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文化源遠流長、博大精深，藏書樓在延續文脈、教化社會中發揮了重要作用。涵芬樓創立于1904年，以專藏善本古籍和地方志著稱，是商務印書館上海時期的藏書樓。出版家、教育家張元濟主持商務印書館編譯所之后，便著手籌建編譯所的資料室，1909年，隨著藏書量的增加，資料室正式以涵芬樓命名，取“善本書香、知識芬芳”之意。涵芬樓善本古籍和地方志的藏書體系傳承了中華文化，對公眾開放的管理理念則體現了從傳統藏書樓向近代圖書館的轉變。

“求書四法”以充實館藏

涵芬樓主要采用“求書四法”搜購古籍，即“求之坊肆，丐之藏家，近走兩京，遠馳域外”。作為當時商務印書館編譯所所長，張元濟為涵芬樓的圖書建設作出了突出的貢獻。

“求之坊肆”意為零星購買散落在坊間書估手中的文獻要籍，張元濟在自家門前設攤“求買舊書”，每到一地出差，總先走訪書肆，搜購元明刻本。“丐之藏家”是從藏書家處成批收購，據記載，主要有四次收購，即1904年購得紹興徐友蘭熔經鑄史齋善本古籍約50余櫥；民國初購得清宗室盛昱“意園”、廣東豐順丁日昌“持靜齋”的不少舊藏；1925年購得揚州何氏藏書4萬余冊；1926年夠得烏程蔣氏密韻樓舊藏精品，含蔣氏所藏《永樂大典》殘卷10余冊。“近走兩京”意為從歷朝舊都等經濟、文化繁榮地域搜購文獻。1911年張元濟在北京訪書，一個月就先后購得了《六朝政事紀年》《蜀鑒》《脾胃論》等元明刻本。“遠馳域外”即訪書還要放眼國外，如1928年10月張元濟赴日本，訪問了靜嘉堂文庫、宮內省圖書寮等藏書機構，借照了40余冊宋、元、明刊古籍。

據商務印書館編輯曹冰嚴所記，從1918年到1936年間，涵芬樓所藏善本古籍和全國地方志，多數是張元濟親手征集的，對一些值得重視的刻本，他都仔細翻閱、精心鑒別，查核存目、批示價格。“求書四法”等造就了涵芬樓豐富而珍貴的館藏，截至1931年，涵芬樓搜藏善本3.5萬余冊，一部分珍稀版本，如宋刻本《六臣注文選》、宋黃善夫刊本《史記》等。

珍藏善本以傳承文化

涵芬樓的善本古籍內容極為豐富，源于張元濟等知識分子拯救我國珍貴古籍文獻的歷史責任感。張元濟在致友人傅增湘的信中曾說：“吾輩生當斯世。他事無可為，惟保存吾國數千年之文明，不至因勢而失墜。此為應盡之責。能使古書多流傳一部。即于保存上多一分效力。吾輩炳燭余光，能有幾時，不能不努力為之也。”

涵芬樓善本古籍涵蓋了宋、元、明、清等各個歷史時期的版本，包括抄本和稿本等珍本善本。據粗略統計，涵芬樓匯集了宋本129種（2514冊）、元本179種（3124冊）、明本1419種（15833冊）、清代精刻138種（3037冊）。其中有許多稀世之珍，如宋本中的《周易》《通鑒紀事本末》《說苑》《陶淵明集》等。還有如《涵芬樓秘笈》《四部叢刊》《續古逸叢書》《百衲本二十四史》等多種質量上乘的善本。

此外，涵芬樓的藏書還有鮮明的地方志特色，張元濟認為：“地方志雖不在善本之列，然其間珍貴之記述，恐有比善本猶重者。”到1931年，涵芬樓藏地方志達2600余種，計25800余冊。有元本2種、明本39種、清代及民國時期刊本2524種，有嘉靖年間刊本的孤本方志如江蘇省的《豈山縣志》、湖北省的《隨州志》、四川省的《漁川州志》。還有珍貴的抄本和稿本，如張鳳孫的《泰寧縣志》、李鐘峨的《通江縣志》等。另有僅華盛頓美國國會圖書館有藏的羅定全的《資縣志》等。涵芬樓成為當時收藏地方志最多之處。

整理編目以有序存藏

涵芬樓促進了編目技術的發展，成立初期，因藏書不多，仍然使用四部分類法，但是到了東方圖書館時期，圖書增至40萬冊，兼跨多種類，傳統的分類法不能很好適應圖書分類的新需求，于1928年出版《中外圖書統一分類法》，解決圖書分類面臨的新問題。唐錦泉在《回憶王云五在商務的二十五年》中記載：他（王云五）認為杜威十進分類法在中國圖書館界中比較適用，但應設法擴充，以便容納中國特有的圖書，如中國古代群經諸子及中古、近古哲學著作等。

涵芬樓對圖書的管理也做了一些嘗試，主要可從目錄學著作《寶禮堂宋本書錄》和《涵芬樓燼余書錄》看出。根據藏書的新情況，《寶禮堂宋本書錄》構筑了“四加一”的體系以區分宋刊本和元刊本，《涵芬樓燼余書錄》則在總目錄下又形成了三級目錄，方便了書籍的檢索和查詢。涵芬樓在搜集、館藏古籍的過程中培養了一批精于版本目錄和校勘的專門人才如孫毓修等，這對近代圖書館事業發展起到了促進作用。

公諸眾覽以開啟民智

中國歷史上的藏書樓大多著眼于藏，隨著西學的傳播，創辦公共藏書樓逐漸成為開民智的題中應有之義。涵芬樓創設之初，張元濟在給繆荃孫的信中提到自己“擬勸商務印書館撥款數萬金收購古書，以為將來私立圖書館張本”。可見涵芬樓的目的不僅在于藏，更在于成立公共圖書館，對外開放，使大眾受益。

1926年，涵芬樓更名為東方圖書館，“聊示與西方并架，發揚我國固有精神”，原來涵芬樓所藏古籍全部館藏在三樓，館內訂有《閱覽章程》，章程共四章17條，含閱覽時間、場所、手續和附則，同時對圖書實行分類管理，部分圖書提供開架閱覽，這在當時的圖書館并不多見。

從1926年至1932年間，東方圖書館的藏書量超過了50萬冊，各類圖片5萬多幅，經鑒定或整理的善本近4000種，共3.5萬多冊，再加上收藏的善本總數近8萬冊，其中精品和孤本就有逾5000冊，東方圖書館堪稱當時東方的第一大圖書館。據當時資料統計，1929年入館閱覽者近3萬人，1930年達到3.6萬人，它的對外開放，使讀者受益其豐富的館藏，開闊了視野、增長了智慧、浸潤了文化。

不幸的是，1932年淞滬會戰，東方圖書館被日軍縱火焚毀，除547部善本書幸存外，其余全部被付之一炬，張元濟陸續著錄成《涵芬樓燼余書錄》，逐一記錄版本行款及歷來藏家題跋、圖記，1951年付印出版。

涵芬樓藏書滿足了商務編譯出版之需要，實現了保存傳統文化之使命，發揚了服務社會之精神，公諸眾覽、對外開放，與傳統藏書樓形成了鮮明的對比，起到了“為天下先”的示范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