給他上過課、時任北大校長的胡適先生成為了他的主要約稿對象之一

偶翻《胡適遺稿及秘藏書信》，見有署名“張璿”寫給胡適先生的一封信，用的“世間解社箋紙”。全文如下：

適之先生道席：

學生現幫一出家人編一學術性月刊，名《世間解》，定于七月一日出版第一期，內容以佛學為主，兼及人生之道的研討，如儒道等等。現在學術性刊物是冷門，想像難得社會之歡迎，以是，深愿在第一期中能獲得先生言論之光榮。學生本當躬往懇求，因為，顧慮先生太忙，所以用寫信替代。也因為同樣的顧慮，所以不敢希望新作，如能飭書記從《中國哲學史》中古部分抄一段賜下，亦算得大恩惠了。現在辦雜志，拉稿大難，必須先生作前導，始能有應者云集之望也。肅此敬請

教安

二十四年國文系畢業學生張璿拜上

六月十二日

這位“張璿”即如今大名鼎鼎的張中行先生，“張璿”是他1931年夏天考入北京大學中文系時所用的學名。為了喚起胡適先生對他當年的些許印象，他提到他是“民國二十四年”即1935年國文系的畢業生。在這一屆的中文系中，有胡適先生的“迷妹”徐芳，隔壁的外文系有李廣田和陳世驤，再隔壁哲學系則有何其芳和王錦第，當今的大作家王蒙即是后者的兒子。

張中行之所以給胡適先生寫信，是因為：1947年夏天，張中行受北平廣化寺的續可法師之托，操辦《世間解》雜志的辦刊事宜。他在《流年碎影》提到：“本刊一個研討人生之道的刊物，其目的與其說是致知，無寧說是致用。所謂致用尤著重普遍。”也就是信中所說的“內容以佛學為主，兼及人生之道的研討，如儒道等等”。

張中行深知辦刊不易，“現在學術性刊物是冷門，想像難得社會之歡迎”。特別是創刊之初，約稿尤為重要，“主要只能找與我自己有直接或間接關系的，我出身于北大，求人寫，這所求之人，顯然就最容易是北大的師輩以及一些同學”。在諸多師輩中，從前給他上過課、時任北大校長的胡適先生成為了他的主要約稿對象之一。

既然是胡適在北大當文學院院長時的學生，張中行在《負暄瑣話》“胡博士”一篇中曾提到胡適講授《中國哲學史》課時的情景：

當時同學們都有個共同的感覺，胡博士聰明過人，所以精力過人。三十年代初，他講大一普修的中國哲學史，在第二院大講堂（原公主府正殿）上課，每周兩小時，我總是去聽。現在回想，同學們所以愛聽，主要還不是內容新穎深刻，而是話講得漂亮，不只不催眠，而且使發困的人不想睡。

不僅于此，張中行還在《流年碎影·課程》中提到“第二院大講堂可容二百多人，總是坐得滿滿的”。

胡適只著有《中國哲學史》（卷上），也就是“上古部分”。據他20世紀20年代末撰寫的草稿“《中國中古哲學史》綱要”，其“中古部分”“起于漢初，終于北宋初期，約自西歷前二〇〇，到紀元一〇〇〇年”，其中內容包含“中國的‘禪’（中國思想與印度思想結合后的特別產兒）”。因《中國中古哲學史》，或可言《中國哲學史》（卷中）始終沒有出版，再加上胡適忙于各種事務，未必會給這本新刊專門寫稿，因此張中行在信中提到胡適“如能飭書記從《中國哲學史》中古部分抄一段賜下”一句，其意思是胡適先生可讓秘書就已有書稿中節選“禪宗”有關內容，或者在百忙之中口授大意讓秘書整理成文即可。

此時的胡適先生除了忙于北大的各種事務之外，還有首屆中央研究院院士的選舉事宜，私下還在考證《水經注》，以致身體出現心臟方面的“異樣”。他在1947年6月23日的日記中提到：“今晚約十點半，我覺得胸部不舒服……這是一年來第二次‘警告’，大概是因為近來太辛苦了。”因此，他對張中行這位從前學生的約稿自然沒有任何回應。

而梁漱溟先生是回信但是沒有寫稿，張中行曾提到：“我和他只通過一次信，是四十年代后期，我主編一個佛學月刊，當然要約請北大講佛學的前輩寫文章，于是給他寫信。記得那時他在重慶，回信說，他不寫，也許我的信提到張東蓀吧，他說張東蓀聰明，可以寫。”

朱自清先生的文章刊發僅僅九個月之后朱先生就作古了

張中行向其他諸位師輩約稿的發信或者拜謁并非沒有任何結果，還可以說，收到了良好的成效。這在《負暄瑣話》《負暄續話》兩書中有諸多例證。

比如俞平伯先生，張中行提到：“四十年代后期，我受一出家友人之托，編一種研究佛學的期刊《世間解》，請師友支援，其中當然有俞先生。俞先生對于弟子，總是守‘循循然善誘人’的古訓，除了給一篇講演記錄之外，還寫了一篇《談宗教的精神》。這篇文章不長，但所見深而透，文筆還是他那散文一路，奇峭而有情趣。俞先生很少談這方面的內容，所以知道他兼精此道的人已經很少了。”他在《也說一件小事》中也提到“俞先生很慷慨，創刊號就給了一篇《今世如何需要佛法》，約四千字，是不久前在華北居士林的一篇講演。”

比如廢名，他提到“其時我正編一種佛學期刊，對于這位自信代表佛的作家，當然要請他寫一點什么，他慨然應允，寫了《孟子的性善與程子的格物》《佛教有宗說因果》《體與用》等文”。

比如熊十力先生，張中行認識他，是上大學時去旁聽熊十力在北大開的“新唯識論”。張中行提到，但“交往多是四十年代后期，他由昆明回來，住在北京大學紅樓后面，我正編一種佛學期刊，請他寫文章，他寫了連載的《讀智論抄》。”

比如林宰平先生，張中行提到“我有幸認識林先生，開始于1947年。其時他住在和平門內，我去謁見，是為我編的佛學月刊征稿。林先生不習慣寫零零碎碎的應酬文章，但他客氣，唯恐拂人之意，于是不久就寫了一篇，這就是發表在第四期的《記太虛法師談唯識》”。

再比如朱自清先生，張中行提到：

1947年，我主編一個佛學月刊名《世間解》，幾乎是唱獨角戲，集稿很難，不得已，只好用書札向許多飽學的前輩求援，其中之一就是朱先生。久做報刊編輯工作的人都知道，在稿源方面有個大矛盾，不合用的總是不求而得，合用的常是求之不得。想消滅求之不得，像是直到今天還沒有好辦法，于是只好碰碰試試，用北京的俗語說是“有棗沒棗打一竿子”，希望萬一會掉下一兩個。我也是懷著有棗沒棗打一竿子的心情這樣做的，萬沒有想到，朱先生真就寫了一篇內容很切實的文章，并很快寄來，這就是刊在第七期的《禪家的語言》(后收入《朱自清古典文學論文集》上冊)。當時為了表示感激，我曾在“編輯室雜記”里寫：“朱自清教授在百忙中賜予一篇有大重量的文章，我們謹為本刊慶幸。禪是言語道斷的事，朱先生卻以言語之道道之，所以有意思，也所以更值得重視。”這一期出版在1948年1月，更萬沒有想到，僅僅九個月之后，朱先生就作古了。

查朱自清的日記，未有張中行來信的記錄，但他在1947年12月21日提到“寫成書評和《禪家的語言》”。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顧隨（羨季）先生，張中行曾提到：

四十年代后期，我主編一種佛學月刊，籌備時期，覺得稿源相當困難，同學李君告訴我，說顧隨先生喜歡談禪，可以找他試試……于是就去謁見……關于寫稿的事，他謙虛，卻完全照請求的答應下來。這之后連續一年多，他寫了十二章，成為談禪的大著《揣籥錄》（已收入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顧隨文集》）。

他對這部專著給予了很高的評價——“分量重、反向多”。也就是說，正是因為張中行的約稿和顧隨先生的一再堅持，最后催出了《揣籥錄》這樣一本專著，如同當年《晨報副刊》編輯孫伏園的約稿催出了魯迅的一部名著《阿Q正傳》一樣成為學界的美談。

除了上述作者，因張中行之約給《世間解》雜志投稿的還有吳曉玲、師覺月、南星（杜文成）、任繼愈、王明等諸多名家。不過，雖然他的名人策略起了作用，但由于大環境所致，這本雜志辦了11期之后還是停刊了。

最后還是回到1947年6月12日張中行給胡適寫的這封信。筆者當時琢磨，這也許是他的一封佚信呢？

《張中行全集》已于2019年8月由北方文藝出版社出版。張中行先生的“小友”劉德水先生作為該全集的編者，曾在2019年10月14日《文匯讀書周報》刊有《是新書的最大亮點》一文，其中專門提到“當然，最大的遺憾，是缺少‘書信集’——那是一項大工程，需要耗費更多時日和精力。有人說這套《全集》不全，也不是毫無道理。”

既然《張中行全集》都沒收任何書信，看來這妥妥是張中行的一封佚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