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偉章 1967年生于四川省宣漢縣，現居成都。四川省作協副主席，《四川文學》主編。著有小說《饑餓百年》《大河之舞》《太陽底下》《世事如常》《誰在敲門》、“塵世三部曲”（《聲音史》《寂靜史》《隱秘史》）等，散文隨筆集《把時光揭開》《路邊書》《風和微風》，長篇非虛構《涼山敘事》《下莊村的道路》。曾獲“五個一工程”優秀作品獎、人民文學獎、十月文學獎、鐘山文學獎、鳳凰文學獎、郁達夫小說獎、高曉聲文學獎、萬松浦文學獎等。

白 浩：剛讀了你的中篇小說集《鏡城》，讀這部作品，我確實深刻地感覺到你是一個不愿被定義也不能被定義的作家。這部集子里的六篇小說，與《我們的路》《大嫂謠》《奸細》時代的羅偉章迥然有別，與《誰在敲門》《塵世三部曲》也非常不同，你覺得不斷變化對作家意味著什么？你自己更欣賞哪一個羅偉章？

羅偉章：對一個作家來說，變是危險的，特別是，如果這個作家某一個階段的寫作已比較成熟，而且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認可，再去變，就可能自絕于坦途，走上“不歸路”。但寫作的快樂和藝術的本質，又都與變結盟最深。變不等于創新，許多時候，我們以為變化就是創新，那是奢談創新。小說發展到今天，各式各樣的敘述策略都被嘗試過了，且都有了杰作，想創新是難的；當然也因為難，才招引著那些有志向的作家，前仆后繼地試圖去克服難度。創新難，變化是可以的，它代表了一個作家不滿足于一種模式，希望自己有更多可能性，而且也是不斷地調試，看哪一種表達與自己更加契合，更能抵達完美。

我說不上更欣賞哪一階段的自己，我依然在嘗試。

白 浩：你多次強調小說“種子”的意義，你能就這部集子里的作品具體談一下嗎？

羅偉章：比如《將近兩千年前的一樁懸案》。這篇小說取自《三國演義》。印象中，《三國演義》我大概讀過三遍，第一遍讀到劉安殺妻那一段，很為劉安感動，那時候年齡還比較小。第二遍讀，已經上了大學，再讀到劉安殺妻，就有些不舒服，眼里老是出現那個被殺的、沉默的、無名的人。大約十年前，有天突然想起那一段，心里盤算著是不是應該寫個小說——就為那個無名者。但一直也沒寫。前兩年第三遍讀，就覺得非寫不可了。仿佛落著大雨，四野無人，只有那個無名者，在雨里淋著，彷徨四顧地走著，腳步蹀躞，目光銳利而憂郁，我再不寫，她就不能從雨里出來，或者說，她的天空就不會晴朗。

再比如用作書名的《鏡城》。30年前，我當時的單位有個人離職了，半年后回來，說自己在北京一家公司寫劇本，說自己在那公司很吃香，是個骨干。這讓我驚訝。他在單位上燒鍋爐，平時沒聽說他能寫，更沒聽說他寫過什么。那時候我是單身漢，他愛到我寢室來聊，有天他來告辭，說又要上北京去了，同時帶來一篇他新寫的文章，寫在學生作業本上，只有半頁，我當即看了，幾乎沒有一句話是通順的。這讓我為他悲涼起來，我知道他不可能進什么公司，更不可能成為骨干，他只是用想象為自己塑造了一種生活。從那以后，我再沒見過他，也沒有他的消息，但他一直擱在我心里，有天想起來，就寫成了這個小說。

這些都是種子，你也看出來了，是不同類型的種子。

白 浩：發表于《鐘山》的《鏡城》，獲了很多獎，有頒獎詞說，《鏡城》“在個人遭遇與家國歷史的回憶和想象中，書寫了現實邏輯與歷史悖論的互為糾纏，精神寄寓和價值歸宿的自我詰問”，而你取材的“種子”是那么小，是怎樣讓一粒小種子長成一棵大樹的？你如何評價主人公陳永安這個人物？

羅偉章：當一個人開始自我審視的時候，身份再卑微，也有精神的巍峨。陳永安這個人，當然不再是30年前我那個同事，他有了更豐富和更寬闊的維度。他在現實中夢想，卻并不因夢想而看輕現實。現實是他必須面對、必須應付的，但夢想也是他的權利。他的生活很不如意，在困境中掙扎，掙扎無力，就用長夢去實現，這也是一種人生。人生并非只是看得見摸得著的部分，更不只是訃告上的部分，還有很多潛伏起來的部分，潛伏起來的部分更復雜更深邃，寫作者的使命，就是打撈出那一部分。寫作者的能力，也就是潛水的能力。

白 浩：《逆光》這個小說似乎有《誰在敲門》的筆法，在作家的凝視當中，一粒土塊也能成為曠野，萬般心事葳蕤生長。《北京文學》中篇小說獎頒獎詞中說，《逆光》“重新闡釋中國式家庭倫理在時代語境中的嬗變，仿佛切開城市一角，四兩撥千斤，是時代的浮世繪……貌似生活流的敘事里，飽含著戲劇性，暗藏著象征性”。你如何看待小說的速度和象征？

羅偉章：當列車提速，當地球成為“村”，當網絡空前發達，空間感就從某種程度上被剝奪了，作家們所依賴的陌生空間里發生的陌生故事，已經失去了效用。這就要求作家寫出別樣的小說，在看似千篇一律的生活細節里去重新發現，重新建構一種小說范式。這種小說拒絕快閱讀，不能靜心，就不能閱讀，而一旦靜心，就能讀出平時沒有在意和隨手丟棄的痛和愛、陰影和光明。這類小說是主動的——主動選擇讀者。至于小說的象征，任何一種風格的小說，只要寫好了，都會構成象征，因此象征不是刻意制造出來的。

白 浩：《從第一句開始》這篇作品，寫一個小知識分子懷揣理想，卻無法融入現實，而在逃離現實的途中，又并未獲得理想主義意義上的新生，差一點“被釘死在書架上”。批評家郭艷在評點這部小說時說，該小說塑造了一個“非典型性人物”，同時又認為這個人物：“其實是千千萬萬個曾經的你和我。潮流中行走的我們卻往往不在時代之中，走丟的是時間、記憶還是曾經被時間和記憶賦予的意義？”這樣說來，又不是非典型，而是典型的了。你怎么看？

羅偉章：小說是怎樣寫的，我就是怎樣看的。我們很容易就融入潮流了，那是從眾的道路，也是安全的道路，人當然要選擇安全的道路，這是天性使然，因而是無可指責的。但也恰恰因為這樣，我們更需要一種光彩，這種光彩是由很多要素組成的，比如溫度、細節、撫觸感以及抵達心靈又照亮遠方的情懷和理想主義。這些實在是太要緊了，但我們很容易就忽略了。當我們忽略掉這些，生命里還剩下什么呢？確實就是在潮流中而不在時代里了。“潮流”這個詞，往往與“席卷”聯系在一起，如此，生命過程就被空置。過程空置，時代便與自己無關。理想主義缺失，就可能出現兩種人生，一是沉重，二是虛無。對一個時代而言，也是如此。那個小說中的“我”，非典型性是顯性的，典型性是隱性的。郭艷的評點我也看了，她說：“現實生活中，更多的‘我’連南下創業和拒絕平庸的勇氣和想法都不曾有過，就已經在理想和現實的兩個維度鎩羽而歸了。”說得好。從這個角度講，的確又是非典型性的。

白 浩：《白島》是一個奇特的小說，是一個“在路上”的小說，但最后，路斷在荒島上，茫茫大河成了唯一的路。讀這個作品，我感覺在不斷進入生命內部，那里荊棘叢生，越深入越覺得膽怯和疼痛，但那偏偏又是生命的本質，因而也坦蕩和寬闊。我覺得，這篇小說與《名人》形成了意義上的互文關系。

羅偉章：你說得對。我自己也比較喜歡《白島》。我有個長篇叫《世事如常》，《白島》是從這個小說“溢”出來的部分，不是故事本身，而是情緒，或者說對世事的觀察。《白島》里的人物，始終在探究生命，《名人》里的人物則是努力在經營生活，他們剛好形成對照。

白 浩：我關注到不少批評家談論你的語言，認為你的語言不是你寫出來的，是自然生長出來的，這是相當高的評價。你如何看待小說的語言？

羅偉章：語言不是語言本身的面貌，而是視野的面貌、思維的面貌、情感的面貌、境界的面貌。比如，一個有語言羞恥感的人，羞恥感絕不只是表現在語言上。個體是這樣，整體也是這樣，如果研究一個時代的俗語和流行語，定能有效考察出那個時代的社會風尚和精神質地。作家應對語言擔負使命，好的語言是有香氣的，讀有些作家的作品，能分明聞到語言的香氣。或許，在我的觀念里，莊嚴應成為語言的底色。莊嚴不能偽裝，想偽裝也偽裝不來。有些作品通篇插科打諢，用語不避俚俗，卻讓我們讀出了富有力量的生活，讀出了語言的美；有些作品滿臉正經，卻顯得粗鄙、卑瑣和狹隘。所以語言不只是語言的事。

（作者系四川師范大學文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