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8年，在文壇嶄露頭角的丁玲“帶著一種朦朧的希望”，和胡也頻從天津出發前往上海。這年年初，艾格尼絲·史沫特萊結束了與印度革命領袖維倫德拉納特·賈洛帕達的八年感情，計劃離開歐洲，前往中國和印度深入革命實踐。一次與《法蘭克福報》編輯的偶遇，使她成為了該報駐中國的特派記者，年底她從柏林出發，由蘇聯來到中國東北。丁玲和史沫特萊，即將在如火如荼的中國紅色革命中相遇。

1931年5月的上海，丁玲穿著一件黑色軟緞連衣裙，來到格羅希路（今延慶路）的一處花園洋房，第一次見到了史沫特萊。丁玲是受邀接受采訪的，她覺得這位熱情的外國記者，是“一個近代的熱情的革命的實干的平常的美國婦女”。

“九一八”事變之前，史沫特萊已從東北途經北平、天津、南京，一路南下來到上海，與左翼人士多有接觸。1930年，在魯迅五十歲壽辰上，史沫特萊了解到中國紅軍和秋收起義的真實情況——“那些起義農民在和地主進行斗爭之后便大批涌入紅軍，像無數細流匯入不斷壯大的江河。”隨后馮鏗和魯迅的發言使史沫特萊備受鼓舞，她發現這些熱情的人們有別于北方不食人間煙火的“精神貴族”。翌年3月，因病前往菲律賓休養的史沫特萊剛回中國，就得知了左聯五烈士犧牲的噩耗。她與胡也頻、柔石、馮鏗等人早就相識，來往頻繁，孰料不多時竟陰陽兩隔。丁玲見史沫特萊之前，已將出生僅幾個月的兒子送往湖南老家托母親照顧，她自己在不同朋友家東躲西藏，想要離開上海去蘇區，此時正在等候黨組織回復。作為胡也頻的生前伴侶接受采訪，丁玲本來態度謹慎，但是史沫特萊很快讓她打開心扉娓娓而談，還給她拍了不少照片。其中有一張半身照丁玲保存了下來，成為兩人友誼的永久紀念。

兩人見面不久后，丁玲接受組織安排留在上海繼續左聯的工作，主編左聯的機關刊物《北斗》，并于次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她與史沫特萊一直保持著來往，有的大型抗日集會還是史沫特萊通知丁玲參加的，但是出于安全考慮，丁玲在現場避免與史沫特萊等人交談。只是通過打聽到的情況間接確認，“她的確是我們自己人”。

兩年后的暮春，丁玲在上海公共租界內被捕，隨后被秘密押解到南京。被捕三年的經歷成為籠罩丁玲一生的陰影。因丁玲被捕后生死未卜，輿論嘩然，甚至數度傳出她已被殺害的消息。史沫特萊此時正是宋慶齡的助手，為1932年底成立的中國民權保障同盟工作。5月24日，上海《申報》刊登了同盟領導人蔡元培等三十八人的聯名電報，向南京國民政府施壓。史沫特萊在丁玲被捕后不久去了蘇聯，對于自己參與營救丁玲的部分甚少談及，馮達變節導致丁玲等人被捕一事的記錄也只在史沫特萊《汽車：No.1469》等短文中通過他人講述呈現。但蘇珍等海外學者的研究顯示，除了和伊羅生一起負責《中國論壇》關注丁玲一事動向，已借《大地的女兒》在國際上聲名鵲起的史沫特萊第一時間參與到營救丁玲的行動。她積極與美國左翼人士取得聯系，并召集了一批學者將丁玲的《水》《某夜》等短篇小說譯成英文，在《亞洲和美洲》等國際左翼刊物中傳播，配合出版丁玲作品選集，提高丁玲的知名度，竭力宣傳其被捕一事的嚴重性，以營造有利于釋放丁玲的國內外輿論環境。

1934年開始，丁玲先后找到張天翼、曹靖華等人，竭力表達聯系黨組織的意愿。通過多方努力，丁玲終于看到了希望的曙光。據1984年中組部《關于為丁玲同志恢復名譽的通知》，1936年4月魯迅告訴馮雪峰，聽史沫特萊說，丁玲曾想找黨的關系，史沫特萊也向馮雪峰說了。她在《中國的戰歌》中回憶，1936年春季的一個夜晚，她在魯迅家遇到了“一個以紅軍代表身份剛從西北來到上海的作家……有幾個星期，我每天晚上都和他坐在一起，記錄他的談話”，這位“作家”便是中共派往上海的馮雪峰。馮雪峰、周文等人與黨組織幾經考慮，安排丁玲先喬裝離開南京前往上海，隨后再赴西安等待時機，由專人護送前往陜北。

幾經波折，丁玲來到西安已是秋天。她住在七賢莊一號，等待蘇區同志的接應。這里雖掛著“德國牙醫博士馮海伯診所”的銅牌，實際上是中共為解決紅軍衛生器材供應問題的一個中轉站，而這個中轉站的建立正是史沫特萊一手促成的。史沫特萊在上海找到被希特勒驅逐出境的德國牙醫海伯特·溫奇，征得對方同意后將診所搬到西安，做了大量的衛生器材轉運和交通工作，一直到西安事變期間海伯特被暗殺身亡（一說被流彈擊中）。丁玲回憶，一天馮海伯要她們多做幾個菜，說是有客人要來。她沒有想到，客人里一位是埃德加·斯諾，另一位竟是史沫特萊。“我轉身望她時，發現了那一對閃灼的熱情的眼睛正緊盯著我。呵，還能是誰呢？是史沫特萊！我急忙撲過去，她雙手一下就把我抱起來了，在她的有力的擁抱當中，我忽然感到一種溫暖，我戰栗了……”幾人暢談到深夜，分別時史沫特萊拿出一頂貂皮帽，作為踐行的禮物送給丁玲，“上面還有她的體溫”。

丁玲到達蘇區，時在1936年11月初。而史沫特萊這時候則留在西安，從而見證西安事變的全過程，并全身心投入醫療救護工作。1937年1月，史沫特萊也動身前往蘇區。當月，彭德懷、任弼時率領紅軍總司令部和主力部隊抵達三原，逼近西安，以配合東北軍和第十七路軍作戰。而丁玲剛轉到賀龍領導的紅二方面軍司令部，她很快接到通知前往三原的總司令部，接待一位“外國女記者”。三原縣的杜里是個古鎮，雖接通知，但她并不知道對方就是史沫特萊。直到同樣驚喜的史沫特萊和一群年輕人從城門走進，緊緊擁抱住了她，高聲大笑著說：“我們坐卡車從西安來，但是你們這里的城門太小了，卡車開不進來！”

西安別后，兩人終在紅色革命熱土再次相見。史沫特萊之前憑借極為有限的資料寫就《中國的紅色風暴》，記錄下1928至1931年間中國紅軍和蘇維埃政權建設情況。此番得以深入革命根據地，掌握大量第一手資料，對史沫特萊而言意義非常。她在丁玲陪同下發表群眾講話，宣揚婦女解放。任弼時希望丁玲陪同史沫特萊去延安，此時中共中央機關已經進駐延安。第二天，兩人乘大卡車北上，丁玲記得“沿路我們雖然不能暢談，但彼此的一言一笑一揮手，加上幾個簡單的英文單字，還是使我們愉快歡欣。兩天后，我們到了延安”。

史沫特萊在延安十分忙碌，丁玲有時去鳳凰山下看她，發現她從早到晚都在不停工作，除了外聯，還費了極大的精力在滅鼠運動上，試圖改善當地衛生環境。史沫特萊對衛生問題的關注可能也受長期參與醫療救護工作的影響。離開延安后，她先后前往山西、湖北、湖南、江西、安徽、貴州等地，在漢口正式開始參加國際紅十字會的救援。1937年底，丁玲帶領西北戰地服務團行至山西，又遇見了做戰地采訪的史沫特萊。雖然史沫特萊有時會到西戰團來行醫送藥，但兩人多未及長談，史沫特萊就匆匆趕赴武漢籌集藥品和醫療器械去了。

西戰團一別，兩人再也沒能見面。

1980年，丁玲再次悼念史沫特萊，感嘆這位故交臨終前排除萬難想要回到新中國，不料卻在英國與世長辭。四年后，中央美院雕塑家張得蒂從史沫特萊為丁玲拍的照片中獲得靈感，完成了丁玲生前最滿意的一尊半身像，取名“丁玲印象”。今年（2024年）是丁玲誕辰120周年，我們在這尊雕塑的眼中，不僅能看到紅色歲月的人影憧憧，還能感受到堅定的信念和深厚的期盼，穿透歷史，直達未來。

（作者單位：上海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