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豫章”乃江西行政區劃的最早名稱，古稱“豫章郡”。自古以來，此地文風極盛，明陳建《皇明資治通紀》言之曰，“國初文運惟江西獨盛”，“及其季也，羅陳章艾樹幟豫章，震動海內”（俞長城《題葉永溪稿》）。羅、陳、章、艾指羅萬藻、陳際泰、章世純與艾南英，四人入《明史·文苑傳》且給予較高文學地位。鑒于《明史》推崇，文學史家便把此四人編入文學史體例，稱之為“豫章社”。最早見于1915年由上海泰東書局出版的曾毅的《中國文學史》，該著1932年再版時在第三十二章“明末文學”增加“坊社倡導之盛—復社之主盟—復社宗法王李—幾社之主盟——幾社應和復社亦宗王李—豫章社之主盟—豫章社宗法震川—明文學界顛倒于門戶”小標題于書眉之上，奠定了“復社-幾社-豫章社”三社鼎立的明末文壇格局。后來文學史家多循此例。

一

文學史著之“豫章社”似指以“豫章四子”為核心的一個科舉文社。但事實并非如此簡單。這里有兩個疑點：第一，四子別集中未見他們自稱“豫章社”者，說明四子雖有結社，但是否為“豫章社”尚存疑問。第二，“豫章社”名稱在明代末年確實存在，文獻見于陳際泰《太乙山房集》，即明崇禎年間陳云怡等十二三人所結“豫章大社”，明崇禎四年胡悅之及伯兄、李葵之叔侄、陳際泰之子所結“豫章九子社”，明崇禎六年王正靖所結“豫章名社”，明崇禎年間由江西左布政使李長庚和江西“十三郡”能文之士在南昌薇省之左亭所結“豫章社”，此社當與文學史著所言“豫章社”最為接近。但令人深感奇怪的是，“豫章社”名字與文獻并未在“四子”別集中出現，而是保存在陳弘緒《陳弘緒集》中《祀鄉賢文學喻公傳》《先友祀鄉賢萬征君傳》兩篇傳文中。據二傳記載，李長庚以官方身份組織“豫章社”并成為實際領袖，其子李春潮出面組織聯絡，似存“私心”，成員非僅“豫章四子”，而是江西全省最為“能文者”。此社“豫章四子”僅在“參與”，而非“領袖”，這也可能是四子未在別集中言及該社的原因吧。

我們在閱讀中國文學史著“豫章社”時極易與“豫章四子”相聯系。這是對“豫章四子”結社的誤讀，有必要重新為之正名與定位。稱“豫章四子”為“豫章社”最早見于清代紀昀所編《四庫全書總目》。可見，“豫章社”乃后人“贈與”豫章四子之社名，實非當時李長庚之“豫章社”。事實是，豫章四子之“豫章社”應指與豫章四子有直接或間接聯系的江西眾多文社“結合體”，是一個具有聯盟性和延續性的“社盟體”。“豫章四子”名氣較盛，坊社書肆多刻其文，艾南英《羅文止臨場藝序》就稱羅萬藻“闈牘傳都門，為之紙貴”，后又經清代時藝名家呂留良點評推崇，“豫章四子”名聞天下，在他們周圍便形成了一個“社文化圈”。他們或親自組織文社，或參與其他文社，或寫社序鼓吹，或與非豫章社論爭。這樣，他們就很容易地把江西眾多文社“團結起來”。其中與“豫章四子”結社有直接關系的四家：新城大社、汝南騰茂社、汝南明業社、豫章社。

二

“豫章四子”最早結社起于明萬歷二十八年，地點在江西黎川縣新城，社名為“新城大社”。“新城大社”的成立標志著以“豫章四子”為領袖的“豫章文社派”正式形成，且“立派樹幟”意識十分強烈。陳際泰在《新城大社敘》中就曾自言曰：“文章一派，乃在新城。”該序介紹了“豫章四子”結社情況，其中三點尤為重要：第一，盛贊“江右之結社多”，但“未有桀然自命于時者也”。言外之意，新城大社較為有名。第二，陳際泰出生于明隆慶元年，長艾南英16歲，33歲參加萬歷庚子試落第后組織“新城大社”。艾南英時年17歲，跟隨當湖李養白讀書。可以說，陳際泰是早期“豫章文社派”領袖，章、羅、艾對陳際泰成立“新城大社”給予支持。第三，新城大社約止于明天啟元年，歷時20年左右，時間較長，社中文人丘毛伯、游太來、曾隆吉、祝文柔、管龍躍、傅旋履先后中進士。

明神宗中年又有羅文止、陳際泰在臨川結“汝南騰茂社”，也是豫章文社派的早期構成“派員”。文獻主要保存在羅萬藻《此觀堂集》《汝南明業社序》中。這篇序言乃羅萬藻于天啟年間組織“汝南明業社”而作。由序而知，該社延續了三十年前羅萬藻、陳際泰之“汝南騰茂社”，具體時間無考，由其中“神宗中年”大致可推測該社成立于明萬歷中葉，從社員多“予鄉”“不出二三里”可知這是羅萬藻、陳際泰在其“鄉里”所結文社，是他們在范圍較廣、影響較大的“新城大社”之外的“就地結社”。三十年后，社事延續。“汝南騰茂社”與“汝南明業社”多為陳際泰、羅萬藻及管龍躍師生、家族小范圍之結社，后因“豫章四子”聲名鵲起，“議論銷歸，聲理和會，四方之風，蓬蓬欲一”，成為“豫章社”聯盟重要成員之一。

明天啟以后，地域性文社遍地開花。隨著金壇周鐘、婁東張溥應社、復社之立，各地文社樹幟而起。江西自然也不甘落后。明天啟崇禎間，在李長庚組織下，合江西十三郡能文之士為“豫章社”。至此“豫章社”橫空出世。這是一個影響力較大的文人團隊，代表著江西文學的最高水平，而且第一次以“豫章社”之名與江南吳地文社相“比肩”。李長庚《明史》有傳，為官“清操”，“盡心荒政，民賴以蘇”。得此優秀父母官“持社政”，明天啟崇禎之“豫章社”才能籠絡江西各地名士而聞動“天下”。初起于兵部主政喻言興之子喻全禩“嗜古益甚，所為制舉藝與時尚方枘圓鑿不相入，試輒落，落不能前”。李長庚認為其未能中第在于“文名”不足，可謂“知之為深”。只有通過結社，出版社刻，廣泛宣傳才能“高中”。可以說，李長庚找到了科舉中第之“秘籍”。如果沒有文社推崇，僅靠個人“奮斗”有點“異想天開”。李長庚正是切中此中秘籍，因此才讓其子李春潮于“每月之三九日約全禩與同郡李炱、萬日佳、萬時華、陳維恭、李光倬輩角藝于薇省之左亭，月無虛旬”，可謂勤苦異常。李春潮能和江西各地之能文者聯合成立“豫章社”，必然得其父李長庚相助。從某種意義上而言，這也是李長庚為江西“文事”繁榮、為國選才而為之。“豫章四子”皆入其中，成為“豫章社”分社領袖。“豫章社”在明天啟崇禎間名氣較盛，當時應社著名領導人周鐘文壇地位甚高，尤“極力推崇豫章”。“豫章社”成為名副其實的江西第一“社-派”。

三

以上為構成“豫章社”聯盟體的主要成員，江西其他“豫章社”聯盟體成員還包括“豫章四子”以指導方式參與的眾多文社、詩社，從而形成一個豫章社派文化圈。因而，從某種意義上而言，文學史著中之“豫章社”其實質乃一地域性文學流派。

較早為“豫章四子”定位文學派別的是謝國楨，他在1934年出版的《明清之際黨社運動考》中就強調“豫章派”成立的“文社”基因：第一，陳、艾文集中記載了很多江西社群，以此而結合成“豫章派”。在以往文學史家僅關注文學派別的“內容—藝術—審美—創作”這些范疇內容進行研究時，謝先生的這一觀點無疑是十分獨特而富有創造性的。“豫章派”因此第一次登上文學史舞臺。第二，豫章派與其他地域性文社保持緊密聯系，在文學主張上各有所本，是地域文化的繼承和沖突的集中體現。值得注意的是，相比以往文學流派研究范式，謝國楨無疑為此后的文學流派研究“暗示”了一種新的方法范式，我們不妨稱之為“社—派”范式。謝國楨雖為歷史學家，多從“歷史—考證”視角解讀明清黨社現象，但這一新的研究范式似乎在文學史著中“深受感染”。最早把這一“社—派”范式引入文學史著中的是曾毅的《中國文學史》（1915年初版），該著言：“坊社為世倡率者，以著見梗概，若復社、幾社、豫章社，其聲光之卓爍，亦有明之神龍掉尾也。”其中所及“豫章社”我們就不能單純認為它是一個由“豫章四子”組織的“純粹”科舉文社，而是一個具有聯盟內涵的文學流派。筆者特此為之正名與定位。

（作者：張濤，系北京外國語大學中國語言文學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