裂而交流阻斷。又比如，《僧芝墓志》與另一塊《慈慶墓志》是北魏唯二兩處提到“比丘尼統”這一宗教首領職務的歷史記錄，倘若如此兩塊墓志還長埋于地下，我們可能永遠只會知道有針對男性僧人的“沙門統”，卻不知也有管理女性僧人的“比丘尼統”，“沉默的石頭”以微小卻不可忽視的作用，一點一點地填充著歷史的巨大溝壑。

挖掘個體真相

文學評論家勒內·韋勒克曾經說過：“個體發生史重現種族發生史。”仍以《尋找仇妃》中的仇氏為例，無論史籍還是墓志，對于和仇氏一樣的“罪奴”的遭遇，都只是簡簡單單地描述為“家難”或是“遭家不造”，但潛藏于只言片語背后的卻是“全家成年男性被誅、成年與未成年女性入宮為奴的慘痛家史”；同樣，在《找回失落于塵土中的故事》一文中，《北史》對元渠姨經歷的陳述雖然也只是“匿婁太后家，終文宣世不敢出”這看似平淡的12個字，但在如此輕描淡寫的命運書寫中，卻涌動著北魏末年整個元氏家族風雨飄搖的暗流，北齊文宣帝高洋親自策劃的那場驚天駭地的“天保屠殺”也正席卷而來。

“所有歷史都是成王敗寇史”，收錄在《彼美淑令》中的《常山公主事跡雜綴》，正是以宣武帝登基后，孝文帝之弟元禧遭遇殺戮的故事，鋪陳著這樣的殘酷邏輯。在官修的《魏書》中，元禧被塑造成了“潛受賄賂，陰為威惠”“性驕奢，貪淫財色”的糟糕形象，而在《魏書》之外又幾乎沒有元禧的任何記錄，《常山公主事跡雜綴》細致梳理了常山公主、寧陵公主、李媛華等與元禧密切相關的墓志，但它們對元禧生平事跡的涉及，要么是空白，要么也只有名字。個體敘事已然噤若寒蟬，掌握絕對話語權的正史，之所以在排他的語境下痛下刀筆，無非就是為了證明元禧之死罪有應得，然后，堙滅在這種“罪有應得”之下的，可能就是一個永遠都不為人知的真實生命。史書還記載，元禧死后，“諸子乏衣食”，就如同復刻了同時代的陸安保，在與兄弟陸昕爭奪襲爵之后“沉廢貧賤，不免饑寒”，個體生命的榮辱興衰，竟在風卷云殘的時代洪流中時沉時浮、無所歸依。作為對正史的對照，墓志銘這種極具私人化的記事，在宏大敘事之外，讓那些獨特而豐富的小我生命，在另外的維度鋪陳開來，綻放出“人之所以為人”的獨特光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