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父親吳宓（字雨僧，又字雨生）生于1894年，為慶賀和紀念他的130歲誕辰，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在吳宓家人不斷努力搜集、整理、編輯和友好幫助校譯的基礎上，經三年精細校對審閱，終于將《吳宓文集》出版發行。這對關心和喜歡吳宓作品的讀者來說，不能不算是一大喜訊。在此，作為吳宓的女兒及《文集》的編者，我謹代表全體家人向所有幫助過《文集》出版的同志們表示深深的感謝。

以下對《文集》作點介紹。

我父親吳宓自幼即對漢字之美有特殊的愛好，及長，酷愛讀書，尤喜文學，少年時候，即屢試創作與翻譯。清末在陜西家鄉學習時，即撰有《陜西夢傳奇》。赴京入清華學堂不久，就將美國名宿馬登（Orison Swett Marden）所著之Pushing to the Front一書，譯為《青年勵志編》，在民國十年（1921）、十一年分刊于《中華新報》。又將美國著名詩人朗費羅（Henry Wadsworth Longfellow）之長篇敘事詩《伊凡吉琳》（Evangeline），以己意增刪補綴，改編為《滄桑艷傳奇》，刊登于《益智雜志》。

民國三（1914）、四年間，父親撰有《二城新事》（紀實小說）、《如是我聞》《榛梗雜話》《余生隨筆》等，并為《清華周刊》撰寫了三篇社論和《清華周刊臨時增刊引》等。民國八（1919）、九年間，應《民心周報》之約，陸續撰寫了《世界近史雜記》《歐戰論略》等文。以上諸文，除《余生隨筆》中論詩各篇已收入《吳宓詩話》外，因均屬少年習作，不夠成熟，本文集未予收錄。其英文著作，僅將對外介紹白璧德新人文主義及中國文學現狀的兩篇文章（后一篇為演講提綱），由整理者譯出刊布，其余一概未收。有些文章，因與已出版吳宓著作內容重復，本書亦不收。

吳宓在東南大學、東北大學、清華大學、西南聯合大學、燕京大學、武漢大學及西南師范學院等校任教近半個世紀，主要講授西洋文學、世界文學史、英國浪漫詩人、中西詩比較、文學與人生、世界古代史、世界中世紀史等，均各撰有講義，最能反映他畢生的教學內容與思想。可惜經過歷次社會動亂，這些講義悉被抄沒、盜竊、毀棄，有些則因曾托人保管，而所托非人，最后無法索回。因此父親所撰講義，家中一概無存，其多年所作大量讀書筆記，亦以上述原因，所剩無幾。今其文集不能收錄這些內容，實為憾事。讀者朋友如有相關稿件線索，敬祈賜告，以便彌補此闕，使文集日趨完善。

本書所收的文章，主要為吳宓1921年自美留學回國任教后所譯所作，散見于民國時期其所主編的《學衡雜志》《大公報·文學副刊》，及《大公報》《國聞周報》《中華新報》《宇宙風》等報刊。

《文集》編輯按常規分為著作及譯作兩大類。著作類中，又依據作者多年研習及教學的特點，分為偏重國學和偏重西學的上下兩編。兩編內部，按照主題整合：同主題文章，一般以發表時間先后為序，綜論性文章排在專題文章之前。不同主題之間，以空行分隔。

本書“著作編（上）”有兩組專門闡發作者辦學與辦刊宗旨的文字。辦學方面，吳宓在創辦清華國學研究院，或為清華大學外國語文學系制訂辦學方針、學程方案時，始終強調：“學問者，一無窮之事業也。其在人類，則與人類相終始；在國民，則與一國相終始；在個人，則與其一身相終始。”而其辦刊又恰值新舊文化遞嬗之際，新文化運動勢頭正盛，倡導者極力詆諆批判我國傳統文化，只注重汲取和傳播西方晚近一家一派之思想，不僅主張廢除文言，通用白話，且有以羅馬字母替代漢字之說。凡此，都使一向極其寶愛中西古今文明精華的吳宓異常痛心，尤其對漢字拉丁化的主張，使他產生了一種文化淪落的恐懼。于是聯合學貫中西的同道之士，共同昌明國粹，融化新知，以示反抗。其于國學，切實精研，力求明其源流，著其旨要。于西學，介紹西洋思想，翻譯西方古今之哲學、文學名著。又幾番精心編撰《西洋文學精要書目》，引導熱心西學的少年學子博覽群書，深窺底奧，明白辨析，審慎取擇，而不致道聽途說，陷于一偏。以上思想，貫穿于其所有著譯的文字中。

本書所收詩文作品，幾乎全為民國時期所作。1949年后，作者自知未能“與時俱進”，為避免犯錯，除為教學需要而撰寫一些有關世界古代史、中世紀史的知識性材料，供學生參考外，再未主動發表過作品。僅有的三篇文章：《改造思想，站穩立場，勉為人民教師》，乃其1952年參加全國高校思想改造運動的思想總結；《毛主席講話對我之啟示》及《再談毛主席講話對我之啟示》兩篇，則為受西南師院領導之命，為1957年4月學習毛主席在最高國務會議上的講話后所作之表態。這三篇文章均由西師代為發布，今按時間順序附錄于集末。

長期以來，吳宓被新文學派視為頑固守舊的保守派、新文化運動的絆腳石，倍加譏斥歪曲、排擠攻擊，必欲除之而后快。其實吳宓一直在思考我國文化進步的問題，亦渴望“真正的新文化運動得以發生”。他信奉阿諾德（Matthew Arnold）為文化所作的定義：“文化者，古今思想言論之最精美者（Culture is the best which has been thought and said in the world）。”故主張兼取中西文明之精華而熔鑄之、貫通之，以造成中國之新文化。吳宓之所以不慊于新文化運動者，非以其新，實以其所主張之道理，所輸入之材料，多有偏頗，既昧于大體，態度又激進武斷，一切以新為貴，凡舊者皆斥之。

如新文化運動倡文學革命，強制推行白話而廢文言。吳宓公開表示反對，謂：“白話可用，而文言斷不可廢。”此言一岀，立即被批為白話文的“絕對的反對者”，遭到了攻擊，根本不容其說理。

其實吳宓并不絕對反對白話文。早在上世紀二十年代初，他即“屢言今日吾國文學界最急要之事，為創造一新文體，以固有之文字，表西來之思想，以舊形式入新材料，融合之后，完美無疵。此本極難之事，執筆者人人有責。時人競尚語體，而欲鏟除文言，未免有誤。且無論文言、白話，皆必有其文心文律，皆必出以凝煉陶冶之工夫，而致于簡潔明通之域。大凡文言首須求其明顯，以避難澀饾饤。白話則首須求其雅潔，以免冗沓粗鄙。文言白話，各有其用，分野殊途，本可并存。然無論文言白話，皆須精心結撰，凝煉修飾如法，方有可觀。昔日約翰生博士（Dr.Johnson）贊艾狄生（Addison）之文章，謂為familiar but not coarse,elegant but not ostentatious。其上半句可用作吾國今日白話之模范，下半句可用作吾國今日文言之模范”。吳宓自陳其所以使用白話文翻譯《鈕康氏家傳》，“亦惟競競焉求盡一分子之責，以圖白話之創造之改良而已”。

新文化運動激進派的“破舊立新”、自由派的“棄舊圖新”，與基于文化漸進觀而主張“推陳出新”的學人之間的論戰，許多年來，頻頻見于眾多有關中國文學史的著作，觀點結論大體相近，至于是否公正確切，還有待歷史進一步檢驗。所幸隨著時代進步、思想解放，近十幾年來，已有相當多的學者對此有所反思，有了更為客觀的討論。希望本《文集》所提供的材料，能促進相關研究的深入。

《文集》的編譯整理錯漏之誤難免，敬請讀者不吝賜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