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努力》周報1922年12月24日刊載，胡適因病離校休養啟事

現代學術史上還曾有一位著名學者，可能也曾罹患痛風，且因當時醫療條件有限，得不到確切診治，飽受此病糾擾多年。這位著名學者即是早在1917年就從美國留學歸來，由陳獨秀力邀而執教北大，為蔡元培所激贊，一度被視作“新青年”導師的胡適。

因“痛風”查出心臟病

1920年8月31日上午8：00，北京大學正在為兩位外國學者佩利和瓊比舉行隆重的授學位典禮，胡適以校方招待員身份作陪，出席了典禮。站在會場中，他突然感到“腳上風氣很利害”，一時竟難以支撐。當天的《胡適日記》中這樣寫道：“站了三點多鐘，竟不能走路了。”此時的胡適才29歲，從其當天的發病癥狀來看，與如今都市人群里常見的“痛風”癥狀很相似。只不過因為年輕，加之意志力作用，才勉強支撐到典禮結束。

第二天上午，崇內大街華安大藥房經理、美國哈佛醫學院醫學博士謝恩增，匆匆趕往胡適府上診治。經過初步診斷，謝醫師認為胡適的發病癥狀，乃是由于積勞成疾，心臟已經出現了病變，須靜臥休養幾天再觀察。9月5日，基本遵從醫囑靜養的胡適，發現腿上的“風氣”消散了——換句話說，就是能夠走動，不再處于半癱瘓狀態了，遂又照常開始了各項緊張忙碌的學術與社會活動。

可是，僅僅過了四天，9月9日這一天上午，胡適又病倒了，遂又找來謝恩增診治。這一次，還是未能開出什么“特效藥”來，醫囑仍是這幾天不要頻繁外出，應當安心靜養。胡適在當天的日記中寫道，“我又要在家關兩天了”。9月11日，友人朱我農來信，信上轉述了謝醫師的確診結論：

你患的是心臟病——僧帽瓣閉鎖不全（日本名），三扁門漏隙（中國譯名）——我曉得這個病是不能治的。雖不是急性病，二三十年內或無意外事；但必須靜養，切不可勞力過度，煙酒和其他刺激物，絕不相宜。我望你以后務必早眠和多睡，不要太用功……

9月12日，朱我農夫婦均來探望胡適，并確定其所患為“僧帽瓣閉鎖不全”。9月13日，胡適再度求診于謝恩增，胡適在日記中寫道：

他說我服的Digitalis[洋地黃制劑]已有功效，再服四日藥，可以不服藥了，以后須專事靜養。

當天下午六點，蔣夢麟也來探望，稱其與蔡元培都擔心胡適病情惡化，勸其安心休養半年，再出來工作不遲。正值“而立”之年的胡適，在公務活動中“痛風”忽然發作，并在診療過程中，又捎帶查出了先天性心臟病，真可謂“禍不單行”。對此，胡適本人不禁感嘆道：

三年！究竟做了些什么事體？空惹得一身病！

陶行知還曾為其“開一個百年健康的藥方”

醫師與友人都認為，此次突然病倒，乃是身心疲憊，積勞成疾所致，都勸其盡可能休息靜養一段時間。著名教育家陶行知，還曾為其“開一個百年健康的藥方”，這藥方里有三味藥，分別是：

（一）辭去大學教授，（二）停辦《努力》刊物，（三）帶著圖書、家眷搬到廬山去住。

可胡適自己卻說，“我的病雖沒有好，但此時我不容退縮了”。之后不久，胡適重新投入到繁忙紛雜的各項事務之中，工作強度與頻度依舊。謝恩增確診結論的“僧帽瓣閉鎖不全”，在現代醫學中又稱“二尖瓣關閉不全”，是常見的風濕性心臟病的病理特征之一。瓣膜關閉不全，確實是不能用藥物治愈的，更不可能在如此短時間內“痊愈”——如胡適靜養幾天后，即在日記中寫下“全好了”。所用digitalis也并非對癥，此藥的適應癥應為心力衰竭。與其說胡適服用此藥后暫時得以治愈，不如說是通過幾天的靜養下來，在個人強烈的心理暗示與意志支撐之下，體力暫時恢復如常而已。

1920年12月24日，胡適給日本漢學家青木正兒的信中說：“我的確是心臟的僧帽瓣有點關閉不嚴。幸虧發現的早，故此病尚易治。現在我已近痊愈了。”

信中自稱“已近痊愈”，而非“已經痊愈”，表明胡適本人對此病的長期性、周期性發作還是有心理準備的。只是在社會事務、文化理想、學術建樹三個層面，皆抱有相當熱望的胡適，令其對“痛風”及捎帶查出來的心臟病，一時還無暇多顧。事實上，在隨后的相當長一段時期里，常常困擾、頻頻騷擾胡適日常生活的病癥，還并不是這個無法根治的先天性心臟病，而是雖不致命，但卻反復發作，很是令人苦惱的“痛風”癥狀。譬如，1921年10月25日的《胡適日記》中這樣寫道：

昨夜不能睡，今早左腳踝略腫，觸之甚痛，大似去年起病時的樣子。我很擔心，故下午去尋謝恩增大夫診視；他詳詳細細地給我診察一次；小便無蛋白質，體重未減，止有心臟略現變態。他勸我節勞靜養，并給我開了一個健心的藥方。我這五十天太勞了，應該早睡為第一要事。

1922年11月15日的日記中，胡適又寫道：

病來了！……腳腫大像我前年起病時狀況，故頗有點怕。

“痛風”頻繁發作 轉而求助中醫

由于當時西醫里還根本沒有“痛風”這一病癥名目，且在多次投醫問診中也始終得不到確切診斷與對癥治療，胡適想到了轉而求助于中醫。11月17日的日記里，就曾提到：“出城訪陸仲安，請他給我開一個方子 。”

令人驚異的是，僅僅過了一天，11月18日這一天，胡適“病就漸好，去上課辦公了”。到11月22日，胡適仍堅持服用中藥，身體已無大礙，他在日記中這樣寫道：“上課。出城診病，換一方，檢藥后，回家吃飯，已兩點鐘了。”

據此可知，當胡適向名醫陸仲安投診之后，當時通稱為“腳氣病”的“痛風”癥狀，確實迅即得到了緩解。不過，在陸仲安處獲得藥方后次日，胡適的“病就漸好”，這是其“病程”已至末期，因之癥狀自然緩解，還是陸氏用藥極為“靈驗”，恐怕還不能遽下斷言。

伴隨著“痛風”的頻繁發作，在隨后一段時間里，胡適不斷在中醫與西醫之間往返求治，無論中西醫，所謂用藥“靈驗”，也都只是暫時緩解癥狀而已，始終未能根治這一頑疾。從《胡適日記》中可以看到，雖深受“痛風”困擾，可胡適并未因這一頑疾時常發作，就擱置自己繁冗雜多的學術、文化、社會活動。

當時在《胡適日記》中屢屢提到的“腳氣病”，如今已為都市人群的常見病“痛風”，醫院診療科目上屬于“血液科”。然而，目前無論中西醫，所有的臨時藥物治療“痛風”，都只能在此病急性發作時，通過“對癥”藥物緩解癥狀而已，無法即刻根治此病。

一般而言，“痛風”患者合理安排飲食，堅持體育鍛煉，長期控制與降低血尿酸，才是避免或減少此病急性發作的常規辦法。不過，整整一百年前的中國社會里，無論中西醫體系，對于“痛風”這一病癥都還沒有確切的認識。當時剛剛嶄露頭角，處于事業上升期的胡適，對于“痛風”，也只能以人們通常習見的“腳氣病”視之，只好將之視作時好時壞、時發時息的某種說不清、道不明、根治不了的“小病”。

（轉載時有刪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