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蕭關道》

作者：胡成 著，理想國 出品

出版社：云南人民出版社

出版時間：2024年6月 

ISBN：9787222228351

西安府

驪山

凌晨四點半。

三年前，夏歷九月二十七。

東側天際，一彎赤金的殘月。

正對渭南火車站的運業汽車站，發往臨潼的頭班車卻在六點二十。

我在凌晨的渭南城游蕩。

初冬的四點半，暗如午夜，再熟悉的城市，午夜的面貌都是陌生的，更何況一座原本陌生的城？

我隨夜風在街道游蕩，越來越冷—那輪殘月越來越高，依然赤金。

直到五點半，三賢路的杜橋社區醫院近旁，一排早餐店開始營業。菜夾饃店的老板，人行道上支起火爐，一鍋土豆絲炒得游魂饑腸轆轆。

我卻等不得他，踅進旁邊一家油條店，一根油條，一枚茶葉蛋，一碗豆漿。

老板娘拈一根新炸的油條，按照關中的慣例，盛在盤中，鐵剪鉸作三四段上桌。老板略有駝背，守在保溫大桶前灌裝豆漿，為得外賣方便—附近遍布建筑工地，五點半已經陸續出工。五湖四海的口音，說著同樣的油條、豆漿，或者店里還有的稀飯、胡辣湯。

夫妻倆六十歲左右，從東府大荔來到渭南，經營辛苦的早餐生意。

“三點就起床了。”老板娘幽幽地說。

她穿一雙手工的布鞋，浮腫的腳背鼓起在鞋面與鞋襻之間。

回火車站的路途不再寒冷，卻眼見得頭班車與我在道路左右錯身而過。

二班車停在汽車站前空地，司機人過中年，天命般發福，浸透日光的面皮如同雨后的黃土，頭發也天命般向后退去，如同黃土塬畔稀疏的灌木野草。

問他幾點發車，他不耐煩地回答：“沒點兒，一直沒點兒。”

后上車的女乘客說起，我才知道二班車的理論發車時間是六點五十，但“理論上”即意味著非理論，發車時間向來隨心所欲。今天先是說七點，調度又通過對講機發號施令改至七點十分。

女乘客要去中途某地上班，晚二十分鐘發車一定會遲到，因此強烈反對調度的肆意延時。

“沒辦法，”司機表示自己無可奈何，“誰發工資誰說了算。”

然而延時不僅令乘客不滿，也會讓自己的營業時間大受影響，于是司機安撫兼發泄地又表達了對調度的不滿。“這伙狗日的！”他沖著對講機罵道，“這伙狗日的，上嘴唇碰下嘴唇，胡說哩！”

但是胡說的卻發工資，于是二班車依然七點十分出發。

向西，向臨潼，肅殺的陰天。

戶部主事董醇（忱甫，1807～1892）由渭南向臨潼，時在道光二十九年十一月初九日（1849年12月22日），冬至。

一如今日的陰天。

一如今日過零口鎮、新豐鎮。

臨潼對驪山之首，館舍在山之腹，凡三進，有復道飛梁，花木蔚然，即唐華清宮故址，或曰故九龍殿也。左廊下有香湯，方石為池，長一丈，廣三之二，竅石以吐水，汩汩然來，浩浩然去。廊之左為古溫泉，有亭覆之，其廣數倍于香湯。

九年前，道光庚子（1840），三十四歲的董醇春風得意，殿試二甲第十八名，賜進士出身，欽點主事，分部學習，簽分戶部。

道光二十九年（1849），陜甘總督布彥泰（1791～1880）告病開缺，時為固原州（今寧夏固原）丁憂知州徐采控其“贓私多款”。布彥泰具折辯稱此乃“砌詞稟訐挾制”，并“請派大臣審辦”。道光皇帝因所控“均經指出案據姓名，必應確查根究，以成信讞”，于十月初五日（1849年11月19日）召見協辦大學士、戶部尚書祁寯藻（淳甫，1793～1866），“諭以改道甘肅，會同新任總督琦善查訊控案”。

之所以“改道”，是因祁寯藻三天前方才奉旨“馳赴四川查辦事件”。而在得旨當日，祁寯藻即已函諭司員董醇，“今日奉旨，出差蜀中，敬煩臺駕同行。比年鞅掌，深抱不安，賢者多勞，想不見棄也”。

董醇何敢見棄？唯有束裝以從。

十月十二日（11月26日），自京師啟行。

舟車勞頓，二十六天之后，“進臨潼東北門，出南門，宿驪山下行館”。

那夜陰沉，無有夜月。

庚子國難，勤王扈駕，朝廷重臣、前任云貴總督岑毓英（彥卿，1829～1889）之子岑春煊（西林，1861～1933），因功擢升陜西巡撫，再任山西巡撫，旋署四川總督，再于光緒二十九年（1903）署理兩廣總督。

兩廣總督任上，岑春煊參劾屬臣，殺伐果敢，以至得有“官屠”之名。廣東首縣南海縣（今屬廣東佛山）知縣裴景福（伯謙，1854～1924）“所至有能聲，而貪酷亦稱是”，且與岑春煊素有積怨，因此蒞任總督履新方二日，即遭“檄司撤任”。七月，岑春煊急密電奏，參劾裴景福為廣東首貪，賄賂歷任督撫，且挾洋自重，應請革職追贓：

天下貪吏莫多于廣東，而南海縣知事裴某尤為貪吏之首。該令才足濟貪，歷任督撫或受其籠絡，或貪其饋送，咸相倚重，又熟習洋務，每挾外交以自重。撤任后，臣到廣西，有某領事向臣稱道其長，意在請托。似此貪吏，若僅參劾，令其滿載而歸，尚不足蔽辜，應請革職，由臣提訊追贓。

光緒三十年三月初二日（1904年4月17日），“貪吏之首”逃往澳門。岑春煊派兵輪向澳門總督力索，裴景福無奈自首，六月二十三日（8月4日）遣返系獄。三十一年（1905）正月，岑春煊復奏裴景福逃澳之惡，并請旨將其“發往新疆充當苦差，永不釋回，以儆官邪而紓民憤”。

得旨：“著照所請”。

三月二十七日（5月1日），裴景福由廣州起解，一百五十六天之后，九月初六日（10月4日）：

入臨潼東門，宿行館，即唐華清宮故址，溫泉宮、長生殿、集靈臺，皆其地也。溫泉初出為兩大池，再由地中引至各屋，成數小池，有曰“貴妃池”者，相傳即華清賜浴故處。

時隔五十六載，裴景福亦如董醇投宿驪山行館。

驪山行館，唐華清宮故址，一千年前，明皇的貴妃曾在此地“溫泉水滑洗凝脂”。光緒十六年（1890）續修的臨潼縣志，也將行館記在《建置》之《溫泉》條下：

溫泉，在縣治南里許，舊有驛館若干間，為冠蓋往來游憩之區，司斯土者隨時修葺，均仍舊觀。光緒丁丑、戊寅間，歲大饑，道殣相望。邑令沈公飭各戶捐錢改作，凡亭臺榭，外觀備極華麗，錫嘉名曰“環園”。旁署“樂善亭”，索能文者為碑記。越年，亭無故傾圮。

貪吏之首棲止的環園，是在二十七年前由時任臨潼縣知縣沈家楨重建。重建之時，正值光緒三（丁丑，1877年）、四年（戊寅，1878年）餓殍千萬人相食、二百余載未有的“丁戊奇荒”。關中“道殣相望”，環園卻修得“備極華麗”，華麗之中，又是多少臨潼百姓的饑餒與性命？

時間可以撫平創傷，如果量化，一百年足可以淡忘“人相食”—甚至無須百年。丁戊奇荒過去一百四十二載，“道殣相望”只是淡漠且生僻的漢字，不能給觀者帶來任何傷痛。所以環園丁戊奇荒重建的背景不再重要，臨潼本地的文史資料《臨潼碑石》也只簡單以至今仍存華清池的《樂善亭碑記》概括按語：“沈家楨由三水（今陜西旬邑）調任臨潼縣知縣，設局賑災，官民共度饑荒。是年天降甘霖，旱象解除，秋收豐盈，故以工代賑，重修衙門，浚溝拓路，在華清宮故址上修建園林，取名‘環園’，并樹‘樂善亭碑’以記其事。”

儼然體恤民瘼、實心任事的循吏。

縣志編纂，歷任官長，為尊者諱，多會曲筆隱惡。然而光緒十六年刻本《臨潼縣續志》述及環園，仿佛信筆的丁戊奇荒，卻是微言大義。另種光緒二十一年（1895）抄本《臨潼縣續志》，同為邑舉人楊彥修編纂，行文頗不相同，《建置》之《溫泉》記作：

溫泉，在縣治南門外里許，舊有驛館。光緒丁丑、戊寅間歲大饑，沈令君飭集資重為修葺。亭館臺榭，煥然一新，名曰“環園”。旁署“樂善亭”，立有碑記。初擬以工代賑，繼以工巨用繁，邑士嘖有煩言矣。

“初擬以工代賑，繼以工巨用繁，邑士嘖有煩言”，已是不能掩飾的斥責與批評。楊彥修與其他縣志編纂者傷痛猶新，也稔知各種貪吏的巧立名目，自然洞悉所謂“以工代賑”不過是斂財的借口。

沈家楨，浙江會稽人。三年由例任縣事，以事去。

僥幸沈公“以事去”。

何事去？實錄無須春秋筆法，光緒九年十月癸丑（1883年11月5日），上諭明白直截：

前臨潼縣知縣沈家楨，歷任繁劇，貪穢營私。……著一并革職，以儆官邪。

事過二十二載，遣戍“以儆官邪”的裴景福落腳在革職“以儆官邪”的沈家楨重修的環園，二十二年之間，又有多少革職遣戍，又有多少以儆官邪？

哪里儆得住？多少官邪往來如縷、不絕于道。

裴景福來時，秋日晴朗。

將昏，驪山頂上，一彎新月，娟娟窺人。

入夜，月循山髻，逡巡而下。

二更，墜至山腰，忽為嵐影遮蔽半弦，而清光依然熠熠。

當日翠華蒞止，殿閣被山，不知更作何清艷，照盡繁華，耐盡凄冷，固同是一月也。

照盡繁華，照盡南海縣新任知縣的鮮衣怒馬；

耐盡凄冷，耐盡南海縣舊任知縣的露宿餐風。

確是同一彎新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