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5月的一天，北京的一家賓館里，重病纏身的王富仁先生決然了斷自己的生命。噩耗傳來，非常震驚和哀痛，卻也能夠充分理解富仁兄：他太痛苦和孤獨了！ 就像魯迅《墓碣文》中所寫，只能“自囁其身，終于殞顛”。

富仁兄就是這樣，性格剛烈，獨來獨往，有大智慧，大決斷，做人如此，做學問亦如此。

在現代文學研究界，王富仁是公認的最具代表性的文學史家和魯迅學家。他是山東人，生于1942年。常聽他半帶調侃說“我就是一個農民”，也許他下意識自我定位為農民，有意與學界其他人區分開來。這老兄不修邊幅，頭發凌亂，胡子拉碴，一身平常不過的夾克或者襯衣也有些邋遢，抽起煙來一根接著一根。乍一看，還真有點像農民。其實他并非出生于單純務農的家庭，父親還是一位有文化的基層干部。不過富仁兄從小生活在農村，大學畢業后還在鄉村中學教過書，又到軍墾農場鍛煉過幾年，這些經歷，讓他熟悉農民，與農民的思想情感血脈相通。這也輻射到他后來的學術研究中，“農民”“民間”“啟蒙”“革命”等，是他經常思考的主題。

王富仁在山東大學讀本科，學的是俄語。“文革”后報考研究生，選擇了西北大學的現代文學專業，那時他顯然決定要以魯迅作為自己終生的研究方向了。他的碩士論文《魯迅前期小說與俄羅斯文學》發揮了自己的學業積累的優勢，從俄羅斯“清醒的現實主義”得到啟發，也以此作為他魯迅研究的起點。1982年，他考到北師大讀博士，師從李何林先生，但他的學術路子并不完全順從導師，而有意偏離當時主流的研究思路，另辟蹊徑。學術上他是“獨往”的，獨立思考，認定目標，就不為潮流而動，堅定地走下去。不到三年，他就寫成論文《中國反封建思想革命的一面鏡子》，深入闡釋魯迅《吶喊》《彷徨》的現實主義結構意義，從啟蒙角度考察魯迅特有的思想革命價值，對以往“政治魯迅”的論述有明顯的突破。后來，王富仁回顧他突破的過程，承認之前像陳涌、李何林等前輩學者的魯迅研究對自己的起步有很大影響，但他細讀魯迅，又覺得前輩的論述有些“隔”，好像不是在研究魯迅，而是用魯迅去證明階級分析的方法。王富仁則要“回到魯迅”，從魯迅的作品實際中發現魯迅思想的獨特性。

現在看來，王富仁論文的這些觀點都已經是常識，但在當時，他的這個“鏡子說”的出現，本身就是革命性的。雖然也遭到一些非議和批判，富仁兄一度被卷進當時帶有政治性的論爭漩渦中，但他有定力，還是“獨往”，堅執地維護自己的觀點。這位初出茅廬的博士生因此而一鳴驚人，登上魯迅研究的學術制高點。回頭看，富仁兄靠的是自己的實力，也有賴于80年代改革開放的寬容；他還很幸運地遇到《文學評論》編輯王信先生等伯樂的賞識，可以說順風順水。富仁兄在我們那一代學者中，成名是最早的。

之后，王富仁又以魯迅的思想“打開”五四的研究，以及對現代文學諸多作家作品的闡釋。富仁兄的研究特色是大氣，喜歡抓大問題，又善于從文學史現象中引發理論思考。他的文章多是從“思想”切入，理論性強，篇幅也長。有些文學現象分析，別人可能說不上幾句話，而富仁兄卻能伸展開去，洋洋灑灑，雄辯滔滔。富仁兄的文章樂于采用辯證思維，讀來有點繁冗，卻也以理服人，讓人感受到理論奔涌的激情，以及激情深層的某些痛苦的精神氣息。我感覺富仁兄的文風與俄羅斯文學影響有關系，他可能在追慕和模仿別林斯基那種博大、雄渾的氣勢。

令人意外的是，2003年，王富仁還不到退休年齡，決定離開北師大，到汕頭大學任教。為何離開北京，我不太清楚，猜想他是有過內心掙扎的，不可能只是為了報酬較豐。這又是一次“獨往”。

他在汕頭十多年，可想是寂寞的，人們常見他獨自一人遛狗。他到汕頭之后所做的一件大事，是轉向“新國學”研究。他寫過長達十多萬字的《“新國學”論綱》，在學界引起一些注意，但是應者寥寥。我想他是想回應當時拋棄五四傳統的“國學”熱，以“新國學”的這個籮筐把五四新傳統都裝進去。但“籮筐”太大，容易化為烏有。無論如何，富仁兄用心良苦。

我和富仁兄交往比較多。最早一次是我剛考上北大現代文學專業博士生，我們幾個同專業的博士生有過一次聚會，我第一次見到這位早出名的老兄。第二次記得是到北師大登門拜訪，具體談過些什么記不清楚了，只記得他滿屋都是煙味，床底下很多酒瓶子。后來我們常在一些會議或者論文答辯會上見面。他到汕頭后，還邀請我去過一回。他的文章還是雄辯滔滔，但待人接物卻很平和了，眉宇間似乎總藏不住某些寂寞。

富仁兄的“獨往”，就是獨立思考，不隨波逐流，也不盲目輕信權威與定論。我聽富仁兄的學生劉勇老師講過一件事。北師大的校訓是“學為人師，行為世范”，由啟功先生提出并親筆題寫的，大概是為了給師范生提出很高的要求吧。而王富仁認為不妥，知識分子若總把自己當作“人師”“世范”，不自覺就會高高在上，好為人師，脫離群眾，不如改為“學為人，行為世”。我覺得富仁兄說的有些道理，他歷來對于知識分子的毛病總是很警覺的。

富仁兄給我印象最深的“獨往”，是在2012年春，人民教育出版社一次小型的會上。教育部準備聘請王富仁和我二人擔任小學初中語文統編教材的總主編。王富仁也答應了，特地坐飛機從汕頭飛到北京來開會。我和富仁兄交談，還想問他如何分工。他也沒有多說。到了會上，他搶著發言，說這件事吃力不討好。瘦削的臉上似乎顯出某些不屑與苦悶，還順便把教育界種種亂象批判一通，完全不顧及場面與情面。我當時想，既然不愿意接這項工作，富仁兄何必又答應人家，千里迢迢來到北京開會呢？不解。

后來我只好一人承擔了義教語文統編教材總主編的工作，接著還編高中語文，也是統編。十年過去了，教材編寫很多制約，眾口難調，經歷了很多艱辛，也遭受很多攻擊，每一步都如履薄冰。而富仁兄早就撒手人寰，我才真理解了他：編教材是大事、實事，卻又的確是吃力不討好的事。

（選自溫儒敏《師友感舊錄》。該書即將由河南文藝出版社出版）